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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

更新时间:2016-08-14 16:40:26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研究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赖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绝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尚未可認為完成,不能不再為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僕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若令為永久之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敎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常為一般國民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盡力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於自己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成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

   正是鑒於學生已有“恢復原狀”、“力學報國”的決心,而所謂“原狀”,主要就是學潮發生前“諸君專研學術之狀況”,蔡元培才考慮同意再度出山,“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11)

   9月20日,為北京大學開學之日,上午九時,全體學生和教職員相繼在法科大禮堂開大會歡迎蔡元培重新長校,是日到會的學生和教職員三千餘人,“為從來未有之盛況”。學生歡迎會由張國燾主席,方豪致辭,其預擬的歡迎詞先期刊登於當天的《北京大學日刊》第442號,其中說道:“大學肩闡發新學昌明舊術之巨任,為最高尚最純潔之學府,生等必謹以之行,潛研學業,修養德性,答海內之殷望,樹國家之基礎。自經此番之閱歷,頓生絕大之覺悟,現代人材破產,學術窳敗,誠引為至可淒惻之事。願破除一切頑固思想,浮囂習氣,以創造國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學新紀元。先生告生等有曰:‘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盡瘁學術,以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前此蔣敎授代表先生主持校務,亦曾以‘改良社會,創造文化’相敦勉。故今日之歡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虛偽的,乃歡迎國家(之)新文化、國立大學之新紀元、學生等之新生命。”(12)

   蔡元培在歡迎會上的致辭和開學式上的演講,著重強調大學應該研究學理,北京大學能動能靜,而且以靜為常態。其時正好杜威博士來華遊歷,到北大講授哲學,也出席了開學式,並由胡適翻譯,發表了演說,題為“大學事業之性質”(又作“大學任務之性質”)。他與北大師生的主張相呼應,聲稱人類有兩種需要,一為將以往最高尚的學術、經驗與智識,永久保存,傳於後人,二為將所傳下者變化,使其適應於人之新環境。包括大學在內的教育之職務,即為應此二種需要。“中國有數千年不斷之舊文化,今又輸入歐美之新文化,二者亟待調和,以適應於人之新環境。故世界各國負有使新舊文化適合之責任及機會者,無過於今日之中國,無過於今日之北京大學。此種新舊文化之適合,可謂之新舊文化之結婚。大學的職務為做媒,使夫妻和睦,孳生蕃盛。在中國的大學,其做媒的機會較別處多,故責任亦較別處大。這是世界對於此校的宣戰書,我們能答應麼?做媒的人如能稱職,則將來夫妻和睦,必可產生自由的進步的昌盛的兒子。我能在此盡做小媒人之職務,這是我很欣幸的。更賀諸君有做大媒人之機會。”(13)

   由此看來,“恢復原狀”,進入靜態,以創新文化,是五四以後北大校方的主要訴求。學生對此表示接受,以免被安福系乘虛而入,重陷數月來的痛苦狀態,雖然內心未必誠服。\r

  

   三、國民黨提出“新文化運動”為革命方法

  

   恢復秩序,為學運退潮後的北京大學所必需,卻與全國的形勢有些脫節。尤其是南方的國民黨受到五四運動的激勵鼓舞,正在尋找新的力量,準備重新回到革命的路線上。(14)發現新的社會動力和探索新的革命形式,成為國民黨的當務之急。而青年學生無疑是可以一身二任的現成社會群體。

   一度有學人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指稱最早是孫中山於1920年1月開始使用,這一說法在後來的研究者檢索了《新青年》之後,發現“新文化運動”一詞1919年12月已經多次出現於陳獨秀等人的文章中,因而予以否認。這樣的曲折,或許多少反映了人們認為國民黨人對五四新文化的態度仍然有所保留的基本認識,所以首先還是想到後認的“新文化運動”的運動家們在這方面當居主動地位。然而,拋開一切先入為主的成見,進一步放眼搜尋資料,陳獨秀等人1919年12月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的四篇文章中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也並非最早,而如歐陽軍喜所說,國民黨方面率先提出“新文化運動”這一指稱的可能性的確相當高,至少迄今為止是所見文獻中最早使用的之一。

   五四以後,國民黨創辦了兩份重要刊物,即《星期評論》和《建設》,前者為週刊,1919年6月8日創刊,後者為月刊,同年8月1日創刊,二者均發刊於上海,實際上是國民黨積極呼應五四以後的新形勢,努力參與並推動形勢繼續發展的重要體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將五四學生運動引向何方的問题,使之為實現國民黨的政治目標張本。正是在這兩份刊物上,國民黨重要人士不約而同地率先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概念,並且作為中國現階段革命運動的主導方法。\r

   1919年8月31日,《星期評論》第13號刊登署名“先進”(李漢俊)的《新文化運動的武器》,文中引“吳稚暉先生說:‘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單靠白話體的文章,效果很小的。那多數不識字的工人,整天要作十來點鐘的工,即使有人教他的文字,他那裡有學的時間,目下只有圖注音字母的普及。這種音符,是最簡單的,倘若就地拼音,就可以用注音字母寫信了。要他們能夠作文字的交通,然後我們才可以灌輸他們的智識。’”並就此提出:“這件事確是很要緊的。我希望新文化運動者合力在這上面用工夫。”(15)

   8月中旬以後,吳稚暉在上海多次演講注音字母,只是相關報導未見提及“新文化運動”一詞,查詢吳稚暉的各種文集文萃,也未能落實,或為李漢俊的聽講記憶或直接交談所得。不過,吳稚暉的說法和李漢俊的呼應,雖然使用了“新文化運動”的指稱,卻存在一定的偶發性,時間上或有“先驅”的意義,內容卻不過是就事論事。

