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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

更新时间:2016-08-08 16:46:33
作者: 许良英 (进入专栏)  
原来的领导人丁树奇、陈原靠边站,换了两个不学无术的打手金沙和都仍。他们敌视我这个右派,于11月下驱逐令,但当面骗我,说让我回老家继续搞《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证按月寄生活费。可是我回故乡后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停发了我的生活费。正当我的生活陷入绝境时,恩师王淦昌先生得到这一信息,主动来信,说我以后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从四川寄给我30元。王先生从1960年开始参与我国极机密的原子弹、氢弹研制的领导工作,现在居然要包我这个右派学生的生活费,将承担何等的风险!好在几个月后中国政治风向又稍有转变,商务终于恢复了我的生活费。《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42万字)也于9月交了稿,由范岱年在北京代我处理。

   随着政治气流的回旋,1975年10月我又回到北京。这次是赵中立要我来的。他写信告诉我,国务院成立政策研究室,于光远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个室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这是我争取回哲学所工作的好机会。这次来,当地公社不给出行证明,商务也不予接待,不得不作为“黑户口”住在赵中立家,一住就将近半年。刚到北京时,恢复工作确实有希望。可是,一个月后风云骤变,刮起批“右倾翻案”风和“批邓”风,一切都成为泡影。本来我又得回老家了,因为商务在接受《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稿后,表示第三卷能否出版是个问题,理由是这一卷全是社会政治言论,会引起麻烦。幸亏我到北京后,于光远通过出版局局长石西民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11月商务通知我:同意我继续完成第三卷的编译工作,生活费发到1976年底为止。由于第三卷内容风险大,范岱年考虑到自己家庭负担重,不便参与。于是我约请老同学张宣三接替他。

   1976年3月,商务终于让我回招待所住,在办公室里工作。半个月后,在我每天早晚必经的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因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事件。7月下旬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整整一个月只能露宿街头。人祸天灾到了极点,苦难的民族终将重见生机。

  

   四、呕心沥血

   果然,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人们奔走相告,恶贯满盈的江青集团于10月6日得到应有下场。万万料想不到,“四人帮”垮了,我的身体也突然垮了。真是乐极生悲。就在获悉“四人帮”被捕的当天,我约赵中立和另一位朋友泛舟昆明湖,在共享胜利喜悦的同时,却受了风寒,咳嗽不止,拖了一个多月,饭也吃不下。12月7日去医院检查,X射线检查结果是:右肺全部有阴影,中间还有一个直径2厘米的空洞。当天下午商务一位编辑电话通知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样书已到,要我立即去看。半路上突然咳了一口痰,一看竟是血。10分钟后到了办公室,抚摸着这部经历了14个寒暑、三赴北京、两去上海、多灾多难的书稿,今天终于印成了书,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的产物。

   拿到样书,我百感交集,而病魔也在步步紧逼。回到招待所后依然咳血不止,第二天半夜一连咳了一茶杯的血。随后我被送到北京结核病医院。奇怪的是,住了两个月院一直没有查到结核病菌,于是医生怀疑我患的是肺癌,许多朋友都以为我活不久了,纷纷赶来探望,我泰然处之。可是最后也没有查出癌变的迹象。事后估计,当初患的可能是急性支气管炎。在结核病院住了将近4个月后回到商务,编辑室同事很照顾我,让我住在办公室里,边工作边修养。

   1973年商务与上海方面协商并上报出版局的协议中规定,《爱因斯坦文集》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但1976年1月第一卷付印时,金沙却下令改为内部发行,而且规定封面不得用红色,书名不能烫金。理由是,资产阶级不配用神圣的颜色。于是,封面选用素雅的浅绿色,并引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绿色的文集》(作者为新华社记者胡国华,刊于《瞭望》周刊1984年第37期)。第一卷印了25,000册,1977年1月开始发行。虽然标明“内部发行”,但书店公开陈列,不到半年即告售罄。

   1977年7月,商务决定重印《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并改为公开发行,要我写一篇《前言》。我花了5天赶出15,000字的初稿,向周培源等科学家征求意见。一位专管政治思想的编辑室副主任认为此稿是“美化资产阶级”,不能用。另一位曾受我尊重和信任的朋友来信说:此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劝我“头脑不要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既然阻力重重,我们只好请周培源先生写序。他欣然答应,但要我们代为起草,说只要把原来的《前言》稿压缩成5,000字,并参考他本人1955年发表的悼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我一一照办。

