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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丽:抗战时期一个流亡学生的南下之路

更新时间:2016-08-25 23:36:38
作者: 徐秀丽  
一路抛锚,一路忍受司机的冷面孔和冷言语(即使是像“中央信托局”这样的国营单位的卡车司机,私搭旅客(“黄鱼”)牟利也是公开的秘密,这个司机就因少带一条“黄鱼”而受“损失”),10月31日傍晚,终于到达昆明!而学校已于10月1日开学,难以再注册。同学们热心帮忙疏通,宝煦更是向坐镇联大的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慷慨陈词。梅校长同意注册,但第一年限选22学分,这意味着四年的大学生活将变成五年。

   然而,不管怎么说,奔波数千里、耗时近一年的“南行”终于结束了,就像一滴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归入了大海。

   这就是神圣的抗战么

   离别北平时,宝煦的心情是伤感而紧张的,然而,更多的是向往和期盼。

   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

   这世上再没有吸引我的花朵。

   然而,却慢慢地变成了失望和愤怒。即使在50多年后所写的回忆中,读者仍能感受到挥之不去的灰暗与忧郁。

   或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身体上的劳累痛苦与不适,二是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而后一方面,无疑是关键所在。

   宝煦虽生长于寒门,父亲甚至筹不到他的学杂费,但温饱尚没有问题,他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甚至正式拜师学过南派山水画。乡村的贫困实在不是他能够想象。如果说,在贴着“喜今夕三星在户,卜他年五世其昌”喜联的亳州四壁如洗的“洞房”里,他们的感受还很肤浅的话,到了界首,就已经十分“切身”了。出发的那天早上,用“战干团”给的钱买了块白薯,刚咬了一口,突然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来,夺了就跑。马上去追,“抢劫犯”却停住不跑了:他往白薯上吐了两口唾沫。身边就有交通警站着,跑去告状,问道:“他抢你别的东西没有?只是抢吃的我们不管,因为他饿!”从此宝煦他们买吃的东西,都是集体买来,由宝煦抱在胸前走,称为“护馍大使”,孔武有力的纪东和振英分列两旁,称为“左、右护卫”,若花则在前面带路,号称“先锋”。晚上宿于村边的小店,名曰“饭店”,即前面卖饭,后面有两三间草房,没有窗,没有床,也没有铺盖,只有一堆干草,人走进去,直接钻进草堆里睡觉。

   还有身体上的痛楚。步行前往洛阳的第一天,雨雪交加,寒冷非常,虽只走了50余里,已经衣衫尽湿,双脚起泡。晚上烧热水烫过脚,感到很舒服,第二天一下地,疼得站都站不住,“开始时就像鸭子跳舞,狼狈不堪”。就这样磨了破,破了磨,一路前行。

   但身体上的痛苦他们毕竟是有心理准备的,年轻的躯体也能够承受这样的磨难,他们是为神圣的抗战而来的,他们是为了不当亡国奴才逃出来的,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然而,后方的混乱和公职人员的腐败及素质低下却给了宝煦们沉重的打击。

   在这里可以先呼应一下张振鹍先生的答复。对宝煦来说也一样,离开北平时,南下到国统区是他唯一的选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他在文中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的二十多年战斗历程,可惜我们在沦陷区敌伪统治下的青年人竟然毫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国,国民党在南方抗战,因此才一团热心奔向南方。”

   在南行途中,他有两次可能的机会接触到“北方”。一次在洛阳。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从沦陷区逃出的青年,有不少从洛阳转到解放区。当宝煦他们好不容易走到洛阳后,正想停留几天游览名胜,却不料王子英当天赶到,让他们次日即赴西安。他们当时只是觉得有些郁闷,事后才知道是为了防止他们与八路军接触,因此不让他们在洛阳多耽搁。[3]

   第二次是赵瑞林老师安排宝煦到城固的西北工学院上学,那个地方,宝煦在路上听说是与陕北解放区争夺青年的地方,学生吃得好,“整天吃宴席”,然而学校办得不好,也没有什么有名气的教授。这未必是实情,但在当时的宝煦,几千里路跑出来当然不是为了吃好喝好,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城固的计划。

