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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我和古文字研究

更新时间:2016-09-13 09:28:28
作者: 裘锡圭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受到爱谈清代和民国掌故的三姨父的影响,对清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发生了兴趣。我把父亲和自己多年积攒起来的几百本文学书籍卖给旧书店,换回了《清稗类钞》、《贼情汇纂》等书。在读了时人关于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著作之后,我写了第一篇学术文章。那是一篇短文,具体内容已记不很清,好像主要是指出荣孟源文章中与太平天国历法有关的一个问题的,大概投给了《历史教学》,可惜出师不利,被退了稿。我学清史虽然没有成绩,对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还是很有帮助的。

  

     由于对历史感兴趣,1952年高中毕业后,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我的家在上海,所以没有考北大而考了复旦。当时,古史分期,即中国古代奴隶制时代与封建制时代划界的问题,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我的兴趣很快就被吸引了过去。我明白,要研究上古社会性质,必须到出土古文字资料里去找史料,因此产生了学好古文字(实际上只是古汉字)的强烈愿望。正好第一学期教中国通史第一段的老师是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我听课不久就下定了把甲骨文当作学习重点的决心。胡先生知道我想学甲骨文很高兴,送我一本他所著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还告诉我福州路来薰阁旧书店有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和《甲骨学商史编》,是学甲骨文的入门书,价钱也不贵。我很快就把这两本书买了回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甲骨学文字编》是我经常使用的重要参考书。

  

     古文字学书籍大都卖得很贵,非穷学生所敢问津。我读这些书主要靠从图书馆借。当时尚无复印之法,只好边读边抄,有时全抄,有时摘抄。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一般不睡午觉,利用午饭后上课前的一个多小时读书抄书。晚上如果没有活动,也这样做。星期天也往往不回家,整天在学校里读书抄书。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的考释以及胡先生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等书,就是这样读完的。它们的大部分内容我都抄了下来。我还摹录了《殷虚书契后编》、《续编》和《殷契粹编》诸书所印甲骨拓本的绝大部分,虽然很费时间,但对提高辨识甲骨文和使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很有帮助。

  

     我也读金文方面的书。图书馆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文在阅览室里,不往外借,我主要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去读抄。开头连铭文原形也摹录,后来觉得太费时间,就只抄考释了。1958年这部书重印过一次,那时我已经当了研究生,但是书价几乎跟我—个月的助学金相当,仍然买不起。直到现在,我还在使用我的《大系》抄本。

  

     1955年辽宁凌源县(当时属热河省)发现西周早期的燕侯盂等铜器,《文物参考资料》此年第8期作了报道,我读了以后写了一篇短文,指出报道中所说的“戈父庚卣”的“戈”,是“羲”字的误释;还指出凌源发现西周早期燕侯铜器,可以证明周初所封燕国确在今北京一带,有的学者认为燕国初封于河南的郾,后来才迁到北京一带,是错误的。以当时的学术水平衡量,这篇短文似乎并不是毫无发表价值的,但是仍然遭到了退稿的命运。这件事使我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关系”的无名小卒,要想发表一篇文章是很不容易的。

  

     在大学的前三年里,我的政治思想相当反动,通过1955年的肃反运动才稍有转变。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祖父是地主,父亲在他供职的一家小工厂里有少量投资,不算资本家也得算小业主。以这样的背景而拼命钻业务,当然不会被看作好学生。所以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做好了毕业后被分配到最次的工作岗位上去的思想准备。不料我的运气非常好。1956年上半年,就在我要毕业的那个学期,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的钻业务从坏事变成了受肯定的好事。同时,学校里为了配合社会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子弟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方针,我成了班上团支部的发展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毕业前入了团。毕业后,我留系当了胡先生的助教。

  

     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一所(现在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是合并历史研究一所、二所而成的),很早就想调胡先生去当研究员,但是这件事直到胡先生把我留为助教之后才落实。胡先生知道消息后,让我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就从助教变成了胡先生指导的“甲骨学与商代史”副博士研究生。这年冬天,我跟随胡先生到了北京。胡先生任历史一所先秦史组主任,我以复旦研究生的身份在先秦史组学习。

  

     历史所和二所同设在东四头条的一个院子里。在1956年,这两个所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旧的研究机构的传统。研究人员可以专心读书搞研究,很少受干扰,跟学校很不一样。一、二所的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研究人员可以自由进库找书,还可以请工友到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去借所里没有的书。先秦史组研究员里有张政烺先生。我在复旦的时候,读过张先生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等文章,认为张先生使用古书和古文字史料的水平在古史学者中是最高的,对他十分钦佩。那时张先生的本职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不过他平时住在城里干面胡同历史所的职工大院内,大部分时间在一所上班。张先生不善交际,但是对年轻后辈十分热情。后辈们向他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加以指点,有时第二天还会主动从家里带来有关书籍让他们参考。张先生的研究室正好在我跟另两位年轻人合用的一间大屋子旁边,他很自然地成了我时常去问疑求教的老师。我庆幸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一头扎进了书堆。

  

