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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宜:关系、消费与权力:酒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更新时间:2016-09-28 18:34:02
作者: 黎相宜  
直接投资达176亿元。

   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新闻联播》对牛玉儒饮酒招商引资的报道,实际上是将其成功完成交换,达到工具性关系消费的最高预期树立了“典型”和“榜样”。牛玉儒在饮酒情境中向客商表达“诚意”的功能在于“建立或拉近关系”。其最低预期是防御性地传达“诚意”;其最高预期则是进攻性地达成“交换”,即客商的投资。

   为了亲自表达诚意,牛玉儒有时一晚赴好几场酒宴,喝酒都是一饮而尽,从不吝啬。而回到车上则是常常胃疼难受,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呼市招商引资,自己喝多少都无所谓。

   牛玉儒认为自己是为了“把事情干好”,在以“身”喝酒的同时抛弃了保存和保护自己“身体”的本能。牛玉儒这种“身体观”与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有关。在中国人看来,身体是权力展现的场所,是权力实施的机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其身而天下平”。身体成为政治化的符号性存在,政治把身体作为构筑权力大厦的砖石。政治精英的权力也就呈现于意义生成的过程之中。一个政治精英要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自己的同僚及下属中“以身作则”。

   综合看来,进攻表达及进攻工具型的关系消费往往为饮酒社交实践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是指被饮酒社交实践个体所共享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且这种规范会对进行关系消费的个体起着约束和型塑的作用。而当环境不确定、个体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佳方案的时候,通过模仿那些已经成功进行关系消费的饮酒社交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也诱导了防御表达与防御工具型的关系消费,即人们在实际的关系消费中无法达到最高预期,最起码也要维持住原有的人情和表达应有的诚意。其中,防御表达型的关系消费会导致制度化模仿,由于大家都承认饮酒社交这种关系消费是好的、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如果个体不采纳这种制度化的饮酒社交实践,就会受到很多压力。防御工具型关系消费则会出现个体竞争性模仿的现象,导致进行关系消费的个体往往面临其他个体的竞争压力而不得进行模仿。

   必须指出的是,转型期的饮酒社交关系消费,同样延续了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特点——“复合性而非单一性”。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时点和情境下,“真情”、“人情”、“交换”、“诚意”四个子成分既可以单独运作,也可以多个同时激活,从而呈现出流动的形态。四种关系消费表演文本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而实际的关系消费往往复杂地混合着工具性与表达性、防御性与进攻性。在长期共处或共事的面子关系、情感关联、非物质性的价值关联等较为稳定的关系消费中,表达性的“人情”与“真情”较受重视;而在一次性或短期的关系消费中,工具性的“诚意”与“交换”则比较受到重视。

  

三、关系消费的凝固

  

   关系消费表演作为受宏观情境约束的实践,在情境化实践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立性与自生性的微观约束力量。社会中的个体通过重复的饮酒社交实践将其逐渐沉淀下来,使某次偶然的、具有不确定意义的饮酒关系消费实践成为被社会所认同的、具有确定意义的自然存在,使饮酒社交“凝固化”(solidify)。这种关系消费的凝固分别呈现在表层与深层两个层面。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趣味(taste)会告诉个体自己在社会空间中应适宜占据的特定赋予位置。在饮酒社交消费的过程中,酒的档次、种类成为宴请者与受请者衡量是否达到心理预期的重要识别工具。宴请者通过揣摩受请者的心理预期,选择酒的档次和种类,以达到或超过受请者的心理预期;而受请者则以自己对酒的档次和种类的心理预期,与实际的饮酒社交过程相比较,来评估自己在宴请者心目中的“位置”,以及随后宴请者在自己心目中“位置”的变化。

   也就是说,从表层来看,饮酒社交消费使个体之间的趣味被区隔开来,个体从关系消费表演中寻找“关于个体位置的感觉”。当然,这种区隔不仅是饮酒社交消费所独有的,任何社交消费包括吃饭、送礼以及唱歌、跳舞等新兴社交消费,所区分的“趣味”都有被凝固化的可能。“饮酒社交”之所以成为联结“传统社交”与转型期新兴社交的特殊社交方式,其中的一个原因无疑是相比新兴的社交消费,比如搓麻将、旅游、运动、健身等,饮酒社交具有更加普遍和方便的特点。但决定饮酒社交经久不衰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被深层凝固化的身体情境实践。即,酒的特殊性质,一方面使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的分裂加剧并固着,另一方面又促生了弥合差异的和合感,从而使饮酒社交呈现出其他社交消费所不具有的分化与同化的特点。

   (一)分化的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

   首先,由于酒的物理特性,使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区隔开来。社会会给予不同地位的个体一个饮酒社交实践的“社会身体”。权力中心者通常能控制饮酒的量,从而使自己的身体维持在一个舒适、健康的正常状态。由于其占有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控制权力边缘者的“物理身体”从而控制其“社会身体”。权力边缘者为了从权力中心那里获得不对称的信息和资源,获得符合情境的、温驯(docile)的“社会身体”,就不得不放弃保护自己物理身体的本能,以顺从由权力中心者所设定的情境,使自己的“物理身体”符合社会期待。

