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邱兴隆:死刑的程序之维

更新时间:2016-08-27 23:56:25
作者: 邱兴隆 (进入专栏)  
但事实上,这一原则无论是在非死刑案件还是在死刑案件的审理中,均只在初审中得到了贯彻。而在书面审已成惯例与定制的二审阶段,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几乎所有案件的审理,都反映出公开性的明显缺失。在这里,法院的审判活动几乎成了暗箱操作,被告人即使被一审判处死刑,在二审阶段也难以对法官面陈异议与冤情,辩护人再有力的辩护也仅仅能付诸纸上,其当庭雄辩的感染力被完全遏制,尤其是,这样的二审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舆论、媒体与大众监督对之鞭长莫及。在这种让被告人死得不明不白的近似于暗箱操作的二审体制下,很难避免错杀与滥杀的发生。

   2、证据运用严重失范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确认了严禁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证据的原则,也要求证据的运用遵循确实、充分的标准,但是,近年相继暴光的杜培武、李化伟被错判死刑案,以及大量没有被暴光的死刑案件,暴露出中国死刑司法在证据运用上的严重失范。具体表现为非法证据得不到排除、案件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与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等等。无论是杜培武案还是李化伟案,被告人明显地屈打成招的供词均堂而皇之地作为定罪的重要证据,暴露了死刑案件中非法证据得不到排除的恶疾;杜培武案中作为凶器的枪支下落不明、李化武杀死已有数月身孕的爱妻的动机不明,均足以引起对其杀人事实的重大怀疑,然而,他们均在这些重大合理怀疑没有得到排除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这又显现出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死刑案件中的无能为力。

   3、一事不再理规则被侵越

   一事不再理规则的基本意蕴在于,对于已做出生效判决的同一犯罪事实,在没有新的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不得进行重新审判。因此,对于被告人来说,终审判决也就是阻止其再受不利于他的审判的一道屏障。然而,随着最高法院对刘涌案件的提审与不利改判,在死刑案件中,一事不再理规则被严重侵越。当然,侵越该规则的绝不只是最高法院,因为我们的审判监督程序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允许不利被告的再审的严重缺陷,从而埋下了侵越该规则的祸根。但是,最高法院对刘涌案的再审与不利改判,无疑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宣告的不只是刘涌的死刑,而是同时也宣告了一事不再理规则在中国的死刑。很难想象,在上行下效之风盛行的中国,这一恶劣的先例可能带来多少屈死的冤魂!

  

   (二)死刑的特殊程序几成空白

   假如在普通司法规则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中国的死刑司法能严格遵循死刑的正当程序的特殊要求,那么,中国的死刑程序的正当性也许尚不足虑。然而,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死刑司法在特殊程序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1、死刑案件的上诉不具有自动性与强制性

   按照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中国的司法实践,死刑案件上诉程序的启动,以被告人的意志为转移。即是说,在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情况下,死刑案件进入上诉程序,但如果被告人不提出上诉,则死刑案件不自动进入上诉程序。在这里,死刑的正当程序所要求的死刑案件的上诉程序的自动性与强制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不就死刑案件设立自动与强制上诉程序,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被告人不上诉,说明其认罪服法,对其的死刑判处不存在错误。也许,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一假设并非不成立。问题在于,这一假设未必穷尽了被告人不上诉的一切原因。事实上,一方面,被告人完全可能不是因为认罪服法而不上诉,而是基于对法律的公正性的绝望与自身不能从不白之冤中得到解脱的无奈等等而放弃上诉,另一方面,即使是所谓的认罪服法,也有可能是被告人对自身的犯罪的性质与法律的误解所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中国的死刑在执行上有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之分,被判死刑缓期二执行者,往往基于对上诉后被改判立即执行的畏惧而放弃上诉。因此,非自动与强制的死刑上诉程序,给错杀与滥杀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2、死刑复核制度名存实亡

   也许,说中国的死刑案件没有特殊的审理程序,是不客观的。但是,说中国的死刑案件几乎得不到特殊程序的亲睐,却未必是夸大其词。因为随着相当一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到高级法院,在大量案件中,死刑的复核与二审被合而为一,作为防止错杀与滥杀的特殊屏障的死刑复核程序成了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在这一意义上,特殊的审理程序在大部分死刑案件中已不复存在。死刑复核制度不复存在的结果,是大量不应判处或者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案件被判处死刑,滥杀几成时尚。

   3、死刑救济程序尚付阕如

   如前所述,终审判决生效后,死刑执行前,作为对死刑的救济,应该启动死刑的赦免与减刑程序,并为这一程序的启动而延缓死刑的执行。然而,在当今中国,死刑的赦免与减刑程序尚付阕如。尽管宪法中也提到国家元首拥有赦免权,也尽管刑法中存在减刑制度,但在法律上并无专门针对死刑的赦免与减刑的规定,实践中也从无赦免死刑或减轻死刑判决的先例,更谈不上延缓死刑判决的执行。中国现今的惯常做法是,生效死刑判决送达之时,也就是死刑执行之时,其间几乎不存在任何间隙。作为审后救济程序的赦免与减刑制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今的死刑的实际执行量失控的重要原因。

   4、对面临死刑者的法律帮助难以落实

   从表面上看,在中国现今司法体制下,对面临死刑者的法律帮助也许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就立法而言,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人,如其无力聘请律师,法院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辩护,而就司法而论,在面对死刑的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有关法院也确实做到了为其指定辩护律师。问题在于,仅此并没有达到给面对死刑者提供充分的法律帮助的要求。因为一方面,律师的法律援助只限于审判阶段,而在对于判处死刑至为关键的证据收集、审查、指控罪名的确定等方面即在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无力聘请律师的人,纵然面临死刑,也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现今律师的地位不高,刑事辩护困难重重,以及知名律师不愿承担法律援助的任务等多方面的原因,由法院指定的律师为面对死刑的人所提供的法律援助,难以真正收到实效。基于此,死刑案件的特殊的法律帮助程序,在中国尚有待加强。

