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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亚洲视野:“边地”的主体性与多元性

更新时间:2016-08-21 17:00:46
作者: 唐晓峰  

元大都城垣遗址

   从两边看边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怎么样全面认识阴山,阴山在北部中国历史中,在人文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从中原文献中读到的对阴山的记载,大多是把阴山看作一个屏障,诗歌里常把阴山写成是一个战场,有很多英雄和将军在这个地方立功。阴山的背后是一些强大的具有“侵扰性”的族群,他们总想要跨过阴山,进到中原地区来“抢掠”。阴山成为中原人和“侵扰”者之间的一条防线。这些几乎成为古代中原人对阴山人文属性的一个定位。但是,如果反过来看,从北部草原地区来看阴山,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阴山北面的人怎样认识阴山南面的人群和社会?阴山南面的人群社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阴山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阴山的很大一部分原来是属于匈奴人的地盘,《汉书》里面记载过匈奴失阴山之后的悲伤心情。

   几年以前,我在北大上地理学思想史的课,有民族大学的同学来听,其中一个同学(张新宇)要写吐蕃人的“世界”观,他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吐蕃人认为南面的印度是“教法之国”,东面的汉地为“卜算之国”,西面的大食为“财宝之国”,冲木格萨尔为“军旅之国”,世界的文化内涵很丰富。当然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也有一番解释(有雪之国)。他们的“世界”观是吐蕃历史文化中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我很希望有人讲解蒙古高原上人们的地理观,草原上的牧民怎么看待阴山,从草原上看阴山是不是也那么高大?草原上的人们有没有翻过阴山去的想法?翻过阴山以后对他们有什么意义?等等。如果我们找到这些答案,对历史地理学将是一个大的贡献。这些地理上的人文观念可能会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社会行为、文化行为。

   北方民族的历史很复杂,这个历史过程依托的是北方复杂的地理环境。反过来,历史又给北方地理(山、水、大漠)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属性,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地理不仅仅是舞台,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将视角转到另一方,并不意味着重心的转换。用人类学的说法,是要做“互为主体”的对话。互为主体乃是一个你来我往的对话场域:不断地透过言说、聆听(或阅读)、观察、学习、实践,甚至共做,不时修正,既关照自省,也拓展自身眼界。在人我对话的过程中,既能进入他者的世界,又不至因之消融自我,失去主体性。在往复递进、相互启发的动态过程中,达成“同理心”的认识。[7]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是讲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在地理观察与叙述上,也不能把边疆简化为边界,进而用现代的线性边界概念想象古代的边疆地理。线性边界,特别是严格确定的国家边界线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性创始事件是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它有一个边界线谈判的国际法过程(包括勘测、谈判、签署、建立标志等项)。中国最早出现类似的边界谈判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原件

   现代边界概念可以是一条一点宽度都没有的经纬线,但现实当中哪有这样的界线。一条线把两个国家判然分开,这种观念对于我们研究边疆史来说非常糟糕。很多年前拉铁摩尔写书,就是强调边疆不是一条线,边疆是一个地带,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带来研究。边疆地带它自身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的?怎么样和中国历史,和整个亚洲的历史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为了这样做,有必要给边疆、边地自身一份历史。

   当我们把边疆看作一个独立的地带,具备主体性的时候,其多元性、结构性就很值得关注了,因为多元性、结构性乃是讲主体性时必然涉及的连带特性。地理学研究的前提判断是:任何区域、地带都不是均质的,而呈现多元性与结构性。所谓的整体史也不是将一个区域看成简单的一块,而是要观察其复杂的内部勾连的结构,只有找出内部多元的特征,才是真正的整体史。现在学者坐在家里想象边疆,不能被古人牵着鼻子,把边疆想象成一种单一的地带,单一的仅供穿行的地带,以为在那样狭窄的边疆地带,很难有稳定的发展,很难形成可观的社会积累,没有多少历史内涵。

   我们的很多边疆研究,往往是研究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这不是真正的边疆研究,边疆研究应该以边疆自身为主体,站在边疆的主体位置上,意识到那是一个有自身生命的区域。边疆地带不是有待于两边谈判才能出现“结果”的地方,边疆的历史发展不是追求一条边界线,这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古代未必是这样。一条线是现代政治强加给边疆地区的。

   研究边疆政策,只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眼光,而“从上到下”是不够的,也要“从下到上”。北大历史地理学中心有一个博士生(孔源)研究呼伦贝尔地区,他的研究核心不是边疆政策,而是呼伦贝尔基层社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群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传统下,包括俄罗斯的一些因素,怎么样在这个地区一步步发展,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局面,这个结果局面不是上层边疆政策导致的(当然边疆政策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而主要是自身的社会生态使然。从基层、从社会自身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讲述这个历史地理过程,使我们对于边疆的理解更加有血有肉。

