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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我和古文字研究

更新时间:2016-09-13 09:28:28
作者: 裘锡圭  
是不是我不如那些古文字学家聪明,再努力也没有用呢?不过,我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追求,而且在产生这种怀疑之后不久,就开始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有所收获了。这次经验使我感到,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已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

  

     我的第一篇考释古文字的文章,是在1960年等待分配的时候写的。我认出了殷墟甲骨文里表示刖刑和椓刑的两个字,以这两个字的考释为主,写成《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投给了《考古》月刊。我到北大后不久,这篇文章就在1961年第2期的《考古》上登了出来。编者对我的稿子作了一些删改。除删掉个别不子合理的说法外,还把称郭沫若的“先生”改为“院长”,大概他们认为“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称呼吧。此外,由于删改还出现了个别文气不接的地方。在“白专道路”、“名利思想”大受批判的形势下,我没敢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母亲的名字发表这篇文章的(此文之前,我还在《考古》1960年第6期上发表过《安阳后岗圆形葬坑性质的讨论》一篇短文,也用了母亲的名字)。那时,“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大家平时都吃得很差,我用这篇文章的稿费,请父母亲到饭馆里吃了一顿很不错的饭。

  

     60年代初,北大中文系里有不少名师宿儒。不过,我最想请教的老师,却是当时才四十岁左右的朱德熙先生。我在历史所的时候,读过朱先生两篇研究战国文字的文章。作者分析问题的深人细密、论证的有力和文章的简洁流畅,使我深为折服。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我对战国文字的兴趣,并使我对朱先生产生了仰慕之情。然而进中文系之后,我并没有很快就实现向朱先生请教的愿望。我跟朱先生不在一个教研室,而且我是1960年底到北大的,第二年4月就被下放到昌平十三陵公社泰陵大队参加生产劳动,11月才返校,所以迟迟未去谒见先生。

  

     我记得我是在1962年的一个晚上,第一次去先生家的。那时我住在校内的集体宿舍里,那个晚上我没请人带领,独自走到中关村的北大三公寓,怀着多少有些紧张的心情,敲开了先生家的门。先生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先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并表示了对先生的景仰,接着就陈述事先准备好的对某些尚未被人释出的战国文字的意见,向先生请教。60年代初,研究战国文字的人很少,在未识的战国文字中,比较容易释出的字还相当多。我所谈的意见,有一些是在拜访先生的那一天,临时翻查我所摘抄的《古玺文字征》时才想到的。例如多年后发表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中第三篇的主要内容,即关于六国玺印文字中一些从“?”声之字的意见,就是在那一天想到的。朱先生很有兴趣地听我呶呶不休地谈自己的见解,并且对我的大部分见解立刻加以肯定。一位在学术上已经有很高成就的学者,竟能这样坦率热情地对待我这样一个初次跟他接触的青年,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最好的老师加知音,觉得在感情上跟朱先生一下子就变得毫无距离了。

  

     此后很多年里,我时常去找朱先生谈古文字。尤其是在自以为有了比较重要的发现的时候,往往迫不及待地往先生家里跑,想让先生早些知道,甚至天在下雨也不管。先生也常把他尚未发表的考释古文字的意见和其他学术见解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发现彼此的见解可以互补,那就格外高兴。例如:先生认为六国印文中很多从“?”的形声字,实际上是从严官”声的,“?”是“官”的简写。我认为六国铜器文中“私?”、“左?”等“?”字应该释读为“官”。但是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所注意到的现象。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12期上的、先生和我合写的《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意见结合在一起写成的。在60和70年代,我国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比较苦,做学问的条件比较差。有一次我跟先生说,像我们这样搞学问谈学问是“穷开心”。先生很欣赏,后来多次在我们的谈话中重复这句话。

  

     1962年既是我跟朱先生在学术上开始建立起密切关系的一年,也是我看玺印、陶文等古文字资料最多的一年。由于朱先生的影响,我对战国文字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玺印、陶文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所以我大量阅读玺印、陶文的著录书,边读边抄卡片,积累研究的资料。玺印著录书有专收古印(基本上是六国印)或专收汉印(一般包,括秦印和魏晋印)的,也有兼收二者的。这些书我都看。陶文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所以这一年的阅读也为日后研究秦汉文字作了一些准备。

  

        所以能在1962年读较多的书,是由于政治形势有了变化。1961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造成的问题,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我下放泰陵劳动期间,陈毅作了关于红专问题的讲话,对过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纠正。我们那一批下放劳动的教员,原定下放一年,后来缩短为七个月。回来以后,觉得学校的气氛有了明显变化,会议少了,读书的风气浓了。校领导根据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新的指示,要求年轻教师认真钻研业务,中文系还请老教授为年轻教师开了必读书目。所以在1962年,我可以用来读自己想读的书的时间相当多。北大图书馆的金石书,有很多放在善本室里,我成了那里去得最频繁的常客。那时,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城里的家,星期一早上返校,星期天一般都到北京图书馆去看北大没有的金石书。每次一早就坐公交车到北图,中午吃些干粮,到傍晚闭馆时才回家。通过大量地看资料抄卡片,并不断整理卡片,自己感到古文字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可惜由于政治形势又生变化,这样的读书生活只延续了一年左右。

