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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呼唤理性

更新时间:2016-09-05 09:38:19
作者: 李培根  
我真的是由衷地佩服他们,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你看他们现在在科技上对人类的贡献,今年什么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还有在生命科技方面,他们在做很多很超前的事情。反观我们的百度,不知道他们做出了什么惊人的事情。没有惊人的事情也没关系,但是你别做那些恶心的事情,魏则西事件就是很恶心的。

   要追根溯源的话,我认为还是价值观上的问题。谷歌他们有一个叫不作恶的宣言,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当然不会有哪个公司宣言作恶,但是真正能够把不作恶、做善事这根弦始终崩紧可是不容易的。谷歌讲了,他们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讲他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即使放弃一些短期的利益。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谷歌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做得不错的。百度呢?百度的核心价值观是简单可依赖,所以有人说百度的价值观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

   谷歌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总经理讲,谷歌擅长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是一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通过所谓的小快或者是微创的方式,而是敢做大事、敢做大项目。像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Loon气球这种事情,我们很少有企业家有这么大的气魄,如果只基于赢利的考虑,是断然不敢做这样的事情的。还有如美国的马斯克所从事的火箭回收,这类事不仅涉及前沿高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情怀。

   由工业理性很自然地会想到技术,技术这方面也需要理性。我想到一个德国的哲学家胡塞尔,他是现象学派的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要基于“事实”,这个也没错。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搞科技的人容易一头扎进“事实”里头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这个就有问题了。胡塞尔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个,我觉得这是对的。当技术真正致力于人的生存,作用于人的存在的时候,它是特别美丽的。所以我讲技术的理性其实就要归结到人的意义,人的意义的具体体现则是人的存在。仔细地想一想,搞技术的人如果总是关注人的存在,在你搞的技术发明或产品中,能够让客户有很好的存在感,这样的技术或产品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举一个例子,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张小龙开发的微信就是如此。大家在微信里头是不是有很好的存在感?是。

   我去年到过德国Bosch,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他们给我们介绍他们的产品,令我们颇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感到很骄傲的东西是一些小东西。Bosch有一句话是什么?Technologytoenhancequalityoflife,就是用技术改善人的生活的品质,他们非常强调这个。这就是和人的生存、人的存在联系得很紧密。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包括前些时候媒体关注的中国人大量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那些东西,这恰恰说明什么?其实他们那些搞工业、搞技术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关注人的生存质量。这是技术理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欠缺的。

   技术理性还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涉及技术伦理。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科学家希望破解生命的奥秘,甚至有的人想扮演上帝,像基因编辑,婴儿定制什么的,等等。中国科学院未来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前两年写了一个大部头的文章,那个文章是要递到高层去的。文章的主旨是希望中国政府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间不要掉队。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本世纪中期到本世纪末。他举了一些标志性的事情,比如说以后女人不要生孩子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女士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们是不是很盼望这个?他美其名曰是为了免除女性的生殖痛苦,女人不要生孩子,当然就是机器生孩子。

   还有就是两性智能机器人,什么意思呢?以后人可以找机器人作为性伴侣等等。但我感觉,当机器人甚至扮演人的异性伙伴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还诗意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我是怀疑这种技术的意义的。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技术的发展的确是日新月异,越是在这种时候,胡塞尔的提醒就越不应该被忘记,就是说不能够完全只是陷入科技所基于的事实中间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如果那样的话就是非理性的。

   由技术很容易联想到创新,我就说说创新的理性。这里特别提一个东西,就是居前的、想象的需求,也就是说目前还不是现实的需求。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感觉到国家似乎应该把更多一点的资源,更多一点的注意力转移到居前的、想象的需求中。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支持过于强调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现实需求。当然要适应和满足国家的重大现实需求,像国家重大专项,上一个五年计划中间就支持了很多,这都应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若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可能就是“问题”了。我们恰恰就忽略了那种居前的、想象的需求。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现在的创新状况,我们也有不少创新,但更多的是什么?我把它们叫做“增量创新”,也就是说在别人基础上有些改进。虽然这种“增量创新”也有意义,但是最伟大的创新显然不是这种。我们国家真正的引领性的东西,原始创新太少。而一些居前的、想象的需求就可能引发出一些真正原始的创新、颠覆性的创新,也就是前人完全没做过的伟大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没有个人电脑的时候,微软打算推出个人电脑,他们面向的不是现实需求,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想象电脑怎么能进入家庭。还有,Google正在做的Loon气球等,很可能是伟大的创新。因此,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资源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去面向居前的、想象的需求而进行创新活动。这里所揭示的理性是: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和科技工作者都不能太实用主义。

