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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不可逾越的“人生起跑线”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边缘化

更新时间:2016-09-19 10:24:59
作者: 李淼  

   与边远贫困地区买卖人口和法制缺位等严重社会问题一样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落后地区遍布的近6.7万个教学点,它们是农村教育最薄弱的一环。自2001年开始(至2012年暂时中止)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要求“撤点并校”,动因是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同时亦受到农村学龄人口减少、流失,以及行政绩效指标化的驱动。此后,教育资源集中至乡镇地区,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农民和民工子女幼年起便进入寄宿制学校或小规模学校,离校太远的就读当地教学点。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村落学校和教学点大幅度减少,乡村教师们面临失业,许多农村儿童因上学远而辍学。

   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义务教育边缘化趋势的另一面也颇为耐人寻味。随农民工父母涌入城市的流动儿童难以就读流入地公立学校,受教育权利被剥夺现象较普遍。2001年后,国家政策积极推动流动儿童进入公立教育系统的进程,但仍有很多儿童就读民办简易学校。以北京市为例,9.5万名儿童就读打工者创办的130所简易学校。其中,67所打工子弟学校持有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其余无证的63所学校随时可能被取缔。2014年以来,流动儿童教育机会政策出现了倒退趋势,公立学校核准流动儿童入学资格严格审核五证、缺一不可,这凸显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大城市仍强力拒绝外来人口长期居住的倾向。

   截至2010年,全国流动儿童总数达3581万,加上滞留农村的6102万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已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农村户籍儿童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底层地位表现为他们遭受的教育不平等。当中国教育在普及(消除文盲)与提高(教育质量)两种价值之间抉择时,农村户籍学生最直接地承受了转型中国教育发展与变革的代价。根据笔者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长期关注和调研,本文将探讨关涉该群体教育不平等现象的三个面向: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并据此检视边缘化待遇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权利意识的影响。

  

   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分配

  

   教育机会的城乡间不平等分配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显化的社会事实,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承袭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的生活教育理念,陶行知倡导在乡村社会普及适合乡下人的教育,让文字这一现代化工具帮助乡下人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文字经由学校的建立在村落中扎了根,极大地推动了文字教育进入乡村生活的进程。但是,消除文盲与提高教育质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贯穿着中国教育的整个发展史。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K•怀特(2010)在《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一书中指出,尽管户籍制度和向城市发展倾斜的社会政策使农村人的社会流动难以达成,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教育最大程度地惠及了农村人口,以消灭文盲为目标取得了社会平等(egalitarian)。改革开放后,精英主义取代了大众主义的教育理念,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要求培养专家和拔尖人才。于是,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构成的教育阶层结构拉大了城乡和区域差距,教育发展开始逐渐背离面向大众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了偏重效益和效率的“文字上移”趋向。当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但是在“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下,村落学校的减幅超过了农村学生数量的减幅,这种明显的不匹配必然会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困落后局面。

   美国学者拉夫特里和豪特用“一个扩大的派”(an expandingpie)来形象地类比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显著增加,这有助于理解农民工子女教育机会问题。更多的社会底层群体成员能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教育机会总供给量增加的结果,但仍旧不容乐观的是在就读最具筛选性大学(如常春藤大学)方面他们与优势阶层之间悬殊的入学比例仍保持不变。随着“派”的变大,教育机会供给量的增加掩盖了社会阶层间教育资源质量的差距。优势群体始终占据着社会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只有当他们对某种教育资源的需求达到饱和转而寻求更优质的资源时,底层群体才有机会分得那些次优资源。

   在中国,由于城市户籍学龄人口的显著减少,城市学生比以往更有可能就读重点公立学校,于是被抛弃的非重点学校出现了资源浪费与闲置现象[1]。这些面对招生困境的城市薄弱校只能将流动人口视为主要生源,这使国家教育体系意图吸纳流动儿童的政策在实践层面上得以顺利实施。不难理解,尽管“派”并没有明显变大,但城市优势群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占有为其他群体分得次优资源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接收流动儿童的公立学校大多是城市教育体系中的薄弱校,再加上大量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的外来人口,流动儿童与城市户籍儿童的教育质量差距仍旧十分悬殊。在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将教育资源集中至乡镇、大量取消教学点,其结果是农村儿童教育机会供给量的相对减少,“派”变小了。另外,由于上学太远或无法适应寄宿生活,近年来农村儿童辍学率逐年上升。与美国学者们对优势群体的论断类似,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背景较优越的家长们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将其子女送至乡镇中小学,产生了一大批大班额学校。例如,在驻马店上蔡县的一所初中,平均班额为120人,最大班额达到了160人。

   由于媒体频繁曝光与留守儿童悲惨遭遇相关的案件,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已日渐显化,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学界和公众舆论中被讨论。在城乡差距触目惊心的表象之下,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分配才是更为隐秘且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决定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家庭出身是决定教育机会获得的关键因素。于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悲观的结论:家庭出身背景决定了学生能否通过学业成功实现社会向上流动。受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学校教育往往是延续社会经济不平等并固化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有效机制。