  

     1962年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这年冬天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是“四清”运动)和反修学习逐渐在全国铺开。1963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汉语文字学的第一年。这一年,教员参加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的时间虽已明显增加,教学秩序仍比较正常,我还能用不算太少的时间备课编讲义,此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从1964年初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三次被抽调到农村去搞“四清”。1964年2月至3月在北京郊区通县搞“四清”。1964年11月到1965年6月在湖北江陵搞“四清”。1965年11月又去北京郊区延庆搞“四清”,到1966年6月,在工作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被召回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每次下乡之前之后,都要集中学习。在这样的学习会和平时的很多学习会上,一般教员都要批判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我的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很突出,思想跟不上形势,批判自己的任务比别人更重,臭骂自己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在参加运动、改造思想和讲课备课之余,我仍然抓紧时间搞我的古文字。“文革”后发表的《战国货币考(十二篇)》的初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的父母被当作资本家遣返老家,我在城里的家就消失了。我的书和卡片等资料,本来分放在家里和学校宿舍两处。父亲供职的工厂抄我们的家,把我的书和资料也一起抄走,我到系革委会开了证明去领了回来。这样,我的书和资料就集中到了一处。这倒为我在“文革”中抓时间搞古文字提供了方便。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了课,校园里到处贴大字报,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过了些时候,“革命大串连”的风刮了起来,学生和跑得动的教员几乎都去了外地,校园一下子静了下来。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也变得冷冷清清,罕见人迹。当时,住在校内的未成家的中文系年轻教员里,好像只有我一个没有出去串连。系领导在二院腾出一间屋子让我住进去,希望我多少能起一些照看这座空楼的作用。在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里,除了个别领导每天到二院来看一下之外,整座楼通常只有我一个人,几乎一点干扰都没有。于是我就利用我的已经集中起来的书和资料,专心搞起古文字研究来了,主要是整理平时所抄的卡片等资料,把自己对一些古文字的比较成熟的考释意见写成笔记。

  

     在工作中,发现所抄的卡片等资料里,有不少需要跟原书核对的地方。那些书我大都没有,公家图书馆这时又都已经关闭,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古文字书籍藏得比较多,对后辈学子又极其热情的张政烺先生。张先生住在东郊永安南里。我一早就从西郊的北大,坐公交车穿过整个北京城,赶到张先生家里。先生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先生亲自把我所需要查的书拿给我,或告诉我书在哪个书架上。有些书放在原来装大部头线装书的书箱里,书箱靠墙放着,开口在贴墙的一面,先生亲自为我把沉重的书箱转过来。那时,先生和师母各自的工作单位——历史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的业务工作都已停顿,但是他们都还必须去“上班”。安排好我的事,他们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在家里查书。在那段时间里,我为查书到先生家里去过一次还是两次,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随着外出串连的教员陆续回校,二院逐渐热闹了起来。不久,我就搬回了集体宿舍。这时候,校园里的运动气氛已经恢复,大家不断开会,不断写大字报;几个人聚在一起,除了跟运动有关的事,几乎什么都不谈。

  

  

         过了一些时候,校园内的两派斗争激烈了起来。掌权的新北大公社和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形同仇敌,势不两立。我住的十九楼挨着井冈山的据点。在两派斗争白热化的关头,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进驻十九楼,原住的教员除了一些新北大公社的积极分子,都只好搬走。我跟几位同事被安排在二院暂住。这时的二院跟师生外出大串连时我住过的二院有天壤之别,来往的人很多,整天乱哄哄。我们几个人住一间屋子,都打地铺。住在十九楼的时候,还多少能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在二院就完全办不到了。这使我十分苦恼。住在燕南园的同事叶蜚声先生很了解我的心情,主动把他的书房让给我用,我有空就到那里去看书。在校园两派斗争的风浪中,叶先生的书房成了我的避风港。

  

     叶先生是我的同乡,彼此的老家相去不远,不过我是到北大中文系后才认识他的。他比我大九岁,多年来像老大哥一样照顾我,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叶先生待人热情,朋友们有事相求,他没有不竭力帮助的。去年8月,他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感到悲痛。

  

  我对“文革”中的两派斗争非常厌恶,既未参加新北大,也未参加井冈山。但是在校园内,连各个公共食堂也分属两派,不依附于一派,连饭都吃不上。我的思想比较保守,一直跟着中文系的新北大派活动。中文系的井冈山派里也有原来属于系领导阶层的教员,他们了解我在复旦念书时的情况。在“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以后,中文系的井冈山派为了给新北大派抹黑,在1968年7月发表一个声明,根据我十多年前在复旦的一些言论,把我打成反革命。中文系新北大派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很快决定不再让我参加运动,并对我进行审查。所谓审查,就是不断让我写交代,并扣发工资改发生活费。这时又是叶先生出面求情,说我还有被遣返回乡的父母需要赡养,为我争得了每月寄给父母的钱。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我跟系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受到隔离审查的处分。11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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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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