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多数中共党人对于党组织及共产主义理论仍是缺乏认识与信仰，因此，中共依旧必须透过地方精英来控制群众并掠夺地方资源。只不过，与前一阶段的地方精英不同，肃反之后提拔起来的新地方精英较先前的地方精英更为驯服。因此陈耀煌认为，中共政权与国民党政权最大不同，并不在于前者是群众政权，而后者不是；相反的，两者其实都必须借助地方精英来进行统治，只不过中共比国民党更懂得如何去控制地方精英罢了。

　　

　　 2007年，美国学者罗威廉出版了他的鸿篇巨作：《红雨: 中国一个县的七百年暴力史》（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此书以叙事为主，探索历史记忆，应该说是近年来出现，并体现大别山苏区史研究向社会史、微观史趋向研究转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过它是通过对一个县--麻城--从元末到抗战爆发7个世纪的长时段考察，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透视，并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动因。罗威廉在书中认为麻城当地文化、集体记忆及当地历史的集体作用，导致其衍生了一种暴力传统。从长远的历史视野去考察，此暴力传统完全可以促使该地成为中国革命基地因素之一。应该说，罗威廉的这个研究，是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中国革命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一个非常清楚而深刻的个案研究模板。

　　

　　 应该说，以往中共党史视域内的大别山苏区史研究应该有向社会史、微观史等专题方向深化研究转向之必要。只有淡出意识形态干扰，回归真正学术研究，才能有效克服大别山苏区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努力，大陆方面反应极为滞后，但也有不少青年才俊已在着力探索、研究。

　　 总体而言，近年这些研究多倾力在专题性的社会史、微观史研究，体现了大别山苏区史研究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综合研究向专题研究深化；另一个就是中共党史视域内的研究向社会史、微观史研究转向。这两种转向交织在一起，形成合流，源近流长。在这个转向过程中，学界研究成果颇为参差不齐，莫衷一是。前期是意识形态干扰学术研究；后期是学风浮躁，缺乏学术尊严感。

　　

　　 革命史研究如何避免上述困境，恐怕只有努力挖掘新史料，努力借鉴新方法，努力拓展研究领域，努力寻找新思路，并且能够史论结合达到学术与思想的水乳交融，才有可能在学术这块白纸上雕刻出惟妙惟肖、生动活泼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