   其次,社会对不同个体的“身体的合法化想象”(legitimate image of the body),加剧了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个体的性别、职业、年龄,乃至地域等社会身份,使社会对不同的个体身体有着“合法化”的社会期待。相对来说,人们对于男性、官员、商人、青壮年、北方人群的饮酒期待,要高于相对应的其他群体。

   酒的特殊物理性质导致了一种客观限制:“所有人都能吃饭,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喝酒”,“一个人愿意跟你吃饭和愿意跟你喝酒是不一样的。吃饭是一个层次,喝酒则是到更深的层次了。”酒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生活必需品,而是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符号和意义的奢侈消费品。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之间的差异和转化,使酒成为识别个体性格品格、身份地位的重要工具。在饮酒社交消费中,一定的区隔是要被保持的:虽然酒量不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感情,但你看他愿不愿意喝,能不能尽力去喝,你是可以判断出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的。

   如果说酒作为一种普通商品让饮酒社交产生了趣味的区分;那么,酒的特殊性质则使饮酒社交个体的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区隔开来,使身体情境实践进一步被凝固与形式化。

   (二)同化的“和合感”

   “和合感”与戈德勃所提出的“公社性的安全感”(communal security)相似,这种“和合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饮酒社交关系消费所凝固的区隔感。

   首先,酒精本身的物理特性与饮酒仪式能使参与饮酒社交中的个体将关注焦点集中,以进一步出现共享情绪。通过饮酒互动仪式,共享情绪有可能转化为长期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这种情感能量使参与的个体聚合在一起,从而感受到共同成员的身份。

   其次,在饮酒社交的仪式性的关系空间里,个体行为都带有某些“制度性色彩”。个体不仅向自己展现自己,也向他人表现自己。由于有酒精的催化作用,饮酒的节奏化进程、相互间的注意力集中和兴奋的呈现,使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于是参与个体一下子调动了他的全部表现手段和扮演、模仿、变容、变化的能力,所有各种表情和表演本领在这个时候有可能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饮酒社交的情境实践,在参与个体的下意识中唤起一种原始的“兄弟般”(brotherly)的亲近感。饮酒社交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像兄弟般在一起。饮酒社交情境起着“兄弟之爱”(brotherliness)的想象的暗示作用。“无私”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因“在一起喝酒”而被强烈戏剧化和象征化了,这是其他社交消费所无法企及的。

   这种“和合感”为原子化的个体、陌生化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安定”(security)、“靠得住”的人际关系。饮酒社交关系消费所具有的“和合感”以“兄弟意象”被逐步凝固下来,与关系消费的分化与区分一起,共同构成了凝固化的饮酒社交情境实践。

  

四、饮酒背后的社会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主义的解体,原来国家全面承诺并提供的责任逐步推卸给个体承担,个体在再难以倚靠、有的是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开始了关系消费的自救行动,这进一步导致了转型期间饮酒社交(social drink)实践的大量涌现。

   关系消费表演作为一种再生产的身体劳动嵌入到饮酒社交消费实践中,表现出维持人情、表达诚意、流露真情以及达成交换等四种表演逻辑。而饮酒社交消费作为受宏观情境约束的实践,在情境化实践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立性与自生性的微观约束力量,使饮酒社交微观情境被“凝固化”。饮酒社交关系消费所表现出来的趣味区分、物理—社会身体分化以及“和合感”产生等具有凝固性质的“意象”,会逐渐以仪式的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知识中进一步结构化,构成具有相对凝固特征的饮酒社交情境实践。这种情境实践既受到宏观情境的影响,又与具体实践相联结,具有约束实践的“自在性”。

   饮酒社交作为一种社交消费,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稳定和凝固的性质。个体在这个凝固的空间里进行各种情境化的表演实践,形成仪式的“社会剧”(social drama)。饮酒社交所具有的“意象”也逐步被凝固下来,成为一种“社会形式”(social modality),对社会成员的生活起着共同普遍规范的作用。一种社会形式得以形成的真正起源,总是在若干数量不确定的、具有可能性的变化形式中出现,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过程。当随意的“意义”被凝固化为共同的文化价值,社会中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内化和复制这种社会形式,否则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人们试图在饮酒社交消费中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酒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它的消费构成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进行内在区分的重要基础。由这些个人性关系的建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是构成这个社会之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全部或部分。这些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具有一种整体逻辑,而这种整体逻辑则成为社会成员群体和个人的社会身份的来源。参与饮酒社交消费实践的个体,总是试图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材料,在饮酒社交消费的过程中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实践,并通过这种社交消费实践挑战既定的社会及文化秩序,在风险日益增大的转型社会中寻求某种确定性。

   然而,当饮酒社交的特殊情境被凝固化以后,在中国的几乎任何空间或时间里,饮酒社交作为一种由社会集中预先建构并控制的社会形式,都在不断地被重复上演。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由于表演文本越来越缺乏独特的实质内容,饮酒社交在成为个体寻找自身位置以及确定性的媒介的同时,其本身也可能由于日趋虚无化与形式化而沦为更大不确定性的媒介。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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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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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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