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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亚洲视野:“边地”的主体性与多元性

更新时间:2016-08-21 17:00:46
作者: 唐晓峰  

   我们不能仅仅以在边界的行为认识北方民族的政治特性、文化特性。而全部的匈奴历史,应包括匈奴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及其在各个地域的表现,这才是匈奴的整体史。如果只讲与中原对应的内容,那不是匈奴史,而是中原史的一部分。同样情况,仅仅在与汉地关系中讲述的各个“外夷”史,其实都是中国史。我们强调亚洲视野,有一个意义就是复原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完整性,也就是寻找他们的主体性。而当我们确认其主体性的时候,在地理上,他们生存活动的地域便不再是边地,而是一个个亚洲的人文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边界、边地等观念是与“华夏中国”这个观念一起发展的,是作为与“中国”相对照的一个地理观念发展的。在历史地理讲述中,边地的缺乏主体性和简单地概念化是个很大的问题。要克服掉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史的视野转变为亚洲史的视野。

   在传统中国史意识中,有一个基本的地理模式:一个中央大国,加上一个稳定的地理边界带,边界带外面是蛮夷世界。这个模式在北方最典型,几千年的北部中国史就是在这个地理结构中展开的。这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份世界观,以为用这个模式就够了,就可以认识地球的这个部分的历史大势,就可以把握这里的人群社会了。

   在这个模式中有这么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是以一国史为主线看世界。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习惯,结果是从王朝历史观引导出来的一套中国大地以及与周边关系的恒定的格局。在这个习惯中,虽然也在看中国之外的亚洲国家和人民,但那不是真正的亚洲视野,它在本质上还是中国史。一国统率一批朝贡国,这不叫亚洲史,它在本质上还是中国史。

   相比之下,在欧洲史中,没有类似中国人那样以一国为主线看世界的客观条件。盯住一个国家的历史,然后来认识世界,这是中国古人的习惯,在我们古代地理文献中这类东西很多。欧洲的情况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国历史,用一个国别史看不明白欧洲的历史问题,比如历史地理问题。在欧洲历史中,找不到一个稳定的中央之国,它的中心和边缘常常互相转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地理过程。罗马曾是中心,巴黎也曾是中心,但还有很多别的中心,一些好像是次要的地方,在某种背景下,可以形成为一个中心。如比利时是两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战场,现在是欧盟的中心;希特勒完全看不上瑞士,觉得瑞士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地方,所以他不打瑞士,但现在瑞士是联合国欧洲总部。欧洲历史必须是从欧洲整体视野来讲。

   相对来说,我们中国学者缺乏亚洲整体历史的眼光。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从“亚洲”视角看蒙元史,再扩充一点,从“亚洲”视角看各个相邻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这会有更丰富的学术收获。如果转换眼光、转换视野,那么很多问题可能要重新认识,旧有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可能要重新讨论。即使是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如果没有亚洲视野的话,也会讲得很简单。不能真正弄明白与中国打了千百年交道的到底是一些怎样的民族、社会、文化,这不但不能服外国人,也不能服我们中国自己人,甚至也不能服我们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我的课上,有学生(是个对蒙古族地区抱有浓厚学术兴趣的学生)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匈奴和中原的联系在对帝国的形成有何意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在中国的边境上形成游牧人的帝国。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认为是先进的中原文明刺激了匈奴人的发展,认为中央帝国对北方民族的策略而致。黑海至里海的斯基泰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更好的草原上,有着高超的牧马技术,也和文化发达的希腊民族有长期的交往,然而在那里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反过来,在匈奴帝国灭亡之后,相同的地域上又不断地能够兴起游牧帝国。这块游牧人的空间必然有着使其持存的地理因素。

   然而另一个问题同样关键,这样一个难于进入的干旱原野并非注定要承载一个帝国。历史的既成事实往往会变成先验原因。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并非有天然聚合成国家的义务。在中东地区,沙漠地区的民族恰恰是最晚进入统一国家的;在美国西南部,当地的印第安人即使在面对殖民者的时候也未曾形成易洛魁式的大联盟。蒙古高原上丰富的啮齿类动物和可食的野生植物可以维持人类的最低需求,黄羊等大型野兽也能够供人捕猎,在这块比西部澳大利亚和卡拉哈里优越的土地上形成狩猎采集部落不是难事。那么匈奴及后来的民族为什么要形成接连不断的游牧国家呢?(孔源课程作业)

   他这个问题就是表达了对片面讲述匈奴史的不满足,而要追问草原社会自身的道理。我们在汉文历史文献中读到的匈奴史,只是匈奴在与汉地交接地带表现出来的东西。古代中原人在对北族的关注中,除了他们在边界地带的行为活动,其他都是不必在意的,可以被忽略的。好像北族只是一些依附性、陪伴性的人群,或者说,只须在“胡汉”关系中定性北族,历史永远演奏的是一支侵扰与和亲的变奏曲。没有了中国历史,便无所谓北族的历史。古代史籍中没有真正的匈奴史,只有汉匈关系史,史料决定了这一性质。

   我们不能仅仅以在边界的行为认识北方民族的政治特性、文化特性。而全部的匈奴历史,应包括匈奴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及其在各个地域的表现,这才是匈奴的整体史。如果只讲与中原对应的内容,那不是匈奴史,而是中原史的一部分。同样情况,仅仅在与汉地关系中讲述的各个“外夷”史,其实都是中国史。我们强调亚洲视野,有一个意义就是复原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完整性,也就是寻找他们的主体性。而当我们确认其主体性的时候,在地理上,他们生存活动的地域便不再是边地,而是一个个亚洲的人文中心。