   说说创新理性的另外一方面。我先举一个例子吧,智利一个建筑学家叫阿拉维拉,2016年就是今年,他获得普利兹克奖,这是建筑界最高的奖。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的代表性作品!怎么让他得到这个最高的奖,看看这个——“半成品的好房子”。这在中国绝对得不到奖,他却得了世界最高的奖。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的建筑设计水平低,其实他是很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家。“半成品的好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为穷人设计的住房,他设计这个房子是半成品的。你看没有完全装修好,里面需要住户自己做一些装修,成为自己个性化的房子。我当时看了这则消息的时候很感慨,我感慨什么?你看在这些个西方国家,他们这些人心目中间在想什么?他们关注什么?按道理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应该更关注这些东西,似乎又不是。阿拉维拉思考的是,怎么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建筑”,这个话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什么意思?他说的前一个建筑是他自己心目中间本质的建筑,是真正的美的建筑,是真正的充分考虑人的意义的建筑。这种建筑应该远离后面的那个“建筑”。我理解后面的那个“建筑”就是那种唯美形式的、为了美而美的、远离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所以他要让本质的建筑应该远离那种唯美主义的、离开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我觉得这种境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借用阿拉维拉的思想,是否可以说:让真正的创新远离某种创新!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创新理性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话题我相信大家是关注的,教育。我是这个圈子里头的人,我都不大愿意谈教育,因为说教育太沉重。我有一个观点,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人被遮蔽了。我们很多人讲中国教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要讲问题可以讲很多很多,讲一大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没说到点子上面去。那么何谓人被遮蔽呢?

   先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宗旨,我从小念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一直到今天,只有细微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是怎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有人或许会问,难道你主张不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吗?不是,我也主张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不能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很简单,其实还是关乎人的意义。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理解是工具意义上的,希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尽管说我们需要人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最高的目的应该是“人的自由发展”!只有人自由发展了,他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不是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之后他才能自由发展,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有点类似中国梦,你不能够说我们国家崛起了,然后再讲个人目的。一定是个人的发展在前。所以在现在这种理念下,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至少是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

   刚才讲的关键是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说学生的自由发展。有人或许会问,这只是你的看法,有没有根据?我跟大家讲,这也算我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经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不知道在座的真熟悉这个话的女士、先生们有多少,坦率地讲我也是若干年前才真正理解这个意思。从字面上讲,今之学者为人,为别人?为己不是自私吗?不是,孔子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觉得今不如昔,他觉得以前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那么现在的读书人是为了谁呢?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和目的,为了显示给别人看。所以孔子是主张“为己之学”的,也就是说更好地成为自己。他的这个思想真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遗憾的是我们把传统文化里头精髓的东西扔掉了,抛弃掉了。

   我关于教育的理性思考之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奉为经典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头讲,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不仅仅是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什么?请注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样地,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恐怕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里头的确有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头讲,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你看,马克思强调自由自觉的活动,可我们的教育强调的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我们强调听话。

   还有一个话题也和教育有关,意识形态也需要理性。我当然能够理解需要重视意识形态,这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咱们国家如果不稳定甚至受到颠覆的话那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说过,在大学里意识形态不能够泛化,更不能够偏执。现在不是有人叫嚣要在大学里“拔钉子”么?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辽宁日报有一个调查,他们组织了一些人暗中到20来所高校里面去调查,调查什么东西呢?调查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甚至抹黑中国等内容。调查报告发表后在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强烈质疑、批评这种做法。我认为,其动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效果是有害的。当然,也有人为之辩护,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前面提到的朱继东先生说,对于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的言行要进行严厉惩处,并且要敢于出重拳拔钉子。针对网络上某些言论,xx将军最近的一个讲话中提出,要再次派出志愿军守住上甘岭,雄纠纠气昂昂压住敌人,要组织锄奸队、整理黑名单,公开示众,关键时刻按图索骥缉拿。我就不评论了。

   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事情,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这是多年前在胡锦涛时代的党中央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其实是需要我们用理性来缓解和纾化的,不能去激化。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松的主要标志。文化革命、反右等等,历史上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太多了。其实总体来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听话的。现在有一个事实上似乎成为贬义的词叫“公知”,是某些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蔑称。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绝对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把公共知识分子整体污名化是有问题的。不排除公共知识分子中间有人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敌视态度,但是不能当成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认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深爱这个国家的。当然,他们可能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得多一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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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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