   边疆、边地的多元性在地理上有充分的体现,即使我们称地理为“舞台”,我觉得对边地这个“舞台”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比如对阴山南北地区我们认识就不够细化。例如,我们常常笼统地描述北疆的长城,但如果细致观察,可以发现,战国——秦——汉长城对于阴山的利用,或者说与阴山的关系,各不相同。战国赵长城在阴山南坡脚下,阴山山地尽在长城之外。秦朝长城则改到了山上,在山巅的北坡,而西汉长城远跨山外,将阴山西部囊括其内。这一系列的变化说明了长城建设者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很值得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做细致讨论。

  

战国秦长城遗址

   我的一个硕士生(陈峰)写过南匈奴的历史地理论文,里面就涉及了另一类细节问题。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一部归附东汉,史称南匈奴。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正式设立单于庭帐(南单于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令其入居云中郡(其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不久再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南匈奴单于庭在阴山以南地区的横向空间位置的三次选择,应该各有思路(这是南单于庭的沿革史),反映了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地理格局,应该从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角度做细致分析。

   阴山从东到西跨度大,其各个地段的发展是不同的。比如阴山西段的狼山与乌拉山,在早期历史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自成一个单元。当赵国向北面发展,并沿阴山南面的平原向西拓地时,仅到乌拉山为止,乌拉山以西(今天所说的河套地区)仍为匈奴人的家园。过去以为赵国长城“西至高阙”,可以到达狼山一线。后来李逸友先生做细致田野考察,没有在乌拉山以西发现战国长城遗址,从而否定了原来的老看法。因为赵长城止于乌拉山以东,所以高阙塞的位置也应该在这一带,这又引起了对高阙塞的讨论。《水经注》说高阙塞在狼山石兰计,在乌拉山以西,而李逸友提出应在乌拉山的某个山口。辛德勇综合两家,提出高阙塞“徙关”说,即战国时期的高阙塞在乌拉山,由于汉代徙关,高阙赛搬到了狼山,所以北魏郦道元所见也不错。[8]

   阴山以及边地的这些事件的地理位置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名的变化,而有着位置属性的改变。这些不同位置的相关性构成了历史事件的空间结构性。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空间结构性的特点,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前提判断,它与空间的非均质性是一致的。非均质性,是多元性的基础。在辽阔的北方边地,对这一历史地理特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从谋生百姓到政治实践家,都具有现实的地理知识,而掌握地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在历史中,历史事件有多少,地理选择就有多少。在辽阔的中国——亚洲大地上,无数次的地理选择,构成了这里的文明史。

   我们强调边疆、边地的多元性,即强调它们的现实性,因为边疆、边地都不是概念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历史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功能与独立的历史价值。对问题的简单化理解,是一种轻视。

   总结起来,我的基本想法是,东亚大陆似乎有一个绝对的自然地理分界,即历史上所谓的“大漠”,这个自然地理界线深深地影响了东亚大陆的历史。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多瑙河都没有像亚洲大漠这么厉害的分界作用。这个中国边地的地理基础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如果它也成为人们视野的界限,就有些遗憾了。亚洲的历史地理是复杂的,有些国家在强调海洋中心,我们过去强调大陆中心,这些都是解释亚洲历史的重要视角。海洋地区有琉球、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内陆要复杂得多,草原地区、中亚地区等等。就中国历史来说,拉铁摩尔讲,中国各面的边疆属性不同,要分别研究。中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宏观地理位置上,这是中国拥有的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我们的学术并没有适应这个地位,并没有把这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很好地发掘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真正的一个知识学术基础。提倡亚洲视野,正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其意义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问题的深化。

   提倡亚洲视野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亚洲整体眼光的缺乏,不光对学术不利,对于处理现实社会、政治、外交的问题也不利。在一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上,比较缺乏亚洲方面的基本文史知识。问问中国的大学生,知道多少关于印度的事、关于尼泊尔的事、关于阿富汗的事,这都是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对邻国的文史知识很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周边的问题很多,有些学者开始突破过去的视野来研究这些问题,有很多重要发现。在亚洲问题上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变糊涂为清醒,在今天的发展很重要。

   以上所说,是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我对边疆边地问题的研究很不够,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注释:

   [1] 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87-198页。

   [2] 马健:《匈奴考古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2009年7月13日,凤凰资讯网.

   [3]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5] 参见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载氏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28页。

   [6] 《日下旧闻考》卷五,第77页。

   [7] 参见刘斐玟、朱瑞玲主编:《同理心、情感与互为主体》,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14年。

   [8]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中华书局,第5-64页。唐晓峰:河套乌拉山在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意义,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6-330页。

   唐晓峰 /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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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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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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