   如果到解放区,宝煦会经历怎样的命运,当然不可预卜,但他的回忆肯定会是另外一个版本。然而不管怎么说,宝煦来到了国统区。

   国民党对于沦陷区流亡人口(其中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接应和安置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应当说,这样的工作还算比较普遍和深入,宝煦他们的流亡经历中,到处看得见相应机构和人员的影子。在北平安排他们南行的“小贾”,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的周到与细密,可见于《南行记》的字里行间。更让宝煦难忘的是,当他在重庆投靠无门时,“小贾”给他提供了近两个月的住宿,而且体贴周到。他“文质彬彬,说话轻言细语,热情周到。给人感觉,像是一个大哥哥。”宝煦养伤期间,“小贾”不仅给他送饭,还扶他拄着两根手杖走下79级台阶到山下上厕所。到亳州,有大车店掌柜接应;到界首,西安“战干团”办事处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到洛阳,有约定的住处;到西安,不仅有政府训练战时工作人员的“战干团”,连基督教青年会也被政府利用为抗战组织;到重庆,有“战区学生招待所”。流亡学生还有机会考军校、考大学,落榜者尚且有参加“保送考试”的幸运。这一切,在战乱年代,是多么的珍贵!

   然而,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更令宝煦们不能忍受的是,腐败已经像毒瘤滋长,而且时见溃疡。

   事实上,给他们的第一个冲击来自抗战军人。过“阴阳界”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几个守在一个“牌坊”下的“国军”,一路飞奔,一下子抓住几位国军的手,无语凝噎。然而,抓住的是几双瘦弱的、干瘪的而并非粗壮有力的手。面对着的是几张毫无表情的带有菜色的面孔。脸上看不出一丝亲切和半点热情。眼睛里流露着懒散的无可奈何的神色。也许因为军衣太旧了,所以穿得随随便便,纽扣也不扣整齐。

   要检查行李。我打开柳条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还有在工学院用的两件绘图仪器,几本破书。此外,一无所有。再有,就是临走前同学给我的两块香皂。

   柳条包打开了,似乎使检查人十分失望。衣物实在不成样子,连袜子都是穿过很久又洗干净了的旧袜。但是两块香皂还不错。检查人拿起来嗅了嗅,那张无表情的脸上突然露出笑容,轻声说:“这个给我吧!”

   我大吃一惊!当然不是吝惜这两块香皂。我虽是穷学生,也还不至于那么小气,两块香皂算什么?只是我一路经过日本人检查行李,又经过汪精卫的伪军检查行李,他们都不在我的行李中找便宜。而为什么在我心目中如此神圣的“国军”,却是如此表现呢?

   当下我本能的笑了笑说:“好吧!”对方赶紧把香皂揣在怀中。

   瘦弱而毫无军纪的国军,虽完全出乎宝煦的意外,但一个知识青年的理智和宽容却让他只把这件事看作“在火热的心中吹进一丝凉意,在晴朗的天空中投下一片阴影”,他实在太兴奋,太高兴,太充满希望了,以至于连这一丝阴影,也很快淡化了。

   但政工人员的普遍的素质低下却使他们逐渐不能再乐观。

   “战干团”界首办事处主任王子英,在宝煦等人的眼中是这样一个形象:能说善道,世故圆滑,给人以不可靠的感觉。他动员他们的说辞是:抗战千载难逢,眼前即将胜利,此时不参加,悔之晚矣。这话令人反感,宝煦他们认为是对神圣抗战的亵渎,也是对他们纯洁爱国心的亵渎。显然,专做“动员”工作的他毫无动员能力,如果不是衣食无着,他们不会跟他走。临出发领馍钱时,“团员”们说发给他们的钱按每斤四元六角的“官价”算,但街上的馍都是十元左右一斤,王子英竟然指着缝在他们身上的“战干团”标志说:“你们有这块标志,就是公家人。谁若不肯按官价卖馍给你们,你们就该揍他。”到达西安战干团的次日凌晨,教官给他们训话。先指着他们说:“你们先给我站个圆周率!”他们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教官见他们不动,就动手去拉,把他们拉成一个半圆形,然后说:“你们这里头听说还有大学生,怎么连圆周率都不懂?”训话当中,说到“战干团”条件如何好:“你们吃的菠菜汤,据专家分析,里面有100%的铁。铁对人身体可是好东西!”这种相声一样的语言,竟然出自一位战时干部训练团的教官之口,不能不让宝煦他们感到极大的屈辱。

