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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我和古文字研究

更新时间:2016-09-13 09:28:28
作者: 裘锡圭  
我被发配去烧暖气锅炉,一直烧到次年2月。这时,8341部队已经进校,运动中过左的做法稍有改变。我回了系,编在学生的一个班里参加学习。

  

     回系后,我跟同事孙静先生合往一间宿舍,从1969年2月.住到11月。孙先生在城里有家,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回校。那时,军宣队、工宣队领导运动,教员们不管是有“问题”的,还是“革命”的,都是改造对象,除了一起开会外,彼此很少往来。我算是有严重问题的人,平时更没有人理。所以在每星期六晚饭后到下星期一早饭前这段时间里,除了上食堂吃饭外,我可以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继续做我在运动初期住在二院时所开始的工作——写古文字考释笔记。这一天半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白天黑夜的,不到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不睡觉。即使躺下,也往往只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接着干。我怀疑我的青光眼的病根,就是这时种下的。

  

     由于太过疲劳,在每星期一上午全班的学习会上,尽管我强打精神,尽可能不让自己的眼皮往下垂,有时也还是忍不住要打瞌睡。曾经好几次被领导学习的工宣队员发现,受到严厉训斥,还为此写过书面检查。幸好班上的学生并不想打我这条落水狗,我的日子才不至于太难过。有一次因打瞌睡而受训斥后,有两位女学生还在中间休息的时间,好心地劝我以后别再在开会的时候打瞌睡。我很感激这些学生。我在7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古文字考释文章,有好些篇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笔记改写而成的。

  

     1969年11月以后,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上的北大五七干校从事生产劳动,一直干到1971年夏天干校停办。在干校结束的过程中,有很多粮食要运回北京。那时我算是壮劳力;被派到南昌当搬运粮食的脚夫,9月才回北京。

  

        回校后,我被编人由部分回校教员组成的劳动队。这个队分成几组。我所属的组每天到城内一些胡同里去清理“文革”中堆积起来的垃圾。带领我们劳动的组长,是前些年因心脏病过早去世的杰出力学家郭仲衡院士。郭先生走起路来跛得很利害,干活却比谁都卖力;平时话很少,但一点没有架子,对组员很和气,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劳动队存在的时间不长,当年冬天我就回系了。

  

     我还在劳动队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得知文物考古方面的刊物就要复刊,让我跟他合写一篇研究战国文字的文章。我十分高兴,便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各自挑出几条考释战国文字的笔记,经过讨论后加以修改,最后由朱先生定稿,写成了《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一文。朱先生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是先寄给郭洙若先生,郭先生看了以后向《历史研究》推荐的。这次我们也把文章寄给了郭先生。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信中说,他对我们的文章很感兴趣,看了两遍,现已把稿子转给《考古学报》。他还说,由于我们把字写得太小,他的眼睛看得非常累。一位从政多年,年届八十,但仍钟情于古文字,并乐于提携后进的老学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可惜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我们的文章在《考古学报》复刊第1期(1972年第1期)上就登了出来。

  

     从《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开始,到1982年发表的《70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朱先生和我在十年中合写了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都由朱先生亲自定稿,后来都收入了在先生逝世后编成的《朱德熙古文字论集》。1987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也署了先生和我两个人的名字。这篇书评是唐复年先生约我们写的,但后来由我一人完成。先生本不愿署名,是我坚持把先生的名字放上去的。所以,这篇文章没有收入《论集》。

  

     1971年秋,大学复课。虽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里的秩序已经比较正常了。我回系后,在参加教学工作和政治学习之余,还能挤出不算太少的时间来学习、研究古文字。1972年,我跟随朱先生参加了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的考释工作。这项工作引起了我对秦汉文字,尤其是汉简的浓厚兴趣。在“文革”中,1972年是比旷较平静的一年,我抓紧时间读了不少汉简方面的书,做了很多摘录和卡片。

  

