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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

更新时间:2016-09-18 14:46:38
作者: 顾颉刚 (进入专栏)  

  

   《史记》这部书,是一部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的通史,凡是他可以看到的史料都被他组织起来,全书分五个部分:(1)“本纪”十二篇,记述各个王朝的大事;(2)“表”十篇,把王朝和侯国的纪元和大事作综合性的排列,扣准了每一事件的时间;(3)“书”八篇,系统地叙述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和科学研究的成果;(4)“世家”三十篇,记述传世诸侯的大事,它的体裁和本纪相同;(5)“列传”七十篇,记述政治上的特殊人物、少数民族、各种专家、经济地理以及他的自序传。总共一百三十篇,在当时说,真可称为包罗万象、体大思精了。从此以后,历朝作史都依照着他的体裁,名为“纪传体”。以前唤作“正史”的《二十四史》就都是沿袭这一形式的。不过,司马迁做的是“通史”,而其他的二十三部则是“断代史”。只有宋代郑樵作的《通志》是唯一的继承他的法度的一部书。

  

   司马迁所以能享突出的盛名,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家,不单是因为他能综合各种体裁和总结各种记载而成为一部巨著,更由于他有特殊的眼光,看到了人民群众,又有描写的技术,能把人民群众的情感如实地反映出来。过去的史官们,眼睛只向上面看,所以记载的尽是些统治阶级的事情;只有司马迁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生于陕西韩城县,从小喜欢游历,二十岁左右就到了现今的中南、华东诸区。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朝进兵西南夷,在那里设置七个郡,大部分在今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他奉了朝命,深入边地视察,因此他又看到了现今的西南区。一方面,汉武帝喜欢巡狩,他是侍从官,跟着跑,现今的华北、西北诸区他又常常走到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地留心,所以写得出各地生产、交通线和人民生活交织而成的《货殖列传》,又写得出具体分析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西南夷列传》。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出了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无度、迷信神权、宠用小人的《封禅书》和《佞幸列传》,榨取人民血汗、竭泽而渔的《平准书》,残酷压迫人民的《酷吏列传》,官吏互相倾轧排挤的《魏其、武安列传》,有的露骨讥弹,有的含蓄讽刺,使人哭笑不得,所以汉末的王允就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斥它为“谤书”。这个批评真确切,他瞧不起统治阶级的种种不合理的举动,哪能不诅咒呀!试想,从来为王侯们服务的史官怎能想到这些事,就是想到又怎敢写出来呢?这一点,在旧社会里,司马迁可称是空前绝后的一个人,所以他还写《陈涉世家》,表彰农民起义;又写拼死不受专制统治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表彰下层人民的勇敢和义侠。我们说司马迁是一个反封建的人,《史记》是一部具有人民性的历史书,丝毫算不得夸张。

  

   因为六经本是史官们所记录,《史记》也出自史官,谈迁父子又是想承接六经的,所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汉皇室校理书籍,编纂《七略》时,《史记》这部书就被安置于《六艺略》的春秋家中。但自从司马迁开了个头,后生仰慕,群起追随,所以当时补《史记》的,续《史记》的,就有十余家之多。东、西汉之交,班彪多方搜采,作成《后传》数十篇;他的儿子班固就在这个基础上用力二十余年,到死还没写完,由他的妹子班昭,就是人们称为“曹大家”的续成。这就是从汉高祖起兵一直到王莽灭亡为止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凡是《史记》的文字适宜放在《汉书》里的,他们就完全抄进了。凡是司马迁的记载有错误的地方,也给他们改正了不少。

  

   《汉书》比《史记》好的地方,就是经过他们父子和兄妹长时期的努力,多方考订,正确性强;又在《史记》之后,想得更为周到。《史记》八书,是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汉书》扩大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那就把法律、经济、地理、文化等事项一起收入,便利后人对于汉代社会的整个认识。他把一个时代的政治区划和现存书籍罗列了出来,更使人们认清了当时国境实际和文化潮流。至其缺点则和别的史书一样,只看见上层,看不到下层。它不是没有《游侠》、《货殖》诸传,但只抄《史记》,不增加什么。后来的二十二部正史和最后的《清史稿》大致依样葫芦,跳不出这规模了。

