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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不可逾越的“人生起跑线”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边缘化

更新时间:2016-09-19 10:24:59
作者: 李淼  
流动儿童在打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非重点学校中取得的不具竞争力的学业成绩也很难让他们在农村地区的中考和高考中脱颖而出。

   与打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非重点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乡镇中小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将其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为了让农村儿童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很多学校制定了精细的学生作息时间表,用各种学习内容填满学生在校的全部时间,教师们对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关于此类学校,媒体报道过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安徽省六安市的毛坦厂中学。这所学校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5000多名渴望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及其陪读家长在这里忍受着备考阶段炼狱般的生活。返乡读初、高中的流动儿童很难适应乡镇中小学高强度的学习生活。在笔者的实地调研中,流动儿童对此叫苦不迭,甚至不惜放弃升学希望逃回城市。农村教育的另一极是处于边远贫困山区的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在很多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只有几位甚至一位教师负责全部的教学事项,多采用复式班[2]的授课方式。教师的授课重点偏向语文和数学,因为学生这两门功课的考试成绩要参加全镇范围内的评比。但是,由于监督不足,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生源的流失和辍学生的增多使乡村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期望降低,消除文盲是教学点教师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升学困境和就业不公

  

   在城乡社会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和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差异造成了农民和民工子女普遍遭受着教育结果的不平等(inequality on educational outcomes),表现为他们较差的学业成绩,以及由此带来的升学困境和就业不平等。大量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的研究显示,农村户籍学生的考试分数、初高中升学率和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同龄人,这与乡村教育的落后现状和向城市、城市学生倾斜的教育政策有关,更与农村学生的家庭环境有紧密联系——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9,在上世纪80年代时还是0.3,这说明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阶层分化日益加剧。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说,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是由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差距(socioeconomic status)塑造和不断加固的。城乡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距实际上呈现了其家庭收入水平、家长受教育程度和家长职业三方面日益拉大的鸿沟。因此,学龄农民工子女与其他社会底层群体一样承受着三种教育结果:辍学、就读职业学校和从事底层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学业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访谈了40名流动青少年。在八年级下学期结束时,25人辍学在京务工或终日游荡无所事事,10人就读职业学校,只有5人决定返乡读书。

   根据笔者的观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辍学生被污名化的情况都十分普遍,在学校教师眼中辍学生与在校生的持续频繁接触是扰乱学校教学秩序、引发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遏制。在城市中,流动儿童辍学生被视为犯罪率较高的人群之一,其存在严重地威胁了城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流动儿童眼中,农村辍学生是一群染头发、穿着另类、浑身烟酒味的街头小混混,唯恐避之不及。无一例外地,他们将辍学生“变坏”的原因归结为其留守的生活状态,缺乏父母的照顾和监管,终日“好吃懒做”、“为所欲为”。虽然我们不该将留守儿童妖魔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留守儿童的犯罪率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并呈低龄化趋势。在山东,农村留守儿童有近60万,其犯罪量约占未成年人犯罪总量的70%。媒体曾经报道过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今年6月,湖南省衡阳县界碑镇一名12岁留守女童毒杀了她的两位同学;今年8月,一名17岁的留守少年因发生口角杀害了一名15岁的留守女童和她12岁的弟弟。当然,在这些恶性事件中,留守儿童即是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在以老幼病残为留守主体的中国偏远小村庄,近年来多发留守女童被性侵事件,施害者包括亲戚、同村村民、学校教师和其他留守人员。父母陪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甚至缺失是酿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悲剧的直接原因,他们的困境亟待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救助。

   职业教育是无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城市学生的无奈选择,更是不愿过早加入劳动大军的农民和民工子女的唯一选择。长久以来,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风气使职业教育和职业学校遭受了歧视,尽管此观念受高技能人才的高社会需求和高工资现象的影响有所改观,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升学无望的农民和民工子女成为了各地职业学校的重要生源。但是,城市中口碑较好的职业学校仍对农村户籍青少年关闭了大门,他们只能就读教学质量较差的职业学校。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曾向笔者坦诚,在每学期期末的最后几周他都会被邀请参加职业学校招生主任们组织的饭局,每成功推荐一名本校学生就读这些职业学校,该校长便会获得200元的报酬。在访谈中,很多流动青少年主动表示自己早就知道打工子弟学校与职业学校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心理上很排斥职业学校。另一方面,他们的厌恶感来自于对就读职业学校无法增加其就业机会的预见。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当地市场需求脱轨;学校教师普遍缺乏工厂一线工作经验,授课内容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很多学生认为在职业学校学习等同于混日子,这也许能够解释职校学生的高犯罪率。近年来,一个可喜的发展方向是非营利职业学校的出现,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随市场供需情况灵活变动,并能为农业户籍青少年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