     进人1973年以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之风强烈地刮了起来,势头越来越猛。朱先生和我在这一年里也写了一篇配合“评法批儒”的文章。当时,秦始皇被推崇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大法家,《文物》编辑部约我们写一篇颂扬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的文章。我们认为始皇统一文字是历史事实,而且从古文字资料看,关于这件事有不少话可讲,就接受了这一任务。文章排出来之后,我到《文物》编辑部去看校样。编辑先生跟我说,为了更好地配合当前形势,他们在文末加了一段批林彪的话。看了那段硬加上去的充满“文革语言”的文字,我感到啼笑皆非,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说:加了这段文字,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共同完成的了,我建议用“北文”的笔名发表,“北”代表北大,“文”代表《文物》编辑部。编辑先生同意了,回校后告诉朱先生,先生很赞成我的办法。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重1期上的《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历史作用》。此文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时,删去了《文物》编辑部所加的那段文字。但是我们在文章里说了很多颂扬秦始皇和批判儒家的话,时代烙印仍然十分鲜明。此外,我还应约为《光明日报》写过一篇鼓吹文字为群众所创造的短文,也说了很多批儒的话。

  

     1974年5月,朱先生和我都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参加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听说我是由王振铎先生推荐的。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77年初。在这,段时间里,朱先生和我还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后佚书的整理工作,我还参加过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并对《武威医简》的初稿提过不少修改意见。此外,朱先生和我还跟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李家浩先生一起,用上班之外的时间;为湖北省博物馆整理了望山楚墓竹简。李先生是湖北江陵自学成才的青年,由俞伟超先生推荐来参加整理工作。朱先生很欣赏他研究古文字的才能。1978年,他听从朱先生的建议,考了我的研究生,毕业后二留在北大中文系工作。

  

     从1974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这段时间里,学校里的政治学习以及其他政治性活动,又恶性膨胀了起来,教员能用于钻研业务的时间很少。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是“中央”交下来的任务,情况特殊,参加工作的专家可以埋头苦干,在政治学习方面只需要用很少的时间。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取得了整理研究出土古文献的经验,提高了自己古文字学的水平,获益匪浅。如果我没有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而留在北大,就会浪费大量宝贵的时间。

  

     银雀山汉简所以会受到“中央”重视。跟“评法批儒”有很大关系,整理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方面的影响。银雀山汉简中既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有很多篇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当时,孙武和孙膑都被看作法家。编定《孙膑兵法》时,为了使内容显得丰富些,领导和个别参加整理的人,坚持要把一些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也当作孙膑的东西收进去。朱先生和我迫于无奈,只好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建议把作者不明的那些篇编在一起,当作“下编”。这个建议总算被接受了。“文革”后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中的《孙膑兵法》,已经去掉了原来的下编。其实,就是现在仍然收在《孙膑兵法》里的以“孙子曰”开头的那些篇,也不是没有并非《孙膑兵法》而是《孙子》佚篇的可能性的。

  

     “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召开之后,科教人员钻研业务的时间有了保证;政治对学术的干扰,至少对古文字学这类学科来说,已不复存在。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包括出版条件也逐渐有所改善。我的古文字方面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发表的。这些文章涉及甲骨、金文、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等方面。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古文字论集》,收入了1988年以前所写的古文字方面的文章。1989年以后写的,有些已经收入我的并非专为这方面的文章而编的文集,绝大部分还散在刊物上没有结集。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由授课讲义修改而成的《文字学概要》,内容也跟古文字有关。此外,从1978到1979年,我跟李家浩先生一起,为湖北省博物馆整理了曾侯乙墓出土的文字资料;从1995到1996年,我参加了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工作;在1997到1998年间,为荆门市博物馆所编的《郭店楚墓竹简》作了校订工作。

  

