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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关于大别山苏区史研究的发言

更新时间:2016-09-20 16:57:37
作者: 黄文治  

  

   尊敬的各位前辈老师及同仁学友:大家好!我叫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青年教师。我们学院是安徽大学2011年5月28日新组建的,包括原来的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口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工作学系。因此刚才主持人及会议指南中的介绍,录入有误,非“政治系”。

  

   首先,感谢***、**两位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代表年轻辈,汇报一下大别山苏区研究的看法及现状。我个人这两三年主要着力共和国史从土改到文革史学习、研究工作,但前几年前曾专题做过大别山区革命史的研究,写就过一篇连带附录在内大概30几万字的习作博士论文。因此,就我的个人研究经验及感受谈点个人“偏见”,书生想法,错漏及词不达意处,请各位前辈老师及同仁学友多批评。

  

   第二,历史研究法:

   最近拿到《新史学: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再阐释》一书,北大王奇生教授主编。此书前言有王奇生教授《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一文。他在这篇文字中讲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史观到去革命史观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被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革命的意识形态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二是中国近现代史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被高度简化为革命史。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逐渐呈现出去革命史观的趋向,中国近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写。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呈现另外一种倾向:历史学者在厌弃革命史观的同时,也连带对革命史失去了兴趣。……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又有‘重拾’革命史的态势。大家深感革命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革命,既不可神化,也不可魔化,既不能‘唯革命化’,也不能‘去革命化’”。

   王奇生教授所言,高屋建瓴地把脉到了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转向”的大体趋势。具体而言,就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而言,从历史研究法的视角来看,建国后至今大概经历三个阶段:建国以降到文革结束,革命史研究基本就是意识形态的宣教;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是实证主义研究学派;最近这几年解释主义研究学派异军突起。

   第一阶段,属于旧革命史研究。后两个阶段属于新革命史研究。相较旧革命史研究,新革命史研究,重视整体史推演、知人论世及鉴往知来。意识形态宣教与实证主义研究不必多言,各有其代表人物。这里就后一种新革命史研究,即解释主义研究学派重点提一下。

   我们都知道以往缺乏历史本真涵蕴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使革命史研究陷入无穷困境,这基本敲响了旧革命史研究的丧钟。主要是因为旧革命史研究,要么是自上而下的粗线条梳理,要么是低水平重复,要么就是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回应,很少关注下层、关注革命的微观机制,从而难以深度认识中共革命的复杂度及其困境之解决。这样,旧革命史研究范式就严重削弱了革命史深度研究,那种旧有历史研究范式已经很难真实勾勒出中共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微观机制及其困境之解决,必然走向式微。这样,如何把握研究困境的钥匙,必然是另辟蹊径,开启新革命史研究。新革命史研究之解释主义学派,在重视史料获取、鉴别及还原历史真相之前提下,引入社会史基础,同时注意观念的变动,即看观念是如何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着力于社会基础的。这对研究革命问题尤为重要。

   另外,解释主义学派深化革命史研究,也需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一些可资利用的理论知识成果,来达到“深描”中共革命的历史文化生态、微观行动机制及其探索意义。解释主义学派之新革命史研究,突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结合,重塑观念社会化的过程及手段,并回应、证实、证伪一些先验革命理论、方法及前辈研究成果,注重思想力、解释力的挖掘。最终是为提出自己的“概念”或者“理论框架”。

  

   第三,历史研究法的选取、运用都是以史料的解读为基础的。大别山苏区的经验材料,相较于中央苏区,存世的并不充分。中国革命有一个下沉过程,研究革命史同样需要下乡,我个人也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过程中力图穷尽有关该革命场域中的经验材料,也经过实地考察,进入到研究对象活动、现今仍享有红色革命光环的实地,呼吸了一些清新的田园“空气”,收集到包括档案资料、文件汇集、牒谱资料、杂忆文集、地方县志、地方文史、报刊、革命歌谣、口述历史等方面的资料。通过对这些经验资料的选取、解读,部分性地“还原”革命的传播链条、场面、困境、浪漫及残酷。这里尤其要感谢湖北省的、红色文化研究会李敏老师、辛向阳老师、高晓黎老师及我们安徽省的徐京老师、施昌旺老师、蒋二明老师等多位当代真正的地方精英,为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现在关于大别山苏区的资料,经过努力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但最核心的比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公安史资料汇编》、《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工作历史资料长编》等资料依然在努力寻找线索。

  

   第四,史料最终是由问题意识来引导与建构研究。就以往大别山苏区史研究来看,政治管控与民众动员其实是大别山苏区革命最值得爬梳、研究的两个问题,我个人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从民众动员的角度切入的。

  

   第五,学术前史:

