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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睿:周叔弢、周一良的藏书、读书与著书

更新时间:2016-09-06 23:23:23
作者: 史睿  
捐赠周氏所捐善本古籍之后,赵万里先生生前原有计划编一部目录,“略仿书画著录之例,详录题跋、印章,加以考证,并附书影”,所恨“文革”乱起,不克成功。及至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间,赵万里先生及门高弟冀淑英先生才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至1981年7月,呈弢翁删定,8月冀先生据弢翁意见修订完成。冀先生原本也打算按照赵先生的遗愿,附上书影,但无奈当时出版困难,难以全部配图出版,只得由弢翁精选50幅书影印于书前,虽然使用铜版纸,但部分图版仍感模糊不清,殊为遗憾;更为遗憾的是,此书原拟为弢翁九十岁生日祝寿,于1981年上半年出版,但至1984年弢翁去世,此书还在印刷之中,直至1985年才问世发行。一良先生等为之浩叹。其后,国家图书馆又续有编辑《自庄严堪善本书影》之举,正是为了弥补《自庄严堪善本书目》未能同时刊布书影和题跋的遗憾,此书由一良先生担纲主编,景良先生、程有庆先生为副主编,于1999年9月之前编成,“每部书拍首页、末页及跋全部,除原藏715种外,并附早期捐献之《经典释文》、《左传》以及40年代售出之明板书109种,共计2330图已完全拍毕,并请冀淑英先生作序,请北图同仁对每部书作简短说明”(《全集》,第十册)。遗憾的是此类图书当时出版极为困难,一良先生为此曾经致信王贵忱,恳请代为联络出版社,一良先生关注弢翁旧藏,由此可见一斑。此书又历十一载,最终于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惜一良先生已不及见了。李国庆先生编著《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时,一良先生也曾提供很多资料,例如委托堂弟周骆良、周骘良(后改名周之良)从北京师范大学复制全部王文进旧藏弢翁书札,李国庆先生悉数纳入书中。

   国家图书馆为弢翁捐赠善本古籍,曾经办过三次展览:其一是1952年9月20日,适逢弢翁捐书入藏之际,赵万里先生操持策划“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其中弢翁捐赠者尤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对这批善本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评语(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当年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书后附有若干书影;其二是1991年,国图为纪念弢翁百岁诞辰举办展览,当时弢翁子女十人都曾亲往参观,冀淑英先生陪同讲解,并摄影留念;其三是2012年,国图为纪念弢翁捐赠善本古籍六十周年,与天津图书馆合作举办“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展出古籍92部,并出版展览图录《书香人淡自庄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收录书影54部,每部均有著录和简单解题,书末附《自庄严堪善本简目》。

   弢翁捐赠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上海古籍出版社皆曾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惠及学林,至2002年中华善本再造工程启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复影印多种。此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影印了《周叔弢古书经眼录》(2009年)、《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2009年)、《周叔弢批校古籍选刊》(2013年),孟繁之整理的《弢翁书札(附日记)》正在编辑之中,收录遗札七百余通,即将出版。周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2012年)为我们了解弢翁的藏书、校书、读书、捐书,以及书法造诣、玺印收藏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周一良先生批校各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周一良批校〈世说新语〉》《周一良批校〈颜氏家训〉》《周一良批校〈文选〉》《周一良批校十九史》等多种。

   弢翁珍爱自己的藏书,凡有破损,必得雇请良工,“缮完补缀,存其旧装”(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不仅如此,1957年弢翁还与徐森玉联合提案,建议设立古籍修复技术班,培养修复专业人才,以使公藏善本修复后继有人。这项提案获得通过,由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各自办班,前后两届。如今全国各地图书馆的一流古籍修复师大多是这个修复班的学员,在国家图书馆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全国古籍保护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弢翁这一建议可谓泽被后世。

   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两代捐书、爱书的拳拳之情,感人至深。

  

能读父书:一良先生与弢翁藏书

  

   弢翁以命子女抄书、校书作为国学基础教育的方法,故一良、珏良兄弟自少年时代就协助弢翁抄书、校书。1928年,一良先生(时年16岁)协助弢翁传录《栲栳山人诗集》和《危太仆云林集》。直至一良先生学有所成,1937年居家时期仍然协助弢翁校书,弢翁用多种抄本校勘《彊村丛书》本《乐章集》,其中一种就是由一良先生代校,并以蓝笔书于天头的(以上均见《弢翁藏书题跋》)。1948年,一良先生代弢翁书元相台岳氏家塾本《春秋左传集解》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一册)。以上种种,都是弢翁培养子弟的途径。

   一良先生从其尊人学习版本之学日久,对于弢翁倡导的版本鉴定之法亦熟练应用,所批《世说新语》云:“汪藻书(指《世说叙录》)久佚。日本前田侯

   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有之,近影印行世。其书刻工姓名,与董弅刻于严州之《刘宾客文集》全同,盖亦董刻严州本也。”(《〈世说新语〉批校》,《全集》第九册)一良先生所云严州本《刘宾客文集》,即南宋绍兴八年(1138)严州知州广川董芬校刻之本,逐页版心下鱼尾最下皆有刻工姓名,与尊经阁藏宋刻《世说叙录》刻工相同。严州本《刘宾客文集》藏故宫博物院,弢翁友人徐森玉曾影印行世,一良先生或曾寓目,并据以勘合两书刻工。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著录严州本《刘集》,并记“刻工有与《世说新语》及余藏《新刊剑南诗稿》同者”,然傅书原系私记,刊布甚晚,当非一良先生所据。