  

   汉以后的历史记载大为发展,从三国魏的《中经》起就分书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历史书和经书有了并立的地位,而不再是经部的附庸。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最早记载是《隋书·经籍志》,它在史部里分(1)正史,(2)古史,(3)杂史,(4)霸史,(5)起居注,(6)旧事,(7)职官,(8)仪注,(9)刑法,(10)杂传,(11)地理,(12)谱系,(13)簿录,共书八百多部,一万三千多卷。这大多数是两晋、南北朝时代的著作,当时干戈遍地,社会非常动荡,却能孕育出如许公私历史书来,遍涉到各个角落,可算是一个奇迹。只惜这些书籍,经过唐、五代的战争,绝大部分已不存在。从这目录上看,可以知道自从经过司马迁、班固们的提倡,已经酿成一种作史的风气,凡是文人学者都会动手搜集史料,自来写作,例如写《后汉书》的有谢承、司马彪等十一家,写《晋书》的有王隐、谢灵运等八家。各地方人也都会写本地方的历史,例如记江苏、浙江的有《越绝书》、《吴越春秋》,记四川、云南的有《华阳国志》。因为史籍风起云涌,基础积得厚,所以又有一部几乎可以和《史记》抗衡的历史地理的名著出来,那就是北魏时代郦道元所作的《水经注》。《水经》这书的作者名姓不详,大约生于三国时代,他把全国大川作了一回系统的叙述,但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郦道元借了这本小书,搜罗丰富的资料,穷极枝流,详叙史迹,写成四十卷,把历史和地理紧紧地扣住。那时正是南北分裂的时代,他是河北涿县人,只该徘徊于黄河流域,不容许走到长江、珠江两流域去,他却不但南极于海,还由叶榆水叙到越南,由恒河叙到印度。他又很有文学的修养,善于描写风景,使人读了这书好像亲到这些地方旅行了一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各方面的地志和旅行者们的游记供给他以大量的资料,他这一部伟大的著作是没法实现的。

  

   自从《汉书·地理志》记下了全国的郡县,到《水经注》记下了全国的山川,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就上了轨道,日益发展起来。因此,唐代有《元和郡县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元、明、清都有《一统志》,把国内各地的沿革、地形、物产、人物、史事、遗迹等分类叙述,一目了然。明、清两代,各省、各府、各县都修起志书,每隔若干年重修一次,有固定的采访、编辑、刊刻的经费,成为各地方的定制。固然纂修的人的文化程度有高有低,不一定每部志书都符合理想,但因区域范围既不大,篇目又有成规可守,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各地方的真情实况。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府县数目在二千以上,这些方志从前既没有图书馆可以存储,私家又没有条件作广泛的搜集,所以能利用这方面资料的人就不多。只有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到处借看选抄,编成两部巨著,一部是《肇域志》,偏重政治地理;一部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偏重经济地理。比他稍后的顾祖禹,又利用这些资料,结合正史,编成《读史方舆纪要》,偏重军事地理。他们竭尽了个人的力量,所看到的志书不过几百部,现在离开他们的时代已经三百年了,地方志修得更多更详,每一个大图书馆里总可以收藏到两三千部,我们只要有空闲,前往参考已非常方便。我想,如果将来文史界能够组成集团,订定计划,搜索旧志,再加上新的调查,那么他们的成绩远远地超过顾炎武、顾祖禹们是无疑的。

  