   大别山苏区是仅次中央苏区的第二块大苏区。这些年学界有关该苏区史研究还是处于“薄弱”状态,原因主要有三: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稀少;二、革命根据地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中央根据地聚光灯效应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肃反肃杀了太多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建国后能找到做口述记录的人已很少。此点《郑位三谈话录》也有谈到。因此,就聚光灯效应而言,以往苏区史研究,中央苏区研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这块苏区因张国焘及红四军问题,有些东西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分析,很多历史事实也随着时间尘沙不断洗涮、打磨,已变得模糊不清、捉摸不定。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大别山苏区史研究处于未开垦状态。最早对大别山苏区史进行研究当数西方学者罗伯特•韦•姆科尔,其在《The Oyuwan Soviet Area(1927-1932)》一文中,通过二手材料及观点对大别山苏区史进行了初步探讨,有些错漏。

   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境外也有不少革命见证者的回忆录、谈话记录,或者一些调查报告问世。其中以张国焘1971-74年间在在境外出版的繁体字回忆录最为详实、全面,且带有反思性质。台湾方面,因为史料源的缺失,张国焘回忆录这时曾被一些台湾历史学家奉为研究大别山苏区史的一把标尺。成果基本都是张国焘回忆录的翻版、注解,无甚新意。至于大陆学界,对张国焘回忆录的反应则是无情批判。严格地说这些成果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应该在全面掌握大别山苏区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回忆录与回忆录、回忆录与档案资料相互比照、佐证、考订,辩证分析,才能自圆其说并产生有说服力的成果,从而达到深化苏区史研究之目的。所以,早期因史料缺乏、意识形态干扰及研究资源分配不均等原因,只有西方、台湾学者做些粗浅研究,大陆基本未有较高学术质量研究成果问世。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学界风气趋向宽松,革命史由“险学”变为“显学”。随着相关档案如《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种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丛书及大量回忆录、地方文史资料的出版、印刷,使得大别山苏区史研究才稍有改观,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此时,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史学工作者,对大别山苏区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了《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三本反映大别山苏区历史全貌的官方史学著作。应该说,这三本书全面论述了大别山苏区创立、形成、巩固、发展及各方面建设情况,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不过,其缺点也很明显,这三本书都过于强调农民参加革命是由于大别山苏区农村土地矛盾和社会分化严重造成的,其背后则隐含着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贫苦农民应有的革命政治觉悟,因此中共在大别山苏区采取了依靠广大民众的阶级路线策略,革命才风起云涌。这难免陷入简单化的“政策-效果”解释模式,严重忽视了乡村社会及其农民大众文化心态、行为及其革命的互动博弈关系。毋庸讳言,利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大别山苏区历史固然有其正确甚至不可替代的一面,但是大别山苏区史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多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多维历史画卷,单纯用阶级的视角或者马克思社会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历史,认为大别山苏区发展是中共上层路线的反应,完全对中下层活动的实际情形视而不见,这不但局限了历史研究的视域,同时也让历史研究丧失了讨论革命的其它习性的可能,难免失之偏颇,因此不能把这种单线性的历史书写当作历史研究的全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地方上也出版了一批革命史综合研究成果,即地方革命史。它们最大优点是能够明晰厘清地方县及区革命历史演进脉络,不过同样也留有解释模式单一,且有重复操作之嫌疑。因此如上三本专著一样,都是中共党史视域内的研究成果,难免缺乏深入性。

   另外,在专题研究上,比如文化教育史、财经史、医疗卫生史、红军史等方面,学者也倾注了颇多精力。出版及发表了颇多专题著作及论文,就这些成果而言,虽不免留有阶级视角后续衍生之特点,但总体来说,史实的梳理多于历史的阐发,体现了大别山苏区史研究由综合研究向专题研究深化努力的“表征”。

   进入90年代后,大别山苏区史研究,西方、台湾已有向社会史、微观史转向的趋势。

   台湾学者陈永发1993年在《政治控制和群众动员:鄂豫皖肃反(上、中、下)》长文中,对大别山苏区“肃反”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决不是张国焘的遣怀散闷,而种因于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及党的一员化领导,是强化政治管控与群众动员需要的结果,这种认识精准、到位。

   西方学者吴应銧1994年出版的《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一书。在此书中,他借用西方相关革命理论帮助其解构大别山苏区革命,认为大别山苏区地方精英的势力遭到消弱,是中共得以动员农民的先决条件,但是这并不是说地方精英的势力遭到消弱之后,农民就会因此支持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必须满足农民最迫切及具体的利益,而不是用崇高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农民。但是,中共错误的激进理想与乡村农民具体需求颇异,因此窒息了农民革命的动机。所以大别山苏区中共未能提出具体的利益来换取该革命场域之中众多农民参与革命,是造成大别山苏区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该书是以1921-1949年间中共在河南省的群众动员作为论述主题,大别山苏区只占其中两章,因此并不能反映大别山苏区史全貌及整体图景。

台湾学者陈耀煌受陈永发、吴应銧启发,他在《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一书中认为,大别山地区环境复杂,使得中共革命不可能仅仅通过阶级斗争的口号来动员革命,它必须通过地方精英的合作、控制,来达到控制地方资源进行革命动员。也就是说,大别山苏区,共产党与地方精英是一个从“合作”到“控制”的过程。共产党最初是借地方精英的合作来深入地方与动员农民,当地方精英成为中共建立群众政权的阻碍时,肃反就成为一种必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自此之后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众政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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