   弢翁赠一良先生的书不少,其中尚留存天津家里的也捐赠给天津图书馆。今可见者有1929年所赠《仪礼图》、1931所赠陶湘影刻宋本《八经》(周景良《丁亥观书杂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此书一良先生后转赠外甥孙启治,因孙先生助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段注说文》,故有此赠,为此一良先生还谆谆叮嘱云:“我甥经史子集,四部皆通,洵非虚语。究其原因,实际在小学根柢较好之故。我之所以以段注说文相赠者,于此故也。弢翁藏书由北而南,此书由我传于你,皆因‘小便能通’之故”(2001年2月7日,《全集》第十册)。所谓“小便能通”,是指方尔谦曾赠幼年一良先生联语“生小便能通鸟篆,闲来每与说龟藏”(《也记联圣大方》,《全集》第九册),以鼓励他学习古文字,而孙启治亦擅长“小学”(文字训诂),所以一良先生移作赠语。赠书中还有平装书《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此书系弢翁六十生日时谢国桢所赠,当时弢翁子女编辑《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乃至日后《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都受此书的影响。1952年捐书之际,弢翁特地写信给在北京的一良先生,所捐图书中若有需用者,尽早取走,可见舐犊情深。

   弢翁幼好哲学,随祖父在青岛居住时期,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交谊甚笃,曾与卫礼贤、劳乃宣合作翻译康德《人心能力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续译《康德传》及《纯粹理性批判》,因一战德国战败,卫礼贤回国未果。然弢翁终身爱好哲学,兼通西学,所畜西文图书亦复不少,1955年捐赠给南开大学。一良先生回忆:“后来学梵文时,他(弢翁)收藏近三十年而当时已很难买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父亲收藏的英文文学哲学书籍,以后也为学西洋文学的二弟珏良和一度学哲学的十弟景良所利用。”(《怀念敬爱的父亲》,《全集》第九册)珏良先生《自庄严堪藏书综述》、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都有专门章节谈弢翁的西文图书收藏。

   一良先生所得弢翁的教育,所读弢翁的藏书,积累成他独特的学问,既善利用各种珍本善籍,又擅长从惯常所见之书中读出更深的意味。


善世家学,读书得间:周一良先生的校书与著史

  

   周一良先生少年时代(8岁至18岁)是在家接受私塾教育,青年时代才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22年弢翁为时年十岁的一良先生所定的日课清单,可见一良先生幼年所读之书:

   一良日课

   读生书《礼记》《左传》

   温熟书《孝经》《诗经》《论语》《孟子》

   讲书《仪礼》(每星期二次)

   看书《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

   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字《汉碑额》十字。(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周景良《回忆一良大哥》)

   弢翁为一良先生安排的课程明显高于一般私塾的水平,也比一般西式学校里同龄少年学得更多。这个时候,周家西席张潞雪先生刚刚到馆,他学问渊博,循循善诱,通《毛诗》《三礼》《春秋左氏传》,在周家前后四年,一良、珏良兄弟从之读《礼记》和《左传》,收益很大,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一良先生对张潞雪先生印象极深,晚年回忆录曾经提及,而且一直保留着张先生亲手题签的《东塾读书记》(《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以及他的照片。此后,又从唐兰先生学习古文字。一良先生幼弟景良曾翻阅长兄少年时代所用之书,发现很多题记,他写道:

   我看到,一良大哥常常在看过的书上题字。我十多岁时,在家中看到这样的书籍很多。我心想,他那时也不过十几岁,怎就这样大胆地分析、批评书的内容,有时批评作者的口气言辞还十分不客气。十几岁年纪,毫不顾忌地随意在书页上写下评论,起初,我多少有点感觉他有几分狂妄。逐渐,随着我自己认识的提高,才有了新的认识。这有两方面:一、他那时虽然年龄小,但已是“饱学之士”,读《论语》、《孝经》不用说,读《左传》、《礼记》等等之外,甚至连《仪礼》等也都读了。习古书强调治“小学”(古文字学),他在这方面则深入学习了《说文解字》。我感觉,即使在读老书房那一代的学子中,他也是个饱学之士,功底非常深厚和扎实,不见得就低于某些出名的作家,因此有基础辨识学术的高低。再加上家中“取法乎上”的空气,自然他看到不行的就是不行,自己追求的境界、标准在那里呢。二、这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近乎日记,不是拿给别人看的,不必顾忌而能充分写出自己的意见。(《回忆一良大哥》)

   可见一良先生年轻时代就有如此见识,与其接受高水平的私塾教育和善读父书极有关系。

周家一向对子女买书、读书不加限制,故一良兄弟除了读父亲藏书之外,也自己购置图书,当然主要是课业、学术,乃至消遣的书籍,善本殊少。一良先生非常珍视自己的藏书,抗战军兴,特地致信傅斯年,请他代为搬运并寄存自己所用的图书,他说:“一良藏书本区区不足道,唯其中多朝夕摩挲,手加批注者,是以辄念念不能忘耳。”(1939年4月24日,《全集》第十册)又说:“一良藏书无珍本,但经校读批写后,便觉恋恋如故人,不忍舍弃之矣。”(1940年11月13日,《全集》第十册)一良先生晚年对此事仍然念念不忘,其回忆录《钻石婚杂忆》说道:“我在史语所办公室的藏书,由于傅先生的关怀,与所里藏书一起南运,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过周一良批注的《颜氏家训》。我的藏书和所里藏书一起复原到南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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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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