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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我的哲学人生

更新时间:2016-09-19 13:19:35
作者: 杨祖陶 (进入专栏)  

   运用辩证逻辑,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揭示和陈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辩证逻辑进程,这在国内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尚属首见。

   在过去,德国学术界虽有关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论著,但从没有过从康德到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著《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也只论述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进程。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以运用辩证逻辑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逻辑进程为目标和内容。我探索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开以辩证逻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的先河,特别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个主要矛盾来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辩证逻辑全进程。这样就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

   1959年秋,我受命从北京大学调至武汉大学哲学系,很快就开始了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当时生活条件非常困苦,校领导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持健康。我完全可以按照当时既有的西方哲学教材走上讲台,但我执意要给自己压担子自己编写教材,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产生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里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

   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兴趣和需要,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述进行一番广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动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关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特殊视角。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经依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即经济-政治基础、实践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思想基础即近代哲学及其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之后,就向自己提出了着手编写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我的想法得到了哲学系和所在教研室的支持。那是一个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时代,连一张普通的稿纸也难见到,这就逼使我不得不以一种现在也难以想象的竞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由于时间紧迫,这项工作只好马不停蹄地以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给学生的方式进行。就是这样,到课程结束时,将所发散页集中起来装订成册,同学们居然有了一部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当时对于出版著作也没有强烈的愿望,这部讲义在抽屉里一放就是30年,直到1993年才删繁就简、整理修订后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书名正式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问世后,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有人称之为"哲学史方法论典范"。关于我所运用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在该书中作出了这样几点结论:

   (1)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的过程,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的一闪念的产物,而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逻辑过程。

   (2)不过,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内在的、隐藏的,必须去其偶然材料,得其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其内在的逻辑线索;之后反过来用这一逻辑线索去统摄那些偶然的材料使其纳入一个被理解了的系统中。

   (3)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和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语),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阐释。

   (4)除了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进程之外,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且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约的。

   这一关于方法论的原则被学界认为对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2002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一书的"再版前言"中,我又将所运用的"方法的核心"做了一个我认为至为精当的概括:"这就是要把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统一的唯物辩证逻辑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历史进程的研究",而"所谓应用唯物辩证逻辑,就是以它作为研究的指南,去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逻辑的观点。"这就是说,要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受其固有的辩证法则支配的、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的辩证逻辑进程。

   2.创造性地研究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是我在阐明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基础上第一个深人研究的对象。而从"范畴先验演绎"出发深入探索康德哲学则是我确立和遵循的研究康德哲学的整体思路。哪怕有天大的困难,我都必须不屈不挠地拿下"范畴先验演绎"这个进入康德哲学的桥头堡。

   (1)首次揭示和论证了康德哲学最重要最困难的"范畴先验演绎"是一个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的圆圈"。范畴先验演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核心、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但它又是通向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钥匙,只有把这部分搞通了才能真正进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从而进入批判哲学的大厦。而"范畴先验演绎"首先遇到的就是它的构成问题:它究竟是如《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说的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两部分构成,还是如上书第二版实际上做的那样只有客观演绎?这两种演绎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是康德研究中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我知难而上,进行了艰苦细致深入的攻坚研究,作出了上述令人瞩目的回答。学术论文《康德范畴先验演绎初探》被《中国哲学年鉴》认为是康德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进展。

   (2)突破以为康德只有一个批判哲学体系和对其性质简单化的成见,揭示和阐明了康德批判时期里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体系:①以解决我能知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为内容的"科学(未来)"形而上学体系,它由于预定的自然形而上学只有开端而是一个未完成的体系。②以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和人是什么这个总问题为内容的哲学人类学体系,这是一个各组成部分尚未协调一贯起来的体系。③真正完成了的批判哲学体系具有三重性质:解决形而上学可能性问题的形而上学"导论",真(自然)善(道德)美(艺术)统一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以揭示知情意三种能力的先天原理为内容的先验人类学。康德哲学的三个体系和批判哲学的三重性质有力地表明了康德在解决哲学何去何从问题上的永不停息的探索性和创始性。这是康德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

   (3)突破对康德思想发展的单纯描述的局限,以矛盾为纲,揭示和论述了康德思想发展从早期理论自然科学阶段直到后批判哲学阶段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由此展现出了康德思想发展进程的这样一幅千真万确、栩栩如生的画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近代各种对立思潮互相激荡,思想风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思想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曲折反复,一旦形成了容纳百川的海洋,新的思潮又在海底涌动兴起。"(《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编译者导言)

   3.创造性地研究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我心目中"主题的主题",从逻辑学出发深入探索黑格尔哲学是我确立和遵循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思路。这不仅需要我进行高度纯粹的艰苦的思辨,还考验我是否具备足够的、不顾一切地研究哲学的耐心。我体会到没有耐心是绝对不行的。

   (1)首次从黑格尔逻辑学对象的特性出发详尽地阐明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辩证法的辩证统一关系:建立逻辑学必须也只能用辩证法,而辩证法也必须和只能由逻辑学来制定,黑格尔的逻辑学因此只能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四者统一的逻辑学体系。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揭示和阐明了黑格尔建立逻辑学体系的五大方法论原则: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的原则;意识的经验发展和主客同一的纯概念发展的一致的原则;纯概念自己运动的原则;纯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原则;逻辑学与经验科学一致的原则。由于我在为中国哲学界纪念黑格尔逝世150周年提供的论文《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中,重申并有力地论证了黑格尔逻辑学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四者统一的新见解,贺麟称它是一篇在黑格尔哲学中走出了新路的佳作。

   (2)首次提出主体性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只是在其逻辑学中才得到了透彻处理的观点;进而系统地考察了逻辑学中主体性的发生史,主体性从作为形式概念的形式主体性到作为目的性的实在主体性再到作为理念的真实主体性的辩证发展;最后将此种发展提高和归结为"从潜在的主体性到绝对的主体性"的无止境的、一次又一次地向更真实的状态前进的辩证发展历程。这篇《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论文在1988年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令与会的德、法等国著名专家们感到惊讶并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邓安庆后来撰文指出:这篇论文"展示了一个中国学者以德国式的思辨本真地理解和批判地重建黑格尔哲学的精深思想,让国外同行惊讶不已。他们惊讶的是,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却有学者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个水准上讨论德国主体哲学问题!"

   (3)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和方法,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证了贺麟关于黑格尔体系构成(以《精神现象学》为全体系的导言,以逻辑学为全体系的中坚,以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统称应用逻辑学--为逻辑学的应用和发挥)的创见及其意义(拨开黑格尔《哲学全书》体系的唯心主义迷雾,直接展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方面逻辑学及其范畴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精神现象学,一方面逻辑学与精神哲学、自然哲学之间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外化和回到自身的关系,而是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正确地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

  

   三、"必得其真,务求其新"的治学原则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在求真的基础上"务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和创新。我认为"求真"与"务新"两者不可偏废,而应当统一起来,并无止境地从一个层次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一个艰苦的、但也是一个愉悦的上下求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注重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立足前沿,选题上避易就难,程序上埋头从基础做起,力求从第一手资料熔铸提炼出真知灼见。我的一篇篇学术论文都是一个重要的专项研究,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五万字,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应景之作,而是呕心沥血、反复探索、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我认定,凡我拿出手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心得也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我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求真务新的第一步是开创了对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进程的研究,把它看作是理性哲学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30余年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真务新,认识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就包含有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的因素,把其发展看作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既对立又重合、交叉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求真务新过程。1998年10月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上我力排众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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