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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奇 范志英 张樹沁:回到连通性——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

更新时间:2016-08-20 10:47:48
作者: 邱泽奇   范志英   张樹沁  
从节点的探讨转向影响人与职位之间连通性的因素,即边的探讨。

   他用人际之间关系的“强度”区分了强、弱和无关系三种不同的连通性类型,提出了“弱关系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假说,并希望把从人们找工作中观察到的弱关系推广到一般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而言,由弱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规模更大,如此,也给个体更多的机 会,这就在经验层面解释了对找工作有帮助的往往是一般的熟人而非有亲密关系的个体。

   然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也遭到质疑,边燕杰(Bian,1997)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人们更多地通过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

   两者对关系强弱的争论,其实都认同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了可带来回报的资源,资源通过“边”流向个体。探讨“边”对个体的意义,发展了大量社会资本和 地位获得的研究(Lin,1999),也因此让社会网络研究与职业流动关联在一起,让许多研究转向了“找工作”、“累积社会资本”之类的议题。

   社会网络研究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其工具性应用的一个实例。对既有文献的探讨表明,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提供 支持性资源,以助力行动者的职业流动、地位获得等(王春光,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王毅杰、童星,2004;刘军,2006;罗家德、孙 瑜,2013)。事实上,社会网络不仅有其社会资源的一面,更蕴含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对社会网络的研究是社会学探讨的一个范式(Scott & Carrington,2011:1~8),甚至是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仅聚焦其工具意义而忽视其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意义,则意味着舍本逐末。有鉴 于此,我们呼唤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回到其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上来。

   其实,舍本逐末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学术界,也发生在美国学术界。

   在提出弱关系假设之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还意识到个体网络结构位置问题,他认为大多数个体行为都嵌入(embedded) 社会网络之中,经济生活中坚实的信任和可怕的欺诈都来自人际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如果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假设具有原理性的话,那么伯特 (2008:9~44)的“结构洞”则是在网络结构意义上对嵌入性的工具主义应用。

   伯特发现,弱关系捷径末端的结构位置就像桥头堡,具有极大的优势;在竞争环境中,其位置优势更加明显。这就是伯特命名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如果说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指的是边属性对节点的意义,那么伯特的结构洞,则直接点明了在弱关系连接的网络中,使边具有意义的正是结 构洞,是对“弱关系的力量”的一般概括(Everett,1994),是把弱关系放在了网络结构中的考量,说明结构洞的优势在于获取、整合并控制信息,处 在结构洞上的中间人(brokerage)具有开阔的视野,容易把不同信息整合成好的想法,这些优势事关个体在组织中的地位和成功。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 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公司经理通常会有更好的绩效和更多的奖金(Burt,2004)。

   尽管如此,在结构意义上认识社会网络特征,其基础还是连通性。

   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群体的性疾病传播与其恋爱关系网络的结构高度相关,运用生成树展现某地域青少年恋爱关系,流行病学家可以清楚地模拟性疾病在青少年恋 爱关系网络中的传播路径,通过控制占据结构特征地位的关键人物,就可以有效地隔断疾病传播和采取预防措施(Bearman et al.,2004)。

   在政治生活中,参议员对法案的政治态度(联盟或对抗),也受到参议员(节点)在网络结构中位置的影响(Fowler,2006;Neal,2014)。

   在自然界,食物链和人类社会网络具有相似性。人际关系网络中存在由强关系构成的小群体,小群体内部的成员联系密切,小群体之间则交流甚少。将人际关系网络 存在区隔的特点运用于食物链分析,也可以揭示食物链的系统关系及各类食物链的结构性位置(Krause et al.,2003)。

   随着社交网络数据的积累,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基础议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哥德尔和梅西(Golder & Macy,2014)认为,社交媒体庞大的用户群提供了优秀的数据库,让我们有机会研究网络的形态以及网络的形成,进而帮助理解网络结构的多样性、社会互 动规范和文化控制、激励和影响个人与集体行为的因素和结果等。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利用美国某大学学生使用脸谱(Facebook)的数据,发现大学生的人际 交往在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学生文化品位差异,从而观察美国种族和文化同质性的模式(Lewis et al.,2008)。

   当然,对社交网络数据的应用也有争议。有学者就认为社交网络并未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的交往模式。一项针对推特(Twitter)用户的研究揭示,在粉丝和 关注构成的庞大网络表象下存在着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连接,两个人之间关注或被关注的联系,并不必然表明他们就是朋友(Huberman et al.,2008)。

   不过,这样的争议是无力的。胡伯曼的例子只是数据利用问题,去除没有实际意义的连接是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无法因此否认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不仅社交网,搜索网、学术网、物流网、金融网等各类网络,也都越来越普遍地植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工作之中。 譬如,根据《自然》(Nature)杂志的一项调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学术类交流网(如researchgate.net、academia.edu 等),以达到关注同行研究进展和相互交流的目的(Van,2014)。