  

   (三)死刑程序过于简化与经济

   既然在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死刑的特殊程序几成空白,相应地,死刑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已与非死刑程序并无二致。再加之如上所述的即使在死刑案件中,普通司法规则的贯彻被大打折扣,中国现行死刑程序可以说简化到了甚至还不如非死刑程序复杂的程度:在死刑案件的二审只实行书面审理的现况下,二审法院甚至省却了在普通民事案件中也存在的开庭之累;在核准权已下放到高级法院的死刑案件中,二审法院的“本裁定即终审裁定与死刑复核裁定”再明显不过地宣示着死刑案件的特殊审理程序与一般案件的审理程序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死刑终审判决下达之日,也就是被告人被“押付刑场,执行枪决”之时,一切可以暂缓执行并最终变通死刑判决的救济措施均不在考虑之列,使得死刑的执行程序较之其他刑罚的执行更为简捷。如此等等,分明使得死刑程序较之非死刑程序几无复杂性可言。因此,中国现行死刑程序的过于简化与作为死刑所应有的正当程序不可避免地表现的复杂性相去甚远。

   作为中国现行死刑程序的过于简化的另一重要表现的是,与前述死刑的正当程序所要求的死刑司法持续的时间长相反,在大部分情况下,基于中国死刑司法的现况,死刑司法的过程可谓短而又短。就审理程序而言,在“从重从快”或者“专项斗争”的需要下,死刑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均格外迅速,而且,几成定制的是,不知是基于“杀人祭天”的民俗遗风还是基于“杀一儆百”的威吓需要,中国的死刑的执行大都集中于元旦、“五一”、国庆与春节之类的节假日之前。为了在此类节假日来临前不至于无人可杀,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法院,往往加班加点地尽快审理死刑案件,以至死刑案件所经历的审判期限甚至远短于非死刑案件的审理;在核准权下放到高级法院的死刑案件中,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的合而为一,直接截短了死刑案件的审理过程;就执行程序而言,死刑赦免与减刑制度的缺失,使得生效的终审死刑判决可以不需任何迟缓即可付诸执行,从而节省了延缓死刑判决执行的时间。因此,就中国死刑司法的现状而言,死刑的正当程序所表现的死刑司法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在大部分情况下,难以得到反映。

   死刑程序的简化,导致死刑案件并不因比普通案件有更多的额外程序而省却了比普通案件更多的人力、才力与物力投入,而死刑程序持续时间的截短则大大缩短了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在诉讼过程上的时间差,因而进一步拉近了两者之间在诉讼成本上的距离。尽管至今尚无关于中国死刑程序与普通程序在诉讼成本上的对比统计分析,因而难以简单断言中国现行死刑程序的代价低于普通程序,但死刑程序的简化与持续时间的截短,必然导致死刑程序的代价低廉,却显然是不言自明之理。因此,从作为死刑正当程序的代价高昂与中国死刑程序代价低廉的鲜明对比中,我们也不难得出中国的死刑程序远未达到正当的程度的结论。

   中国现行死刑程序过于简单与经济所体现的不正当性,不只是源出自就中国现行死刑程序与死刑的正当程序的简单对比,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从公正优先于效率的基本规则与生命高于经济的价值序列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一方面,尽管效率要求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一切案件的诉讼过程均应贯彻简便而及时的原则,但公正要求为了避免错判尤其是错杀而给诉讼提供必要的时间保障。因此,诉讼过程的长短必须以保障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为前提。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更不容以追求效率为由草率从事。为求简便与及时而省却死刑程序所必要的特殊手续与时间要求,实际上是置因错杀而导致的严重不公于不顾,将效率凌驾于公正之上。另一方面,生命之于人是首要的价值,所有其他权益相对于生命,都应该是次要的价值。由此所应该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社会应该不惜一切经济代价。既然死刑存在错杀与滥杀的可能性,避免错杀与滥杀,本质上也就是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因而也应该不惜一切经济代价。在这一意义上说,为避免必要的经济代价而简化与截短死刑的正当程序,也就是把降低经济代价凌驾于对人的生命的保护之上,从而颠倒了生命与经济的价值序列,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价值。

  

四、中国的死刑程序如何正当化

  

   在中国,废除死刑,不但在今天而且在不远的将来,都难望真正提上议事日程。而在短期内从实体意义上大规模地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不是一种可望即刻实现的目标。这就凸显出通过正当程序直接避免错杀与滥杀、间接控制与减少死刑的适用的意义。相应地,实现中国死刑程序的正当化,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摆在中国立法者与司法者面前。

   实现中国死刑程序的正当化,就是要求按照死刑的正当程序的要求,从立法与司法两方面,改革中国的死刑程序,克服其既存的种种不合理因素。与上文所揭示的中国的死刑程序的诸种不合理因素相对应,中国死刑程序的正当化的实现,至少应该从如下方面着手:

   1、对死刑案件的二审公开化

   死刑案件的二审公开化,实际上是要求赋予死刑案件二审以相对于非死刑案件二审的一定特殊性,即虽然非死刑案件二审未必以全部公开开庭审理为必要,但死刑案件的二审则应该由现在的书面审一律变更为公开开庭审理。在这方面,所要做的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增加二审法院审理被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公开开庭的规定。

2、死刑案件证据运用严格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1109.html
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