   每个社会成员都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特定的位置,获得相应的位置报酬。城市学生明显比农村地区的同龄人更容易获得城市中的教育机会。但是,教育政策等社会制度安排可能阻碍位置报酬的获得,使某些群体遭遇结构性排斥。为了对抗这些排斥,家庭出身较优越的家长们倾向于运用与其家庭背景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争夺教育机会,加入择校的大军。对于经济和社会资本贫弱的农民和民工家庭来说,政策的排斥作用则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使他们失去基本的受教育机会。时至今日,依附于户籍制度存在的教育政策仍将许多农民工子女排除在城市公立学校系统之外;即便幸运者能够顺利进入城市中小学,他们也无法在城市中就读高中、参加高考或参与高等教育录取招生。今年7月4日,贵州毕节纳雍县一名返乡就读高中的15岁少年,因为拒绝在考试中协同他人作弊被13名留守少年围殴致死。这名少年曾长期跟随父母在外生活,由于无法在流入地就读高中,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成为了一名留守少年。学龄农民工子女大多体验过流动和留守这两种生活状态,而城市学校是否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择哪一种生活。因此,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受城市排斥性教育政策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两个孤立的群体。

   如果将流动和留守视为两种较固定的生活状态,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看作两个群体,值得关注的是,学龄农民工子女群体内部在学业成绩表现上呈现出了分化的趋势,这种学业成绩差异可能预示着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升学机会的获得上将分化为明显的几级。有调查显示,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其认知发展水平高于留守儿童,这说明流入城市后的环境变化有助于提升学业成绩。另一方面,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就读的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低于同年级的走读生,这说明脱离亲子关系的寄宿制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发展。截至2011年,农村寄宿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了2907万人。许多研究发现,在寄宿制学校里,留守儿童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营养和健康情况较差,易产生心理问题,表现出社会性发展障碍。

  

   学校教育过程的异质性

  

   儿童的智力和认知发展固然会因基因遗传表现出生物性差异,但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养塑造的后天环境也能对个体儿童的智力和社会性发展施加影响,甚至具有对其进行重塑的功能。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儿童在与五种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适应环境制约,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五种环境系统中,与儿童的互动关系最密切和直接的是由家庭、学校、社区和同辈群体构成的微系统(microsystem)。显然,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置身于迥异的微系统之中。单就学校教育而言,三个学生群体受教育经历的差异性不仅由其就读学校的类型(指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或学校在教育科层结构中的位置(指重点校或非重点校)所决定,而且更受到学校教学过程异质性的影响。

   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缩小学校物质条件的城乡、区域和校际差距是促进解决农民和民工子女教育边缘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另一个方法是改善学校教育过程中的无形因素,包括由教与学构成的学校氛围、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和教学行为等。1981年,美国学者詹姆斯•S•科尔曼主持了一项关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政策的研究,研究报告指出,私立学校学生比公立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好,主要原因是私立学校的学习氛围更守纪和有序、教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也更高(Coleman et al., 1982)。科尔曼报告的分析视角启发我们审视存在于城乡学校教育过程中的诸多差异。在这里,笔者聚焦两个学校教育过程要素:学校氛围和教师的教育期望。

   2011年,笔者在北京市的一所公立非重点校和一所无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中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考察了两所学校在学校氛围和教师期望方面的异同。就读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都是居住在附近棚户区的流动儿童。在公立非重点校中,95%的学生是流动儿童,这是前文提到的2010年以前北京户籍学龄人口数量减少的结果,也是教育部门通过政策指令对流动儿童的强制安置。笔者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实践充满随意性,表现为缺乏统一明确的教学进度安排、知识点教学点到为止、授课方式单调枯燥、课堂纪律涣散、考试作弊现象严重等。在公立非重点校,虽然课堂纪律和考试秩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教学进度也十分清晰明确,但是教师们普遍忽视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提升和心理发展,保证不出安全事故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究其原因,流动儿童在北京持有的是临时学籍,他们的学业成绩与学校在学区内的排名、校长绩效和教师教学水平考核等不直接相关。在此背景下,对流动儿童是利益不相关者的定位导致了吸纳流动儿童的公立薄弱校在日常教学中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须知,两所学校营造了不同的学校氛围,但教师们表达了同样的教育期望:他们对流动儿童抱有非常低的期望,断言流动儿童将成为从事低端服务业工作的社会底层,高等教育是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

澳大利亚学者泰瑞•沃诺娃也曾针对北京地区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经历做过田野调查。她发现,在北京生源占绝对主导的公立重点校,教学进度安排和课堂教学内容严格遵照考试大纲的要求,课堂内外的活动不鼓励学生展现自主性和创造性。相反,流动儿童聚集的打工子弟学校因为不追求升学目标,其宽松的课堂氛围留给了学生发挥创造性的空间。例如,在美术课上,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鼓励学生自由地画出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任何事物;公立重点校中的北京学生却只能在教师预先设定的主题范围内作画,对色彩的运用和图画内容的设计也有专门的指导。这些有趣的结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离开户籍所在地后,排斥性的教育政策阻塞了农民工子女的升学路径。即使之后回到流出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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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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