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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恩虎:深化县制改革,彰显中华民族伟大的自我创新能力

更新时间:2016-09-07 17:46:05
作者: 闫恩虎  

  

   经常会有人对我讲:县域经济是个伪命题。如果县域经济观念成立,那么就有省域经济、市域经济以及镇域经济之类,如此,县域经济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讲:只有县域经济,没有什么省域经济、市域经济之类。因为每一级地方行政层次有不同的管理职能,县一级是经济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省级政府是理解贯彻国家意志,协调中央与地方和省辖内地方之间的利益。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贯彻郡县制,明确“郡以俸君,县以牧民”的行政原则,“牧民”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组织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孙中山先生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指出:“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孙中山先生强调:“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他们会反驳说:那现在省、市、县政府不都一样在组织指挥经济发展吗!机构设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只不过行政级别不同而已,都是上面一级说了算。我只能这样回答:这说明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建设还不科学不完善,地方行政层级职能不清,导致机构雷同,行政效率低下。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反复强调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县乃国之本”、“郡县治,天下安”(句中“郡”非秦时郡县之郡,而是唐时道、州下的郡,同县一样的地方行政建制),这是两千多年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共识与原则。我赞同杨小凯先生的观点:没有后发优势,只有后发劣势,制度健全与先进才是国家竞争的根本优势。要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国民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是根本促进和保障,尤其县制!必须强调:制度建设绝不是模仿或复制,但学习与借鉴却是必须的。回顾历史,十七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强大的国家,当时中国的中央集权皇权宗法体制也是其他国家执政者仰视的。但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只是学习了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照搬中国的皇权至上制度。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让中国知识界仰视的西方法制文明和民主体制。

  

   中国向来喜欢以“四大发明”自诩,后来有学者指出,科举制度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因为科举制度才催生了西方国家的文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应该说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相对于科举制度,县制才是中国的一项更巨大的制度发明。县制直接影响和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地方行政体系建立,并成为世界上近现代国家的基本地方制度。应该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但四百多年的变迁,工业文明不断推动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作为县制发源地的中国现在仍持续着原有的县域官僚治理形态(此处的“官僚”是韦伯论述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官僚”概念。“‘官僚制’这个词原本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个词还带有褒扬意味,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高效的组织形式,用以取代传统的独裁政权。”“官僚制便是以它的中央集权、令行禁止的特征来表现出其优势的”。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p369)。由于县制创新的落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断裂:高度发达与极端落后并存,是谓之曰“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启动和深化县制改革!

  

   凯恩斯先生曾经说过: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永久的经济问题。喀麦隆著名思想家伊彤加·曼格尔勒·丹尼尔有句名言:“文化为体制之母”。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仍叫中国,没有加“古”字,而且正昂首步入现代文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几次被异族征服过,但很快就恢复为中华民族的中国!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中华民族深厚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新能力!县制是中国创造的,我们与时俱进的深化县制改革,完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以至来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彰显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自我创新能力!

  

   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理论指导,但历史分析和实践探索更加重要!我们要记着孙中山先生九十多年前的教导:“权之根本,不应当以中央与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为对象,权之宜属于中央者,属中央可也,权之宜属于地方者,属地方可也”。(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同时,也要思考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伯姆·巴维克(Boshm Bawerk 1851-1914)一百年前说过的话:“在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中,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历史-统计方法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会不假思索地宣布,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使用纯粹的抽象-演绎立法政策,对我以及他人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伯姆·巴维克《政治经济学上历史方法与演绎方法的对立》(The Historical vs the Deductive Metho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一期(1980),p267)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思考基辛格博士的这两句话:“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 《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p001)

  

   本书是国家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县制改革与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11YJAZH108)成果著作。完成这一课题过程中,我总想起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前言中的一段话:“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p22-23)

  

   2016-08-29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本文系《中国县制与县域经济》一书的前言,该书为国家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县制改革与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11YJAZH108)成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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