   在很多历史叙述中,称匈奴是一个“边疆民族”,这是不准确的,称他们是一个相邻民族才是准确的说法。边疆与邻地不同,二者不能混淆。边疆的焦点是疆界、边界,是一个狭窄的条形地带,而邻地则不同,邻地可以是一片广阔的地区。在古代中原人的观念中,边疆与其以外的地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化外之地、化外之民。在古代地理文献中,对边疆之外的地区缺乏严肃的记录。边疆之外的地区可能纵深辽远,其核心可以有另一种文明成就。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地理观,几乎很难越过边疆带,去认真的认识和思考边外的社会。他们习惯于将边疆与边地等同对待。只思考边疆政策,以边疆政策代替与边外社会的关系。

   匈奴的活动地域很辽阔,区域差异也很大,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社会生态特征。在想象中,匈奴是草原民族,其实山地也是他们的重要生存场所,山区对于匈奴甚至比草原更重要。一个“边疆民族”,一个“草原民族”,两个概念把匈奴社会卡死了。这是过于简单、片面、概念化的理解。

公元5世纪时的阿提拉匈奴帝国疆域图。

   我注意过匈奴与山地的关系,提出这样几点认识:1,匈奴巢穴多居山;2,匈奴善于山地作战;3,山地的物资是匈奴不可缺少的;4,匈奴的圣地或纪念地常在山地。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可能就是以像阴山这样的草原边缘的山地为基地而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山地与草原的交接地带是中国北方游牧社会起源的地理环境特征。北方草原周缘有许多游牧族,他们原本依据不同方位的山地而立足,随着马的使用,其游动能力加强,游动距离渐远,逐渐向毗邻的草原深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并形成新的社会机制以适应草原上远距离的各类人文行为管理。他们进入游牧的时间或有先后,但总的过程应当差不多。游牧民族进入草原,需要特定的条件,例如骑射之术,没有迅速奔驰的能力与且骑且战的自卫本领,不可能驾御开阔无遮蔽的草原。另一方面,尽管草原可以提供巨大的放牧空间,而山地的各种生活用材,仍然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游牧民族从不会主动放弃山地。[1]

   另外,北大考古学教授林梅村的一个博士生马健研究匈奴遗址,他考察了整个匈奴活动地域的遗址情况,对我们研究匈奴历史地理很有价值。我们看到,在匈奴世界的核心地区(漠北地区)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与居址等。这些东西在匈奴与华夏交接地区是看不到的,是认识匈奴社会的重要证据。据马健介绍,俄罗斯学者比较分析了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Ivolginsky)、德列斯图伊(DyrestuiskyKultuk)、车姆克(CheremukhovayaPad)、伊莫(IImovayaPad)四处匈奴遗址中人群年龄、性别与葬仪(墓葬结构、随葬品、殉牲)等多项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的匈奴社会内部,精英集团与普通游牧民等级差异巨大;游牧人群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从事农业的定居人群。但也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外贝加尔地区定居点中女性随葬武器的数量大于游牧的男性。[2] 匈奴历史不是简单的骑兵马队的历史,他的社会丰富性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是相互映照的。没有整体地域结构的考察,无法认识匈奴。

   为了认识历史上北族自己的生活,需要从他们自身社会生活的立场、角度来建立历史的时空体系,需要从中国史的视野角度上升为亚洲史的视野角度。从亚洲视野看,在金元之际,蒙古高原实为东亚的一个历史中心,而南宋临安、江南的时代历史地位远不及大漠南北。

   第二个问题是对边疆地带的历史意义要做双方解读。对于边地,我们熟悉的是从中原史的角度的叙述,而不管那边的人在想什么。其实边地的意义是双方的事,从双方角度看边地,是亚洲视野下的重要工作。

   如果从双方的历史来解读,边地会成为一类中心,它既可能是问题探讨的中心,也可能是事实的中心。作为问题中心,是历史研究的一类重要课题,边地存在着解释双方许多历史“反常”现象的原因。秦始皇的“直道”,因为直达边地,而在驰道体系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包括名称)。匈奴在自己的政治体系中出现特殊的与南方汉朝对应的地理格局:《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在边地的交往、互动,具有强烈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往往导致历史创新。这样的大小例子不少,晚近的例子可以举清朝康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谈判,它打破了朝贡体系的交往传统,开创了现代国际交往方式的先河,传统的“天下”观念开始松动。[3] 从创新性的意义上说,边地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是一种历史的发动区,具有催生作用,这正是拉铁摩尔所说的边疆可以是“中心”的议题的含义。总之,边地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存在。

   边地在事实上成为中心可举北京的例子。北京的历史地理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的典型。正是在南北长期、复杂、越来越激烈的互动历史中,北京地区从王朝边地转变为王朝首善。在这一历史地理选择中,北方民族起到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如果仅从中原史这一边的角度看,北京没有成为首都的强有力的理由。将北京作为首都的理由,是北方民族看出来的,是从北向南看出来的。北京成为首都之后,汉族文人才做了事后诸葛亮,形容北京“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4] 而真正的历史地理解释,应如侯仁之先生所说:由于北京处于华北平原门户的地位,每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北京会成为经略北方的前哨。而当中原王朝衰微,北方民族强盛时,北京则成为他们向南发展的基地。[5] 当年巴图鲁建言忽必烈在燕京(北京)建都时就说:这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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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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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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