   如果说以上事实还可以用“素质低下”概括的话,到“陪都”之后,宝煦就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腐败了。

   事实上,国民党的体制性腐败在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的抗战时期已经初露端倪,波及面极大的“倒孔(祥熙)运动”在此时也已经发生,只是流亡学生无缘目击发生在上层的大腐败,而亲身经历的“小腐败”对于一个热血青年的杀伤力更大。

   宝煦在重庆“战区学生招待所”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他到办公室报到时,办事人员冰冷着面孔说“人住满了,不接收了”,可他明明已经在一张空床上放下了行李。宝煦的同学当即质问:“怎么住满了?你们规定多少名额?”宝煦则开始诉说自己的困难。正纷乱间,招待所所长从里屋走出来,边走边嚷:“吵什么?吵什么?不收就是不收!”周围同学七嘴八舌地说:“你们不收人,吃空额!”“你们克扣我们的伙食,坑害流亡学生,你们黑了心!”所长恼羞成怒,骂道:“老子就黑了心,你龟儿子敢怎样?”骂完,扭身回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宝煦还听说,开始说不收的年轻人是所长的小舅子,所长太太是会计,所长妹妹管伙食,这个流亡学生招待所就是他们的“家天下”。

   在刘文英大哥处等待到昆明的机会时,宝煦听说有个学生与他一样考试后保送西南联大,已经从教育部申请到去昆明的路费,这给了他很大的希望。他马上赶到青木关的教育部。他到教育部机关时是下午四五点钟,得到的答复是科长回家了,别人作不了主。问明地址,宝煦走了三四里地去家里找科长,科长说天已晚了,明天又是礼拜天,等后天上班研究研究再说吧!只好踏着月色回到教育部,在传达室的大桌子上过了一夜,又捱过了第二天,第三天,星期一一早,好不容易等科长上了班,他却不加思索地说:“保送入学,照例不管路费。”这句话把一向温和的宝煦惹火了,他说:“既然不行,前天我去你家,你为什么不痛快告诉我,让我巴巴等到今天?”他倒很坦白,咧嘴一笑说:“那时告诉你不行,你若赖在我家不走怎么办?”宝煦又说某某也保送去西南联大,为什么你们给了他路费?科长听他说出具体人名来,翻看了一下本子,抬头道:“他呀,他是特殊情况,你能和他相比么?”气得宝煦声色俱厉地指着他背诵了一遍刚看过的曹禺新剧本《正在想》中丁大夫痛斥腐化官僚的台词。

   宝煦和他的同学们在漫漫南行途中一次次地自问并互问:“这就是神圣的抗战么?”“这就是抗战的政府么?”“这就是我们苦苦寻求的‘中国’吗?”

   抗战的热情,在南行的长途中慢慢地消磨。

   这样的经历,对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对于他们在历史紧要关头的选择,对于他们一生的行为处事,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人有很多。

   从赵宝煦先生的《南行记》中,我们还可以读出以下信息:第一,抗日战争时期,从沦陷区流亡到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为数众多,赵先生南行途中,到处遇到同学朋友,对于一个交往圈子并不大的大一学生而言,路上熟人众多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二,南行途中,虽有政府机构安抚流亡,但人员素质低下,基层与上层同时腐败,赵先生他们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昔日的同学老师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偶遇的乡亲(赴昆明途中,曾得到一位宁波籍商人的大力帮助,对方认他为“同乡”,因赵先生祖籍绍兴),充分展示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性。

  

[1] “战干团”的全称应是“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中央创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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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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