   在亚洲,我们祖国是文化最发达、著作最众多的一个国家,所以不但积存的本国史料浩如烟海,连全亚洲的历史资料也大量地在我们掌握之中。司马迁听了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写了一篇《大宛列传》,叙述大宛、大月氏、乌孙、康居、奄蔡、安息诸国的风土,笔锋触到了里海和黑海。此后,各部正史里摹仿了他的体裁,大致都有《四裔传》,记述与中国有往来的各个国家。郦道元从佛教徒那里知道了罽宾、天竺诸国,地理知识又扩展到印度洋。在晋僧法显《佛国记》之后,唐僧玄奘到五天竺游历了十余年,回国后,讲出他的旅行见闻,由他的徒弟辩机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因为印度人向来只重视宗教而不重视历史,所以到了近世需要有历史的时候,这一部书竟成了印度的宝典,许多史迹都要照着这部书里所记载的方向去寻求了。唐代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遍及亚洲大陆,宋代市舶往来又及南洋各地,元代远征军达到欧洲,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与外国交通频繁,因此,唐代有杜环的《经行记》,宋代有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有邱处机的《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有费信的《星搓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珍贵记载,留下了一千多年以来亚洲各国的历史和一切社会情况。

  

   至于本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固然有他们自己的记载,但往往杂有宗教的感情,反而不及汉文记载的真切。例如西藏民族,我们可以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来考出他们的祖先是西羌的一支叫作“发羌”的,由“发”转成了“蕃”,更由摹仿“大唐”而自称为“吐蕃”;但藏族自己写的历史则说是印度王子避难出走,越过喜马拉耶山到了西藏,成了赞普的先人,这原因是由于他们过度信奉佛教,就错认自己是印度的血统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现已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整理,将来必能弄个清楚。但有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他们的历史只靠口头流传,有志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人们必须亲去搜集,再用汉文资料来参证考订。

  

   话说得远了,现在回过头来再说正统的历史。上面说过,《二十四史》是纪传体,此外还有几个体呢?可以说,最主要的一个是“编年体”,这个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扣准事情发生的时间。《春秋》是最先使用这个体裁的,我们读这书时立刻可以知道某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好像按日登记的流水账,不容易差错。可是记得太简单了,不能使读者明白当时的事实情况,于是就有《左传》出来,在纪年的基础上作了详细的报道,使得《春秋》成了《左传》的标题,《左传》成了《春秋》的内容,两书的繁简恰好相辅。在我国古代史上,只有春秋一段时期,为了有这样好的配合,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此后,汉代荀悦有《汉纪》,晋代袁宏有《后汉纪》,也都摹仿《左传》,但没有像《春秋》一般的标题。到宋代司马光受诏编《资治通鉴》,集合了许多有力的助手,用了19年工夫,积了两间屋子的稿子,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写成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本书,三十卷的《考异》,三十卷的《目录》,从战国起,到五代止,成为一部很重要的通史性的编年史。可是这部书分量太大了,有恒心毅力读完它的人实在不多。朱熹集合了许多门弟子,编成《通鉴纲目》一书,用《春秋》和《左传》互相搭配的方法,以“纲”为经,以“目”为传,使得它头绪分明,又缩小了分量;但因摹仿《春秋》的褒贬义例,要使“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凡是反对封建统治的人都被书为“盗”、为“贼”,助长了专制虐焰,加强了奴性教育,起了一定的副作用。到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有《御批通鉴辑览》一书,起自黄帝,迄于明末,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编年史;仗着皇帝的权力,这部书家喻户晓,成为人们历史常识的源泉。可是这书的分量还嫌其多,所以更通行的是《纲鉴易知录》;这“纲鉴”二字是不通的,“鉴”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纲”是朱熹的《通鉴纲目》,鉴在前,纲在后,只该唤作“鉴纲”,哪可称为“纲鉴”呢!

  

其次一个主要体裁是“纪事本末体”。司马迁的纪传体有它的缺点,就是他以人为纲,使得一件事情分见于数人的纪传里,例如楚、汉相争,是项羽、刘邦共同的事情,而他既有《项羽本纪》,又有《高祖本纪》,又有张良、萧何、陈平等世家,又有韩信、彭越、黥布等列传,关于当时重大事情,重复的实在太多。《春秋》的编年体也有它的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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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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