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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如何读懂“官修”党史?

更新时间:2016-09-06 00:38:05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得有特写镜头。

  

   第三,强调“夹叙夹议”,乔木同志讲要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带议论的。事实上他后来也说,有时议论就在叙事中间。我们这里(中央文献研究室)写很多领导人的传记,我以后在自己工作里就是受他们这个思想的影响。你看巴金的《家》,你看了以后就感到封建大家庭的黑暗,看得你掉眼泪。但巴金写到那里的时候如果突然跳出来说,你们看,这个封建大家庭多么黑暗!你不就倒了胃口了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事实,把你要议论的内容展示出来,这样议论就是画龙点睛。

  

   我感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写历史不能像法官写判决词一样,好像读者不需要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的。他讲要夹叙夹议,并不是要你离开事实去发很多议论,而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事情本身的经过中引导出结论。它是一个平等的、商讨的过程,不是强加于人。但要是一点议论都没有,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最后《七十年》的通过讨论会上乔木同志也讲,希望同类著作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写法。

  

   第四,力求准确。他们很讲究文字干净。我来文献研究室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编《周恩来传》,给胡绳看过、改过。后来回忆的时候,胡绳说我都忘了,只记得给你勾(删)掉了几十个“了”字。他说我们讲历史都是过去时,一般不需要“了”。还有,写“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他说“秘密”这两个字应删,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哪一次中央全会不是秘密召开的。所以他对文字、包括提法的准确度要求很高。

  

   澎湃新闻:那您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可复制的?既是当事人,又是理论家,这样的党史工作者是不是很难再出现了?

  

   金冲及:是,我就感觉现在很难能够找到代替他们(的人),一方面他们亲历了许多关键时刻,常常在领导人身边,这个本身就(不容易);另外他们的知识面(广)、理论水平(高)。胡绳说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我看胡绳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他们两个,无论是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去找他,他都能讲出一番你没有想到的道理。讲得夸张一点:我看现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中,像他们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个也没有。

  

   澎湃新闻:不少学者研究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比如他说“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有人批评他“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您怎么看?

  

   金冲及:以我跟他的接触,在我听来,他就是认为,对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学过来,以前不强调这一点,是个失误,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思想。但要说反对社会主义、主张搞资本主义,他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他写了一篇《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写好了却没有发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还有一半没有讲。他指的就是,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它跟现代化大生产相结合的那些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学。我认为,他的想法只是到这里。

  

谈《七十年》:背后的问题关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


   澎湃新闻:《七十年》写作和出版的时代背景很关键,一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二是1989年国内国外的一系列风波。时代背景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金冲及:1990年提出要出版这本书。大家知道那时候东欧基本上都变了,前苏联还没解体,另外1989年的风波刚刚过去,这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共产党都垮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党史就是要告诉人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么样的党,如何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不容易。我觉得,那个特定的条件下,迫切感到需要把这些问题讲讲清楚,是很自然的。

  

   但真到1991年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多地涉及东欧,就是把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什么说清楚。这个党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己摸索,会碰钉子,他也不可能一开始都想得对。碰钉子以后总结,总结了改正再前进。乔木讲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们心里想写的就是这个。

  

   澎湃新闻:《七十年》对党史上的问题提出不少新看法,胡乔木也说这本书的特点是“不满足于重复已有的结论与研究成果”、“独立做出判断”。可不可以说,对于抗战的正面战场、土地改革、延安整风这些问题的说明,是在1991年《七十年》、包括后来的《党史二卷》出版以后,才得以打破“禁区”?

  

   金冲及: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两本书出来才打破,我觉得在那之前已经陆续放开了。其实你读《毛选》的话,它对正面战场也有肯定。我跟台湾学者讲,我是接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不是共产党教育长大的。我1947年进复旦大学,解放前还做了两年大学生。所以我当然知道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这一类问题,我一直就觉得没什么不能讲的。当然有的同志可能担心一点:怎么共产党的(抗战)你不讲,光讲国民党的?或者说共产党讲得少了、国民党讲得多?有时候因为以前这方面讲得少嘛,一段时间多讲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得。

  

   关于蒋介石的抗日,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七十年》中有一句话,说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抗战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最开始是我写的,我写“蒋介石对抗战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胡绳可能考虑到用党史研究室(的名义编的),就改了一下,改成“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主要领导人嘛,当然就是蒋介石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在1991年就敢讲这样的话?

  

   金冲及:我觉得事实是这样,就这么写了。抗日战争我是经历过来,1935年进小学,之后抗战爆发,1945年我高中一年级念完准备升高二。蒋介石做了什么,我自己也看到的,这是事实。而且读《毛选》也可以找出根据来。另外胡绳改得也是很巧妙。

  

   澎湃新闻:《七十年》这本书的议论性很强,写作过程中的作为研究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有没有受到影响?

  

   金冲及:如果说史料清清楚楚、完全有把握,那么不管以前什么结论,事实是什么样,就改过来写,没有问题。但是有两种情况特殊。一种是和中央有过决定的重要问题结论不一样。比如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错误的阶级根源,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犯错。胡绳别的问题没有报告,这个问题专门报告了一下,说我们这本书里没有这样写,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就意味着你要求无产阶级不会犯错误,但事实上无产阶级如果对形势判断错误,也会犯错。为什么要专门报告呢?因为这个论述跟中央发表过的重要文件不一致。报告了以后他们也都同意,那就这样写。还有一种,是重大问题而你又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我举个例子,谁最早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两位当事人、都是负责同志,一个说是毛主席提的,一个说是朱总司令。我个人也可以有判断,但又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把握,这个事情又重大。所以,我原来写了几千字初稿,又把它全勾(删)掉了。因为这本书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不是个人名义,两个当事人说法又不一样,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写。除此以外,问题都不大。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说,胡绳在写《七十年》期间看了好几本外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他认为麦克法夸尔的书“臆测居多”。那么我们的党史写作,是否还是主要受前苏联党史写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金冲及:当然有很大影响,现在无法一一展开。但我是非常认真地学过联共党史,尤其是1952、1953年的时候(注: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九到十二章(即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内容)。光笔记就写了满满一本。

  

谈党史研究:西安事变有些档案当时为什么不能公开

  

   澎湃新闻:您觉得党史是一个政治理论还是一门科学?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金冲及:当然是科学。讲历史首先要有事实根据,你要有一个论点,得拿证据来。我和中宣部的领导同志也说过,宣传跟研究,是有联系、有差别的。宣传是把已经知道的结论——对或不对可以推敲——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已经解决的、有定论的问题。当然,宣传工作极重要,而且也很不容易做好,要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信服。而研究工作,是要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当然,我也很坦率地说,党史涉及的问题有时候敏感性很强。

  

举个例子,西安事变。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他说西安事变的事情你们不能随便写,因为张学良现在还在台湾,要考虑他的安全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1980年代初,我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的刊物《文献和研究》首次公开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几十个电报,那是当时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但我也扣下了一个电报。它讲的是对蒋介石的处理:“必要时,诛之为上。”我看过大量相关的(未公开)档案,我也知道,第一,所谓“必要时”是指两种情况,在另外的档案里讲得很具体——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进潼关,要打到西安了;第二种情况是内部不稳。在这些前提下“诛之为上”。这话本身没有错,周恩来也公开讲:只要你们中央军不进潼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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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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