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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峰:立法语言的模糊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6-08-13 01:45:09
作者: 丁建峰  
笔者概括,立法语言中的策略性模糊的来源主要有二:

   (1)由政策原因导致的策略性模糊。策略性模糊可能是由政策原因导致的。亦即,立法者受到政策的限制,由而偏离了法律的最优模糊程度。例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相关主管者曾经片面强调立法的“宁简勿繁”、“宁疏勿密”,提出“宜粗不宜细”。以牺牲法律清晰性为代价,增强法律的概括性,换取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导致立法粗疏,相关规定简而不明。目前中国的立法者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种思路,转而采用一种更加严密的立法策略。同时,为了社会控制的目的,《刑法》中仍然保留了若干“口袋罪”,例如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这种罪名在现实中容易扩大化,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历来受到学者和公众的诟病。但是,口袋罪非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新的类别,例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都从普通罪名变为了口袋罪。原有的口袋罪的适用,也从“有罪能罚”扩展到了“轻罪重罚”,形成一种四面出击,加强打击力度之效{10}。这种变化,和立法者赋予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的政策性考虑高度相关,只要这种政策性考虑不变,那么口袋罪及类似现象就很难被彻底终结。

   (2)由立法权分割、部门立法导致的策略性模糊。目前中国的立法权分割比较严重,行政机关、地方权力机关可以与国家立法机关分享立法权,呈现出权力割据的状态。此外还存在着部门立法问题:即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规法案,然后提交权力机关审议通过。此外,各种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包含着诸多维护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利益的条文。尽管八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了减少部门立法的目标,但限于种种原因,部门立法的比例居高不下,十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确立的64部法律中,有四分之三由行政主管部门起草。[14]至于地方一级具有实际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更是鲜明地体现了立法部门的自身利益。“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尽管表面上看部门起草者仅仅贡献草案,但无论审议机构如何修改,但除非全盘推翻草案,否则起草者仍然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在此背景下,法律的漏洞是不可能通过一个自然的演化路径来得到填补的,而有可能长期存在。

   部门或地方可以用明确的法条将自身利益固定化,例如《邮政法》中禁止竞争、维护国有邮政企业垄断的条款,是明显的部门利益法制化;但《邮政法》中并不设立邮政企业丢失信件需要承担责任的条款,则是隐含地维护了部门利益。在多数情形下,部门立法者会使自己的利益隐含在模糊的法条之中,从而达到既不触怒公众,又容易在权力机关通过,同时还能谋取最大利益。例如,1995年《食品卫生法》中对于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条款存在着模糊,规定了质监、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分段监管,同时在地方上规定了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多头监管模式,但并没有详细规定具体责任,条文模糊不清导致执行中权责分配混乱,出现事故后各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尽管受到广泛诟病,但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之中,这些模糊条款并没有被去除,仍然保留了下来,因为多头监管模式可以给监管部门带来巨大利益。于是,不出预料,新的食品安全法通过后,食品安全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在处理特定的食品安全案例时,执法人员常常表示,国家相关条例不但没有规定禁止、清理的手段和程度,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监管责任规定,监管无法可依。[15]再如,我国的土地立法中,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的问题、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的法律缺位问题、《拆迁条例》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的问题,都是长期存在而又难于解决的痼疾顽症。此外,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中,更是存在着对法律执行程序、监督管理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责任方式等语焉不详的问题,尽管它们同时也包含着技术性模糊,但由现实利益而引致的策略性模糊,仍在其中起到相当重要的干扰作用。

  

五、小结与展望

  

   以上我们以法律经济分析的思路对于立法语言的模糊性问题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基于这些分析,可以在此总结对于立法语言模糊性的处理方略如下:

   首先,对于立法语言的技术性模糊,不应完全加以去除,这也是不少法律语言学著作的共同观点,“精确不一定意味着极度清晰,它也可能包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11}(P.46)。技术性模糊是法律对现实情境适应的产物,是法律语言在演化过程中的自然趋势。但我们可以尽量地对这个自然收敛的趋势加以“润滑”,让立法语言更容易地趋近于最佳的模糊程度。此类策略包括,鼓励应用法律语言学、法解释学等学科的研究;确定专业术语的确切含义;编订和发布指导性案例、改善案例和判决书的检索系统等。当然,改善立法语言的质量,重要的还在于立法者自身的素质:立法者不仅要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同时,要有精准熟练地驾驭语言的能力。立法者还应具有换位思考的能力,不断地想象自己处在研习、适用和执行法律位置上的时候对法条中特定语句的反应。加强对未来立法者的语言教育、选拔简用合适的立法者,是优化立法语言的必要手段。