   幾乎與此同時,1919年9月1日,戴季陶在《建設》第一卷第二號發表署名文章《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作為結論,作者跳出了經濟的範疇,宣稱:

   我們看中國過去及現在種種的變象,都是由歐美日本的壓迫所誘發出來的。中國的社會本來有許多缺陷,不過這些個缺陷,受了這外界的壓迫,都彰明較著的表現出來罷了。但是這壓迫是〈甚〉麼東西?總動力是在甚麼地方?我們詳詳細細的把世界近代的文明史研究起來,就曉得一切壓迫東方的力量都在科學的進步上面,歐美各國國家的社會的缺陷暴露也在科學的進步上面。現在各國的缺陷都一致的暴露出來,所以國家改造和社會的改造已經成了全世界一致的聲浪。中國國〈家〉裡面的內亂,我看一時是不能便靜止的。為甚麼呢?因為中國國家社會組織的缺陷剛才在暴露的正當中。進步的趨向是很明瞭的,助成進步的新文化運動是很猛烈的,但是大多的人還是在睡夢當中,一般舊文化勢力圈內的人,阻止新文化運動進行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在生活爭鬥的上面加上一層文化競爭,這一個極大的震動如果不到新文化運動成功的時候,不會靜止的。新文化運動是甚麼?就是以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的“世界的國家及社會的改造運動”。非有大破壞,不能有大建設。但是一面破壞着,同時就要一面建設着。各式各樣的努力都是向着有必要到來運命的新世界走。(16)

   這裡的“新文化運動”,已經成為具有普遍意義、全面、根本的國家和社會改造運動。十天後,戴季陶回覆康白情的來函,解答“革命!何故?為何?”的問题,更加明確地提出:

   我個人的意思可以總和起來,用幾句狠簡單的話表明他:

   1.全人類的普遍的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

   2.中國國家和社會的改造,是革命現在進行的目的。

   3.中國人民全體經濟的生活改善和經濟的機會平等,是現在進行目的的理想形式。

   4.普遍的新文化運動,是革命進行的方法。

   5.智識上思想上的機會均等和各個人理智的自由發展,是新文化運動的真意義。

   6.文字及語言之自由的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絕對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機會均等的手段。

   7.“平和的組織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運動的新形式。(17)

   9月28日,戴季陶在《星期評論》第17號以和朋友談話的形式更加簡潔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中國要解決社會不發達和官僚軍閥的惡政,不能僅僅用武力革命的方式。“平和的新文化運動,造就是真正的革命!這就是大創造的先驅運動!”要想救亡,“還是只有猛力做新文化運動的工夫”。(18)

   國民黨的政治判斷,緣於五四以後他們認定中國革命“這一個大責任要靠誰?就是要靠全體覺悟了的青年大家自己擔負的!”(19)正如沈定一(玄廬)所斷言,老舊罪惡的中國,“除卻青年無希望”,“中華民國前途的責任,除卻青年諸君,更有誰人負擔。諸君的真學問,不是僅僅在課本上黑板上幾句現成講義。諸君的人格和責任,不是同暑假一齊放得掉。杜威博士說:學校為社會的一種組織。教育既須從群體的生活進行,故學校不過為一種團體生活,內中集合各種勢力,使學生得享受一個種族或人類的遗傳產業,使他能夠用他自己的能力,造成社會幸福。……諸君是吸收新教育空氣的人,是明白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是在民主國家的裡面振起互助精神的人,是不染‘舊汙’不蔽‘物欲’的人。依據這幾種資格,來改革制度,改革思想,改良社會,改造世界,果能勇猛精進,何患不得勝利?”(20)

   之所以對青年寄望如此之大,正是從五四運動看到青年學生的能力和思想鼓動的威力。“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前途,仿佛從黑暗裡殺開一條血路!一線光明,總在前面,只要我們活潑潑地迎合上去。此事的原因,十八九歸功蔡孑民先生和幾位大學教授。我雖是承認這話,但回顧從前中國的思想界,仿佛有一塊無縫的大石頭,壓在思想上面。辛亥革命,這塊頑石已經震裂了。雖說依舊壓著,但思想的萌芽,就從他裂縫裡發生了出來。蔡先生和幾位教授,不過下點培植的工夫。”(21)這樣的說法,既指明了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必要性,又為尋找“新文化運動”的淵源有利於己的聯繫開啟了先例,卻使得“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演化與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認定出現分離開啟了通道。

   四、江蘇教育會組織“新文化運動”演講竇

   蔡元培重掌北大以及北大校方師生就恢復原狀達成共識,使得北大在創造國家新文化的中心地位得以凸顯。不過,不僅在北大師生的眼中心裡,中國當時並沒有什麼新文化運動,而且他們也不準備以運動的方式來創造中國的新文化。恰恰相反,蔡元培等人希望學生回到靜的狀態,潛心於以科學為中心的學術。至於學生方面,雖然未必完全同意這樣的主張,鑒於五四以來數月的痛苦經歷,以及著眼於個人和國家的前途,也只能委曲求全。

随著學潮的平息,整個社會也開始安靜下來。然而,1919年10月29日,江蘇省教育會發出《致本省中等以上各學校函》,宣佈將於12月22日在南京舉行第二屆演說競進會。該會於1918年發起,業經舉行一次,“茲者青年思想日益發達,各校方盛倡社會服務,課外講演之舉,隨地而有,則此項演說人才尤須廣造。”並附奉簡則細則各一份,請通告各學生先期練習,報送赴會演說員名單。按照簡則,演說競進會由江蘇省教育會組織,暫以江蘇境內中等以上各學校同程度之學生為會員;演說分組進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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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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