     郭沫若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一所所长。所里的人都尊称他为“郭老”。据他们说,郭老虽然政务繁忙,但每隔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就要到所里来看望大家一次。每次来,凡是有研究人员的屋子,郭老都要走到;每一个研究人员,包括最年轻的实习研究员,郭老都要跟他握手。我到所不久,就遇上了一次,不过大概也是郭老这样做的最后一次。1957年反右以后,形势大变,郭老好像就不再到所里来了。那一次,为了让郭老少走一些路,事先略为把人员集中了一下。我和好几个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郭老进了屋,跟我们一一握了手。所里的陪同人员提醒我们,有问题可以向郭老请教。别人都不开口,我却很鲁莽地提了个问题。大意是说,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大家根据的史料都差不多,得出的结论却不一样,问题的症结好像已经不在史料上了,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郭老听了,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反问我说:你把所有的史料都找出来了吗?我当然只能说“没有”。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颇深,在以后的几年里,我花了大量时间,主要按照研究古代社会性质的需要,做了《左传》、《周礼》等书以及殷墟甲骨文资料的卡片。

  

     正规的卡片很贵,我极少购买。我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张白纸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无字的废纸裁成的,还有一些是用印刷厂用纸时剩下来的边角料裁成的。正规的卡片盒我更买不起,只能用较浅小的放罐头等物的集装纸箱代替。直到今天,我还在用废纸裁成的卡片。

  

     1957年5月,毛泽东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复旦也给我来了信,要我给学校提意见。我心想,我有那么多书要读,哪里有时间给你们写信提意见,就没理那个茬。如果我还留在复旦当助教,以我的性格,在向党提意见的整风会上,一定会讲一些领导不爱听的话。想起那必然会出现的后果,不禁不寒而栗。80年代前期,我初识曾被错划为右派的黄永年先生,彼此谈得很投机,他很快就了解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在一次闲谈中,他情不自禁地迸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老兄没当右派,真是没天理啦!”所以我不但应该感谢胡先生领我走进了甲骨学的大门,还应该感谢胡先生带我离开了复旦,使我避免了划为右派的噩运。

  

     我在历史一所的平静的读书生活,只维持了半年左右。1957年6月,我随历史一所的研究人员,在胡先生和张先生的带领下,到济南、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作了一次考古旅行,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地。这次考古旅行不但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使我们躲过了“大鸣大放”的高潮,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7月回到北京,反右斗争已经席卷全国。反右以后,接着是双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倾斗争等一系列运动,国无宁日,所无宁日,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我虽然人了团,但是改造得不好,政治上不开展,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个人主义者。除了像一般人那样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包括搭小高炉炼钢)之外,还要不断在小组会上作思想检查,批判自己的“白专道路”。这时候,所里已经一点也不考虑我的复旦研究生的身份了,不但不为我提供写毕业论文的条件,而且在业务上完全把我当作所里的实习研究员使用,让我参加一个接一个的集体项目。

   在从1958到1959年的一段时间里,一、二所派了一批年轻研究人员,支援要在十周年国庆时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的陈列设计工作,我也在被派之列。我被分配到奴隶社会组,协助郭宝钧先生设计殷商段的陈列。通过这项工作,我学到了一些对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很有用的考古知识。我参加的其他集体项目,其预期成果都是著作,但是最后全都不了了之,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我虽然对不断让我参加集体项目有抱怨情绪,然而在实际工作态度上,自问比有些自以为是走“红专道路”的研究人员要认真得多。可惜所用的精力大部分白白浪费掉了。

  

     由于正常的工作时间都被用于搞运动和参加集体项目,我只能尽量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读书抄卡片。历史所在1958年由东四头条迁到建国门内的现址,研究人员使用一幢二层楼房(现已拆除)。每天夜里,这幢楼房最晚熄灯的窗口,几乎总是我的那一个。我的父母在1959年随父亲供职的工厂由上海来到北京,安家在广安门内。我星期天回家,也还是读书抄卡片。

  

     副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是四年,我应该在1960年毕业。到了这一年,经过一连串政治运动,副博士的名义已经无形中被取肖,我既没有条件写毕业论文,当然也谈不上毕业,糊里糊涂地结了业就参加统一分配。我能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也是碰上了好运。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派到分配研究生的会上去挑人的,是当时还很年轻的胡双宝先生。他考虑到系里正需要一个搞古文字的教员,就要了我。在1960年的政治形势下,一般担负这种挑选任务的人所最注意的,是被挑选对象的政治条件。但是双宝先生却比较重业务,虽然从档案中看出我的政治条件不大好,仍然要了我。不然,我很可能会被分配到一个学术条件很差的单位去。

  

     念大学后,我一直把先秦史当作主攻方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高明的上古史学家。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中文系,开始是有些失望的。不过,我对古文字和古汉语本来就很感兴趣,而且觉得学术界流传的“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很有道理,所以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现在看来,我的专业方向从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历史学转到语言文字学,对我在学术上的发展是件大好事。

  

  在研究生阶段的后两年里,我已经有了想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有所突破的强烈愿望,但是一度对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产生过怀疑。我想,我已经看了大量古文字资料,抄了很多卡片,还读了很多考释古文字的文章,为什么自己一个字也考释不出来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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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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