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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席勒说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

更新时间:2016-09-12 09:35:22
作者: 章启群  
在感情方面促使其被动性达到最高程度;第二,使他的决断能力取得不依赖感受能力的最大量独立,在理性方面促使其主动性达到最高程度。”(《书简》第166页)如果说人的尊严就依赖这两者的严格区别,那么人的幸福就在于巧妙地扬弃这种区别。教育既然应该是人的尊严和他的幸福协调一致,也就应该关心这两种原则在最密切结合中的最高纯洁性。审美教育在自然和自由的状态中可以帮助人实现这一目的。“所以美成功地对我们证明:被动性绝不排除主动性,物质绝不排除形式,有限绝不排除无限,因此,人道德的自由绝不因他必然对物质的依赖而被否定。”(《书简》第202页)在自然法则或理性法则约束人的意志自由的一切场合,审美活动会使这一切得到解放。美能够在人心中建立和谐,可以赋予人以社会的性格,带来社会的和谐。

   在席勒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最终应该是道德的社会。理想社会的人民应该是道德的人。人从感性人到审美的人,可达道德的人。社会因此可达道德的社会,它的人民一定可以实现性格的全面发展。他说:“我们的时代其实是在这两条歧路上流连忘返,在这边则成为蛮风俚俗的牺牲品,在那边则限于精神萎靡和生活荒唐。唯有美能够从这两条迷途带我们回来。”因为“美感发展则民风高雅,……人有审美修养,则一般是理智英明,感情活泼,胸襟磊落,甚至举止庄严;没有审美修养,则往往适得其反。”(《书简》第156页)任何保持抽象状态、扼杀个性的国家都不能实现理想的人的完满性。

   由此可见,国家的理想状态只能从审美教育,而不能从物质和道德的形式上发展而成。因此,席勒宣称:

   力本的国家,以自然克服自然,只能使社会成为物质上可能;伦理的国家,使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只能使社会成为道德上必要。唯独审美的国家能够使社会成为真实的社会,因为它通过个体的天性以实现集体的意志。

   在恐怖的暴力的王国中,在神圣的法则的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了第三个快乐王国,游戏与假象的王国,在这里,它替人们解除了种种关系的桎梏,摆脱了一切所谓强制的东西,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强制。

   在审美的国家中,……以自由还给自由——这就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书简》第213-215页)

   要避免革命和改革中出现暴政和疯狂,席勒开出的良方是整个社会的审美教育。他认为,达到自由的路径不是政治经济的革命而是审美的教育,至少是须先有审美教育,才具备政治经济改革的条件。他声称: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为了解决实生经验中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走审美的道路,因为我们是通过美走向自由的。”(《书简》第136页)

  

   作为哲学家,席勒认为所有社会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人性本身的完美。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人要获得自由不是政治经济权利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只有这样,人才能从个别的、经验的、无恒的人性中去寻找绝对的和永恒的人性。这应该是人类的根本目标。

   人是自由的,而自然是必然的。按照席勒的观点,“唯有当这两者结合——当意志可以自由地遵从必然之规律,当幻想纵使千变万化,理性仍能坚持它的法则,那时我们的神性或理想始能出现。”(席勒:《论素朴诗与感伤诗》,同上第224页。下文简称《论诗》)达到自由和必然和谐一体的人格是健全的、理想的。而现实的人格一般都没有实现这种完满的结合,也永远不会实现这种完满的结合。因为,现实的人格总是有缺陷的。

   席勒认为,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说,当人们已经具有思想的能力时,理性会压抑感性。逻辑的必然性或道德的必然性取代了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人要恢复感性的威力,就必须先毁灭了理性的威力。所以,现实中的人,若要消除理性的压迫,他必须在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返回到纯粹无定性的消极状态。当然,人通过感觉接受的决定状态必须保存,因为他不应失掉现实;但是同时必须扬弃它的局限性,因为一种无限的可定性必须发生。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消灭这种状态而又同时保存它。这种对立的状态,可以说也是一种中间的状态,是在游戏或审美中才能实现的一种状态。“假如我们称感性决定的状态为物质状态,称理性决定的状态为逻辑状态或道德状态,那么这种真实的和主动的可定性的状态就应该称为审美状态。”(《书简》第185-186页)在美或审美统一所引起的快感中,物质与形式,被动状态与主动状态,先已获得了真正的统一,审美和游戏可以使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和谐一致。这就证明:人的感性本能和形式本能可以结合,无限可以在有限中实现,从而最崇高的人性也有实现之可能。这当然是人性发展的理想状态。基于此,席勒宣称:

   让我毅然决然地说,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时,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他游戏时,他才是完人。(《书简》第173页)