   重读怀特的文献就会发现,接受过系统物理学训练的他进入社会学领域所致力的,既不是发明一个找工作的工具,也不是告诉人们积累社会资本的秘密,而是试图揭 示人类社会体现在社会交往与互动之中的基本规律是连通性,是因连通而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以及连通性、结构、动态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遗憾的是,在 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网络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了网络的工具性及利用,并渐渐地功利化,甚至湮没了其中的科学问题。

  

   (二)自然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

   与社会科学家的努力平行的是,自然科学家在努力探索社会网络中的自然科学问题。

   早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德索拉•卜和数学家科恩(de Sola Pool & Kochen,1978)就从人们的日常话语中注意到“小世界”现象,并在一篇文章中试图通过数学推导解决“小世界”的问题:从总体中随机选择两个人,那 么,这两个人认识彼此的概率是多少?或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二者之间需要多少个中间人作为连接彼此的链条?根据他们的推算,在一个类似于美国人口总量的 社会中,至少有50%的一对陌生人可以通过少于2个中间人的熟人链建立联系。

   1967年,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7)通过一个著名的文件传递实验,从经验上检验了德索拉•卜和科恩的推断。尽管具体结论不同,米 尔格拉姆仍然惊喜地发现,人类确实生活在一个“小世界”之中。“尽管不断有社会科学研究展示个体的异化及与社会隔离,但这一研究表明,每个人都紧紧地嵌入 在自己编织的巨大社会网络中”。米尔格拉姆实验是第一个涉及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小世界”现象背后的规律)③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网络潜在的连通性 特征,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六度分隔”理论。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重复了类似的实验,致力于探寻不同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或其成立的条件。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现实世界中的阶 级、种族等多种多样的社会阻碍,且“六度分隔”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特征高度相关(Kleinfeld,2002),不过,“小世界”假设并没有被打破,在 物理、生物、计算科学等多个领域普遍存在“六度分隔”现象,在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具有短路径。多兹等人(Dodds et al.,2003)的电子邮件转发实验将实验对象由现实社会中的书信扩展到电子邮件,规模扩展至60000名电子邮件用户,地理范围也扩展至13个国家的 18名收件人。研究结果依然与30多年前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一样,在两个互不相识的邮件用户之间,建立联系经过的中间人数在5~7人。同样,在万维网数 以亿计的网页之间,也存在小世界现象,任意两个不相关的网页之间的平均直径不到19次点击(Albert et al.,1999;Barabási,2013)。2011年,米兰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7.2亿脸谱活跃用户以及690亿在线朋友关系数据后发现,任意两 个互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平均只需要通过4.74个中间人就可以建立联系(Ugander et al.,2011;Backstrom et al.,2012)。

   小世界现象被众多实验证实,它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之间,也存在于互联网络的网页之间,甚或存在于其他自然现象之中;不过,要说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 律,还需要从数理上进行证明。瓦茨和斯特罗加茨(Watts & Strogatz,1998)在小世界议题提出了30年后,证明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边”随机散落在不同群体之间,在结构上大大缩短了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 可及距离,这些随机边以一定的概率使两个任意的、相互没有连接的节点之间可以通过较少的中介节点建立连接。这就是短路径原理,即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存在 大量的短路径。正是这些短路径,促成了小世界现象。克莱因伯格(Kleinberg,2000)则引入衡量远程连接跨越距离的尺度(控制远程连接的概率随 距离递减的程度),进一步完善了瓦茨—斯特罗加茨模型。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对连通性形态的探讨从节点属性开始,延展到边属性,以及网络结构中处于特定位置(结构洞)节点的属性;同时,在对结构与社会行为或关系 特征的探讨中,关注了社会网络原理性特征即连通性特征的重要性,不过,并没有研究专注于连通性特征的探讨。倒是自然科学对连通性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尤其是对小世界的研究从实验检验到数理分析,揭示了在人类社会中人际之间普遍存在短路径的规律。

   只是,到这里为止,我们尚没有探讨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之所以呈现网络现象以及在陌生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短路径的影响因素。

  

   三、获得连通性的机制

  

   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探讨连通性特征时就观察到,社会网络中的连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呈现聚簇、隔离、等级等现象,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有的人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有的人身边总是人很少;有的饭馆很火爆,有的则门可罗雀。

如此,要理解小世界现象呈现的规律,要理解强弱连接、结构洞的意义,要理解网络结构的形态与动态,就要探讨影响连通性的因素。在提出网络生态概念 (network ecology)探讨青少年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麦克法兰等人(McFarland et al.,2014)归纳了连通性获得的三个机制:同质性、平衡性、支配性。事实上,真正影响连通性只有同质性和平衡性,支配性机制以及作者提出的生态机 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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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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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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