   刊有周培源序言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版终于在1978年3月出版了。3月14日,爱因斯坦诞辰99周年,《人民日报》第三版全文发表了这篇序言。当晚,新华社以《中国出版〈爱因斯坦文集〉》为题,用中文和英文向海内外发布消息,介绍了周先生序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崇高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遗憾的是,这条消息中有一严重失实的内容,说《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著名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我感到恶心,立即去信要求更正,严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社员。编译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们5个编译者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难的同志,只不过选题计划是我拟订的,工作量也较大而已。

  

   五、尾声

   共同参与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先后有: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张宣三。第一卷付型(看完几次校样后,交付制作纸型,由此浇铸成铅板,可以开始印刷)是在1975年11月,仍处于“文革”的黑暗期,李宝恒不愿署名;赵中立“右派”仍未摘帽,不能署名。1977年重印时,他们恢复署名。同时,我们还得到很多朋友的热情帮助。特别是我大学时的同学邹国兴(他留法18年,1966年回国,在北大任教),50年代我在科学院和哲学所的同事何成均(长期在清华任教),赵中立熟悉的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的李澍泖,他们从德文和法文文献中选译出大量爱因斯坦的重要文章和信件。李宝恒和这三位朋友都已作古,他们留下的珍贵文字是隽永的纪念。

   《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1975年9月发排,1977年3月付型,1977年11月出书。第三卷1977年12月发排,1979年10月付型,1980年3月出书。3卷共选译了410篇文章,共135万字。在此之前,国外出过9种爱因斯坦的文集。其中以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1953年出版的德文版《我的世界观》,1954年出版的《思想和见解》和1960年出版的《爱因斯坦论和平》最有价值。可惜前3种篇幅很小,最多的不过122篇;最后一种仅限于社会政治言论。1965~1967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爱因斯坦科学著作集》篇幅最多,有4卷,可惜只限于科学著作,不涉及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言论。相比之下,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可以说是当是内容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我们热切期盼的《爱因斯坦全集》终于在1987年开始出版了。据《全集》编辑部报告,他们已收集到爱因斯坦的文稿约1,000件,书信9,000件。由此估计,迄今尚未发表的文稿将近20%,书信则在90%以上。最初计划出35卷,后扩大为40卷,到90年代又缩小为20多卷。由于人们对《全集》期望高,编辑人员尽心尽力,战战兢兢,主持人已换了4届,迄今为止只出到第10卷,恐怕20年后才能出齐。这是一项宏伟的历史工程,我们衷心祝愿它顺利进展。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在刚结束“文革”噩梦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对由胡耀邦所倡导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1977年下半年,在青年工作干部会议上,胡耀邦说自己买到一本好书,叫《爱因斯坦文集》,他通读了该书,除了有些地方看不懂外,凡能看懂的,受到很大启发。1978年9月我应邀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右派”改正问题的座谈会。主持会议的同志告诉我,胡耀邦在中组部(他是1977年12月出任中组部部长的)干部会议上曾号召大家学习《爱因斯坦文集》。这充分表明他的思想开放和虚心好学的精神,也可以说明《爱因斯坦文集》的社会影响。80年代中期,报上曾公布大学生最爱读的书籍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位列前10名之中。

   到1994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印了4次,第三卷印了3次,市场上早已断档,要求重印的呼声不绝。鉴于《爱因斯坦文集》成稿于30多年前,当时我沉浸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1974年虽然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过来,但依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过程中,凡见到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论点,总要在《选编说明》或“编译者注”中加以批驳。现在重新审视,觉得这是对爱因斯坦的玷污,是对读者的误导,内心深感歉疚。为了向读者负责,趁这次再版,把这种被称为“时代污染”的错误一一清除,并在文字上作了适当校订。同时,把第三卷后面两个“补遗”全部拆散,其中80篇文章按时间顺序分别编入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以求体例一致。此外,两个附录也作了必要的修改。这些处理是否得当,望读者批评指正。

  

   许良英

   2007年10月6日

   于北京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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