     在学术的道路上,朱德熙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他不但带着我写了不少篇文章,还细心地修改过我的一些文章。《文字学概要》是朱先生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1982年我第一次出国讲学,也是朱先生推荐的。我在1978年破格升为副教授,也跟朱先生和张政烺先生对我的业务水平的肯定有密切关系。

  

     除前面已经讲过的先生们外,有几位领导也给过我重要的帮助。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甲骨文合集》各册陆续出版。这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经常要使用的极为重要的一部资料书。但是这部书的定价很高,大约相当于我当时两年的工资,我根本没有可能购买。学校图书馆把《甲骨文合集》放在文科阅览室里,不往外借,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上架非常慢,一册《合集》出版发行后,往往要等很多个月才能见到。中文系资料室本来不准备买这样贵的书,我向当时主管全系行政的副系主任向景洁先生说明情况,要求他让资料室买一部《合集》供我使用。向先生痛快地答应了我。这部《合集》我借到家里用了十多年,直到前年自己从旧书店买了一部之后,才还给资料室。

  

     70年代末,我住在东校门外靠近清华的五公寓,跟其他系的两位教员三家合住一个单元。长期以来,北大的教员绝大部分没有自己的研究室,只能在家里工作。由于住得太挤,我只能以自己的床兼充书桌,坐在小凳上写文章。那时的校党委书记,是后来当过教育部副部长的周林先生。同单元的一位邻居跟周先生比较熟,向他反映了我的情况。周先生用晚饭后的时间,亲自到我家来看了一次,很快就特批给我蔚秀园的一套小三间,大大改善了我的居住和工作的条件。我很感激的另一位领导,是在周先生之后任党委书记的项子明先生。80年代初,我的研究生李家浩毕业留系后,在湖北的家属迟迟调不进北京。与此同时,学校里有的食堂炊事员的家属,却从外地调进了北大。这件事反映到了项先生那里。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时把人事处的一位负责人也叫了来。他开门见山地问那位负责人,为什么食堂炊事员的家属能调进来,业务骨干的家属却不能调进来。那位负责人只好答应去办把李家浩的家属调入北京的手续。不是项先生亲自过问,家浩恐怕就只能回湖北去工作了。

  

     就在研究工作的客观条件逐渐有所改善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我的眼睛在少年时代就已近视。70年代后期,我感到眼睛有了新的毛病。在阅读书报的时候,我觉得铅字的笔画有些发虚。实际上,我这时已经得了青光眼的病,这种感觉是视野已经部分受到破坏的结果。但是校医院的—位眼科大夫却把我的眼病当白内障治,让我点了好多年“白内停 5搅1990年,我感到眼病比较明显地有所加重,只得去找校外的大夫诊治,由于我的青光眼是低压性的,没有一般青光眼眼压高、眼发胀等明显症状,找了两位大夫仍未得到确诊。那时,我妻子的堂姐在人民医院工作。她知道了情况,介绍我到他们医院眼科的黎晓新大夫那里去看病。黎大夫当时大约才四十岁左右,但已以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著称。她很快就断定我得了低压性开角型青光眼。依靠她的正确治疗和经常的关注,我的病情得以稳定下来,直到今天仍能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如果我遇不上她这样的好大夫,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妻子董岩,为我担负了全部家务和各种杂务,并且比我自己更关心我的健康。我的研究成果里也凝聚着她的心血。

  

     从1952年进大学算起,我学习、研究古文字已经四十七年了。跟所花的时间相比,我的研究成绩显得很微小。但是考虑到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尤其是前二十多年的条件,又觉得这些成绩也可聊以自慰了。如上所述,在这四五十年里,我遇到了不少爱护我帮助我的人,而且在有些紧要关头交了好运。不然,就连这些成绩也是难以取得的。

  

     今天处在学习和研究岗位上的青年们,你们现在的条件,总的来看,比我们的青年时代已经好得多了。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克服困难,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与时代相称的好成绩来。只有这样,我们这一代的遗憾才能多少减轻一些。

  

               1999年4月18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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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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