   此外,在现今的中国乡村社会盛行着“读书无用论”,对学业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强劲的冲击。由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和乡村社会的日渐凋敝,进城务工早已成为了农村青壮年普遍认同的生存选择。同时,大量村落学校的消失、教育成本高和户籍制度的排斥等因素的合力使农民和民工子女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学校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扩招后,学业成就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减弱了,读书有用遭受了质疑。流动青少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读书无用。笔者访谈的流动青少年们认为,书本知识与其日常生活毫无关联,计划尽早步入社会获得自给自足的成就感。他们看不起父母从事的那些脏、累、危险的底层工作,却相信自己能凭借坚韧和吃苦的精神、像父辈那样自食其力地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对升学机会渺茫的预判和不愿离开城市留守农村的心愿使大多数流动青少年孤注一掷地希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多数农民工子女被受国家制度监管的“正式经济”排斥在外,从事着无正式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收入低、工时长、条件危险艰苦的临时工作。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专门技能仅仅是导致就业不平等现象的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户籍人口的长期歧视。1995年起实施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曾罗列了约200种可聘用外地人员的职业,全部是重体力、非技术类工作。虽然在2005年该政策已被废止,但在现实层面农村户籍人口若想进入金融、管理、政府和事业单位等部门从事体制内的工作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作为应对策略,笔者访谈的很多流动青少年计划在“非正式经济”中施展拳脚,他们有的跟父母走街串巷卖菜、捡垃圾或安装维修空调,有的在棚户区里的网吧、发廊和小餐馆打临时工,还有的开网店。他们频繁地变换工作,渴望在自给自足的同时为未来创业积累资金和经验财富。

   也许,他们达成创业梦想跟获得学业成功的希望一样渺茫,在深受世界经济影响的本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安身立命变得越来越艰难。英国学者菲利浦•布朗、休•劳德和戴维•艾什顿(2010)在著作《全球拍卖:我们需接受怎样的教育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中,指出对低端劳动力的获取是一场价格越标越低的“全球拍卖”。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雇主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比较各国的劳动力价格,最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涌入,促使欧美等传统发达国家进入了去工业化时代。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价格有所上升,很多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劳动力价格更低的老挝、越南等国。在此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更需要创建一个人力资本强国保驾护航,对农民和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就业问题增加财政投入和政策关注应当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结语:教育权利意识冲击社会稳定?

  

   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9683万学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引发了社会层面关于受教育权利与教育改革的讨论。一方面,城市居住者因持有不同的教育权利主张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各地教育信访部门经常聚集着外地和本地学生家长,前者为其子女争讨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奔走相告,后者为独享本地优质教育资源据理力争。另一方面是数量不多但备受关注的个体抗议事件。2011年,占海特,一个上海私营业主的女儿,因持有农村户口无法在上海就读高中而发起了多次示威游行,引发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意识会冲击社会稳定吗?

   美国学者马丁•K•怀特指出,只有不公平的主观感觉而非不平等的客观事实会引起不满,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笔者发现,虽然遭受着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但多数农民和民工子女并未表达出强烈的不公平感。即使在被问及其学校经历和升学机会时,他们经常会感叹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并因此感到无奈和愤怒,但是这些情绪往往会被诸如“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激励式教育压制或彻底抵消。在思想品德课上,当读到“教育为人的幸福生活奠基”时,学生们看到了自己所在的乡村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与课本上描述的差距。与此同时,他们却也坚信只要勤奋学习自己也能跟城市学生一样成功;即便不能顺利升学,也能跟城市人一起在城市里生活、获得发展的机会。

   但是,上述观察不能推论当农民工子女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仍会忽视生活中遭遇的不平等。与父辈不同,他们强烈渴望分享城市经济发展成果和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这必将挑战和重塑城乡二元格局和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中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处于“平稳的动荡”(stable unrest)和“刚性稳定”状态的论断应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各阶层不均衡受益和发展的现状,社会底层群体普遍面对着教育和就业的不平等。学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困境关切中国社会的未来,要缓解和摆脱其困境需举尽全国之力,方可成长久之功。

  

   [1]在经历了几个学年度京籍学生数量的显著递减后,2010年至今,北京市京籍和非京籍学生数量明显增加,以小学入学人数为例,平均每年递增两万多人(京华时报,2014)。虽然一些学校为接收更多儿童扩大了班额,但是教育机会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对非京籍学生入学资格的审核变得更为严格。

   [2]复式班指不同年级的学生被安排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要教各年级的学生,教一个年级时,其他年级学生写作业或从事其他学习活动。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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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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