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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 赵梓汝: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6-08-15 23:05:53
作者: 杨敏   赵梓汝  
这类感受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甚至诱发心理疾病。而且,教育是个体进行社会化从而成长为社会人的重要方面。但由于缺乏公平的教育机会,我国众多流动儿童不能获得应有的学校教育,也不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资源,从而不具备必要的生存技能和知识储备。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在职业领域也就没有什么竞争优势,许多人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他们的后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第二代、第三代也可能处在社会的边缘或底层。

   由此可见,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公平埋藏着很大的社会危机,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将对我国社会的协调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威胁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首先,教育的不公平扩大了阶层之间的鸿沟,固化了社会分层,增大了社会流动的障碍,从而影响了社会稳定。有学者指出,流动儿童的家长或许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地位上的垂直上升,如果这种要求无法满足,则会产生反抗和暴力,直接影响未来社会的融合和秩序。[9] 同时,众多流动儿童因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没有上升机会和竞争能力而长期处于社会底端,有可能不思进取、不再奋进,这将对积极、向上、进取的社会风气带来影响,使社会价值观产生偏离而拖累整个社会的发展。其次,近20年以来我国教育收益率逐步提升[10],受教育程度在收入上的相关性越来越显著,教育不公平与社会不公平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种现象必然会加大现有的收入分配差距,并进一步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再次,在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倚重脑力劳动的今天,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劳动力素质影响着该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低质量、低水平的劳动者无法满足现代化的生产,最终阻碍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长远来看,少年儿童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希望和未来,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实现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明天。


二、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研究关注与深层分析


   随着涌入城市的流动儿童大量增多,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不断凸显,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学术界也产出了诸多研究成果。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发展都与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有紧密的关联。

  

   (一)第一时期(1993年—2000年):问题凸显

   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我国最早接纳流动人口大潮的城市之一,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也在这里更早地凸显出来。1993年,深圳市为了保障适龄流动儿童能够入学,采取了为学龄儿童办理“非劳务性暂住证”的政策,这可以说是较早对流动儿童入学权利实行保障的一项政策。这一时期涉及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是华耀龙在《天津教育》1994年第6期发表的《招收流动子女入学 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该文章就天津市河北区如何解决流动儿童入学和就学,提供了一系列的经验。1995年,《中国教育报》刊登了记者李建平撰写的《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一文,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1998年,原国家教委、公安部也联合颁发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明确提出,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具体承担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职责。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区域状况的调查研究,如《海口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海南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课题组,1997),《上海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调查研究报告》(黄志法,1998),《未成年流动人口受教育特征及其管理对照研究——来自厦门特区的调查报告》(米红,1998)等。对于缓解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区域状况调查研究提供了支持和现实依据,同时也扩大了社会影响,引起了人们对于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视。但由于这一时期的政策缺乏具体的措施规定,而且未能在各地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受到流动人口持续大幅度激增、“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等因素的影响,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二)第二时期(2001年—2007年):普遍关注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城市流动儿童人数的攀升,这一群体教育公平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200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依法保障流动儿童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2003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再次明确了“两为主”政策,并提出要加强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和管理,使其合法化并有利于流动儿童享有接受正规义务教育的机会。2004年9月起,全国取消了针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借读费。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首次将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而提出。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将“两为主”政策上升到法律规范,以法律的形式将解决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推向了新阶段,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关注主要有:(1)对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探讨不再停留在对问题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开始探究导致城市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问题出现的制度性原因,并给予对策建议(孙红玲,2001;雷万鹏,2006),也有学者通过介绍国外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经验,提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借鉴的措施(廖为海,2004;石人炳,2005)。(2)关注导致城市流动儿童受到教育不公平待遇的家庭、学校教育、同辈群体、社区等因素,及其对个体成长产生的不良影响(张翼、风笑天,2003;周皓,2003;许传新、陈国华,2004;任云霞,2006)。(3)关注民工子弟学校,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基本情况、教学特点和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吕绍青、张守礼,2001;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并将城市流动儿童进入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进行对比研究,提出使民工子弟学校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建议(曾守锤,2007)。(4)反思密集出台的相关政策在执行中可操作性和实际影响,在我国“以县为主”教育投入机制的框架下,采取“两为主”的政策解决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对因触及地方政府利益而导致政策大打折扣的现象进行研究,建议政府应该调整国家的教育投入和管理政策(刘鸿渊,2007)。

   这一时期政策与研究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获得了普遍的关注,从而使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而全面;另一方面,对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认识更加深入,也有助于政策执行和实施的有效性。

  

   (三)第三时期(2008年—至今):全面探究

   自2008年开始,国家对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更加关注,《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在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2010年,国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加强调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问题。在此政策背景下,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相关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相较于前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突出表现在:(1)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城市流动儿童的人口学特征、迁移特征和受教育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数据上的有力支持(段成荣、杨舸,2008;段成荣等,2013)。(2)在研究对象上,由主要关注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向义务教育以外阶段转变,譬如关注城市流动儿童在学期教育阶段(贺琳霞,2008;杜丽,2011)、升入高中(职高)阶段(胡瑞文、朱涛、杜晓利,2008;桑锦龙、雷虹、郭志成,2009)遭受的教育不公平的待遇。(3)在研究领域上,出现了以社会工作相关理论为基础,社会工作者通过个体、群体、社区层面参与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解决的新领域(颜科健,2009;包福存,2010;王美美,2013)。

   综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制定的各项解决城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以及关于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相关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被重视,政策的保障力度在不断加大,在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以及广度也在不断的扩展。在对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深化的同时,人们也对化解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但与此同时,对于这一问题产生原因的关注和探究却相对较少,譬如,阻碍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实现的根源是什么?应该为城市流动儿童追求何种意义上的教育公平?等等。如果说只有追本溯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那么对这些问题的根源缺乏真正的答案,可能正是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难以实现的症结所在。

  

三、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实践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归根到底离不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和获取。[11] 社会学将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分配作为独特学科视角和核心命题,为我们研究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思路和解决途径。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作为当今社会结构转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其破解的难点也在于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和分配,而其关键即在于如何使流动儿童能够在教育方面享受到“同城同待遇”。

  

   (一)社会资源配置视角下的流动儿童教育

   简单地说,所谓“社会资源”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机会等生产和生活资料。[12] 在社会学中,“资源”被理解为“社会资源”,也就是说,“资源”是社会性的,资源的广泛含义和社会属性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社会资源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以至群体、组织等要保持自身存在和发展,就始终会面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如果采取社会学的眼光,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方方面面最终都可归结到一点——社会资源及其配置。[13] 因此,社会资源及其配置可以为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一个思路。

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即采用政府计划的方式来调节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分配。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国家先是在经济领域实行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继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资源的分配,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并使各部门的资源配置能够较灵活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我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正是在此宏观背景下发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适应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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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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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论坛》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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