   席勒认为,游戏和审美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而且,在审美活动所授予外表生活的形式中,已经敞开了人的内心生活,并使之自由。因为,审美心情并不单独地偏袒人性的某个别机能,它对于任何机能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恩惠,所以,审美中心理的多种功能处于和谐之中。席勒说:“唯独审美状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因为它本身包括了前因和后果的一切条件。只有在审美时,我们感觉到自己仿佛超脱了时间,我们的人性表现出它的纯洁性和完整性,仿佛它未因外界势力的影响而经受过任何损害似的。”(《书简》第188页)在审美的状态中,“他应该不是这个或那个,他应该是人:自然不应该绝对地支配他,理性也不应该有条件地支配他。这两种法则应该完全独立并存,而又完全彼此调和。”(《书简》第199页)

   美育的使命就是从美的事物中寻找美,因为这种美会给人以自由。席勒曾用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审美状态中人的感受:

   云淡天青使感官敞开来接受最轻微的感触,泱然的温暖焕发生机使草木葱茏;或者盲目的物质统治甚至在无生的造业中也业已倾覆,胜利的形式甚至使最卑微的物类也显得高贵;或者在快乐的环境中,在幸福的区域里,活动就引起享乐,享乐就引起活动,从生活本身产生神圣的秩序,从秩序的法则才能发展生活;或者想象力永远不依恋于现实,但也永远不离开自然的质朴而走入迷途——只有在这些地方,感情与理智,感受力和创造力,才能够在侥幸的平衡中发展起来,而这种平衡就是美的灵魂和人性的条件。(《书简》第203页)

   只有美的心境才能产生自由。所以不难了解,这种心境不可能从自由中产生(自由不能产生自由),从而也不可能有道德的根源。席勒认为,现实社会争名夺利,道德沉沦。有人生的坎坷,贵贱的悬殊,环境的压迫,贫富的无常。人只有在回归自然中得到安慰。自然就像一首美妙的牧歌,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快乐:

   自然之战胜人为,不是凭借其盲目的威力,即力量之伟大,简言之,不是因外在的需要,而是因内在的必然。(《论诗》第227页)

   美也一定是自然的赠品,只有自然的偶然的恩惠才能打破自然状态的桎梏,才能引导野蛮人走向美。究其根源,这种对于自然的喜爱实质上不是审美的,而是一种道德的情操。

   因为美感与知识和欲望无关,不会给人带来学知识的强制。人还可以借美感来净化性爱欲求所烙印的兽性。审美教育就是使人即使在单纯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支配,并且在美的领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因为“单一种精神能力的伸张固然可以培养出非常的人物,但是只有精神能力的调和均衡才能产生幸福美满的人物。”(《书简》第148页)“任何人在美的魔力下都会忘记自己的局限性。”(《书简》第214页)因此,唯独美感教育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无限境界。审美教育的目标,就是在自然和自由的状态下,完成一个完美的人格建构。

  

   除了哲学家,席勒还是个诗人。他思考的核心是人与自由和自然、人与历史和现实、人与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而他的理想是实现物质和精神、自然和自由、古代与现代、质朴与文明、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完满结合,达到人性的和谐与完满。黑格尔说:“席勒所专心探讨的是人类心灵的深处。”实质上,席勒的理论是在古代与近代精神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的,并且深切地表达了处于这种张力之中的现代人的困惑与憧憬。

   人在现代文明的时代用艺术的方法来恢复他的童心,人在面对机械的、物欲的现实面前在思想上替自己虚构一种自然状态。席勒这种来自卢梭的思想,对于后来早期的马克思、尤其是马尔库塞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显然,这个理论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自身有很多局限。但是,从席勒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从席勒对于人性本身的洞悉和论述中,反观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如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本源性问题,进而寻找根本性的对策,无疑是不可忽缺的参照。不妨再看看席勒的描述:

   利己主义学说生长在礼仪彬彬的社交的娘胎中,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关怀社会的人,我们便首先感受到社会的一切传染病和一切祸害。我们的自由判断服从社会的专横舆论,我们的感情服从社会的莫名其妙的习惯,我们的意志服从于社会的诱惑;我们唯独维护我们的任性来抗拒社会的神圣法律。……文化不但不能给予我们自由,反而以它一切教化的力量发展了新的需要,物质需求的枷锁越来越可怕地缚紧我们,所以损失的恐慌甚至窒息了向善的热烈追求。“逆来顺受”这句格言却被目为人生的最高智慧。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动摇在荒唐与粗野之间,在不自然与纯自然之间,在迷信与道德怀疑之间;只有邪恶势力的均衡间或给它以限制。

   我们是否十分惊异,并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对于今日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来说,这简直是醍醐灌顶、当头棒喝!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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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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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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