   第二,对于立法语言的策略性模糊,根本的治理之道是改变对其造成影响的利益结构。解决的方法之一是严格限制行政部门任意解释法律的空间,将立法权和法条解释权尽量向上回收,控制由任意解释而带来的不当收益。同时,立法者的目标应当尽量接近客观的总社会福祉。对于那些由政策原因而导致的策略性模糊,也许在短期内具有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但长期而言必然损害法治的权威,需要政策制定者自我约束,严格遵守法治原则,不能用一时之政策干扰万世之法典。长期而言,监督的力量更加不容忽视,加强人大监督,在立法上遵循专家意见,严格法律的解释程序,都是控制政策性的语言模糊的治本之道。对于由部门立法和立法权分割导致的策略性模糊,首先需要治理的是立法权的分配本身,在这类问题中,语言模糊只是表象。如果解决不了背后的“权力界定权利”、“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问题,那么立法中的漏洞只会“禁而不绝”、“越堵越多”。当然,对于部门立法的治本之策是采用法治国家的通例,将部门立法转为公共立法。但在目前部门立法现象尚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如下的方案。(1)尽量将立法权与执行权分开,负责起草法条的部门立法者不能主笔起草法律的执行细则部分。(2)允许广泛的、全程的监督和批评,把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和群众监督配合起来,尽量制衡部门立法者的权力。(3)允许抽象行政行为可诉,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可诉讼范围,推动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运行。总之,只有改变了权力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策略性模糊才能消除。

   当然,运用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法律语言的模糊性问题,本文只是开了一个头,仅仅研究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问题。实际上,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一般的法律语言中,也带有相当多的模糊成分,例如法律文书语言、法庭辩论语言等,都出于各自的理由而存在着大量的策略性模糊现象。这类法律语言的模糊成分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多方博弈的框架方能处理。对于法律的技术性模糊和策略性模糊,本文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但在实践部分只是结合最普通的法律常识略加示例,以求论证一个可资参考的初步框架,实际上,在现实中寻找到合适的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往往会比单纯的理论思考,得到更丰富的结论和更深刻的洞见。

  

   【注释】作者简介:丁建峰,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研究所讲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博弈论与社会选择视角下的过程偏好与程序公正”(项目批准号15YJCZH030)阶段性成果。

   [1]如《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其中“重大事项”和“不适当”均属模糊词语。《侵权责任法》之第2条中笼统规定对“权益”的保护,并没有细致区分“权利”和“利益”;第10条规定共同侵权,仅用“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却未言及多个侵权行为是如何结合的。至于“合理注意”、“显失公平”、“不当得利”等基本民法概念,更是包含了相当多的模糊成分。

   [2]如杜金榜:“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到司法结果的确定性”,载《现代外语(季刊)》2001年第3期;杨书文:“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王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及准确运用”,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张纯辉:“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成因探析”,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9期;罗士俐:“法律语言本质特征的批判性分析——准确性、模糊性抑或严谨性”,载《北方法学》2011年第4期。

   [3] Marschak, Jacob: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1965,10(2),pp.135-40.

   [4] Smith, Adam.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211(1983).

   [5]Rubinstein, Ariel. Economics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中译本,[美]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钱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Blume, Andreas. Coordination and Learning with a Partial Languag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0,95(1),pp.1-36.

   [7]关于此领域的具体进展,可参见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分析:一个综述”,载《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J?ger也在《逻辑与语言手册》中详细综述了博弈语用学的成果,参见J?ger, G. Game-Theoretical Pragmatics, in J. v. Benthem e. d., Handbook of Logic and Language.2010,

   [8] Glazer, Jacob and Rubinstein, Ariel. A Study in the Pragmatics of Persuasion: A Game Theoretical Approach.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6,1(4),pp.395-410.

   [9] Lipman, B. L.(2006). Why is language vague? Working paper, December 2006,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oston University.

   [10] Franke, Michael; J?ger, Gerhard and Rooij, Robert van. Vagueness, Signaling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New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11,6797,pp.45-59.

[11] O’Connor, Caili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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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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