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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国家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问题

更新时间:2016-08-08 11:42:31
作者: 关凯  
在这次会议后,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开始占据上风。  “青岛会议”的历史背景是“反右运动”的开始,从此中国进入持续20年的政治运动期,终点是“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的经典论述,与其说是“未来的工作指导方针”,不如说是“过去的经验总结”。因为,如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所言,“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严重扩大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所谓一步登天等等,挫伤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损害了民族团结,造成了民族隔阂。及至文化大革命,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连同慎重稳进方针被全盘否定,民族工作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给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从1957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政治运动频发,民族政策实践在其中也一波三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事实上被取消。197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被撤销。然而,在这段历史时期,尽管历次政治运动都对民族地区造成很大冲击,期间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如1959年达赖集团的叛逃、1962年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数万居民出逃苏联等),但民族问题并未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问题,相反,在总体上,民族关系表现出相当的稳定。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这段时期,革命化的国家理论始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之下,社会群体的边界被重新划分(阶级分类,革命/反革命分类等),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由政治运动重新组织,人们的行为规则被重新规范,由此在文化上重新定义了个体、国家和民族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运动深入草根社会的动员力,人们的观念和态度受到国家政治的深刻影响。在这一点上,即使民族政策在实践层面曾有中断,但其理论影响却仍然延续。

   另一方面,这种情形的出现也有制度上的原因。新中国确立的国家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没有社会的国家”。通过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公社制,从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到频繁参与的政治运动,个体在文化上直接面对国家,除国民身份之外,个体和其他任何社会网络(甚至包括家庭)的联系都被弱化。即使对那些地理位置偏远、由单一族群聚居的少数民族社区而言,尽管其社会生活的国家化程度可能低于汉族社会,但仍然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国家政治的深刻文化影响。当时,在文化意义上,取消民族政策的做法本身在理论上并不背离共产主义,相反,正是基于社会发展史的阶段论和“民族消亡说”,当共产主义作为唯一的、科学的社会发展终极目标被人们普遍接受时,提前消灭民族差别就具有了强烈而现实的正当性——这不过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遵从而已。

   然而,这个时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不满,“悄无声息”地改变了社会成员的心理感受。当一度满腔热血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们发现,“革命”除了带来生活秩序的混乱和无休无止的政治动员之外,并不能为人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利益,相反,“革命”破坏了从前人与群体之间基于文化认同的强烈归属的情感。当革命的激情过去,从前的文化传统就在人们心里显得更富有人情味,更有魅力了。可以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中国社会已经普遍开始弥漫一种强烈的幻灭感,从而预示出后革命时代的到来。

  

制度的重建与意义的流变(1978~1987)

  

   1978年初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而新恢复的国家民委的主要工作职责,首先是“拨乱反正”,恢复此前遭到破坏的民族政策体系。同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体系重建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恢复民族识别并宣告其完成。1979年国家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这是中国识别的第56个民族;

   二是进一步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国家恢复、新建了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单位(比较典型的是新建了13个满族自治县),并将这一制度推进到乡一级;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

   三是针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政策调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随后在1984年召开了第二次,这个会议从此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工作机制;

   四是恢复、加强民族干部培养机制,建立新的民族院校(如大连民族学院等);

   五是通过大力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和文化设施,恢复、重建大量宗教设施等举措,修补受到损害的国家-- 社会关系。

   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一方面纠正了1957年后损害少数民族权益的各种政策与做法,将1950年代初期定型的民族政策“重新安装”进国家政治的制度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民族政策已经无法在意义上重新回到1950年代的价值语境当中,从而造成制度与制度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甚至是断裂或脱节。

   在农村,公社制的取消,意味着生产方式向以家庭为单位回归;在城市,经济组织形式上单位制的渐渐消亡,使大量城市劳动力开始以个体身份参与就业机会竞争。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国家从社会生活的很多具体领域退场,如基层民众所面对的初级市场和民间的文化生活,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与支配能力相应减弱。当经济活动中的国家化集体主义机制不复存在,草根社会原有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就再次显露出来,无论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网还是宗教、传统习俗,生活空间中的社会集群不再由国家主导,其规则也并非完全由国家法律所规范——在国家和个体之间,社会开始变得像是一个“夹层”。在这一阶段,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力量向城市的渗透尚未大规模发生,但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渐渐扩大,它终将影响到城市。

   革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社会生活不再单纯围绕着国家政治而展开,人民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在很多地方,这种生活也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而变得比以前舒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缺少宏大目标的生活世界里,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价值空虚渐渐滥觞,传统的道德与信仰对人们重新产生吸引力。而民族政策的宏大话语,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够激动人心,而是变得离草根社会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人们不再关心“解放”与“进步”,家庭的、本地的、族群的认同才是更为实际而重要的身份归属。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与围绕着改革开放展开的党内左右之争相呼应,对于民族政策的价值共识开始出现裂痕,争论隐约进行,局部地区的政策实践出现了一些幅度较大的摇摆。但这种变化在当时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治理策略的调整,而非触及民族政策的理论根基。

   198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民族工作的重心从“拨乱反正”正式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此时,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发展了8年。

  

民族工作及其意义生产的路径依赖(1987~1999)

  

   基于1950年代由革命所塑造的同质化社会语境而产生的民族政策体系,不得不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渐渐开始面对异质化社会语境。而且,更为现实的挑战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无论是在新疆、西藏出现的暴力冲突,还是族群意识(包括汉族)的普遍复兴,民族问题重现于中国社会。

   当市场经济牵引着社会结构与观念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族群的文化差异开始显示出新的社会重要性。无论是市场中的资源竞争,还是对优惠政策的工具性利用,不仅是文化本身,任何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对立,都可能被人们简化为一系列通俗易懂的族群对比项,从而生成某种“族群化”解释。在这种意义解释之中,个体问题被提升为群体问题,群体问题被提升为社会问题,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又被简约成“民族问题”。同时,这种意识也将族群精英与草根阶层通过族群的纽带连接起来,秘而不宣却协调一致地共同与“他者”对抗。

   同时,改革开放使中国更深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境外族群运动支持力量的存在与人口的国际性流动,使中国社会的某些族群运动被涂抹了一层浓重的国际化色彩。尽管外部势力借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可以说是一个殖民主义历史传统,但20世纪末的国际干涉力量不再像以前的殖民者那样羞羞答答、暗中使劲,而是堂而皇之,公开行动。同时,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也重新定义了国家主权,甚至出现“人权高于主权”之说,使国家主权从绝对意义转向相对意义,族群冲突因而成为频繁发生的国际干涉的理由或借口。在世界范围内,前苏东阵营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工程都在承受着新的国际规范的压力。

   当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政策实践在这样一种新的宏观背景之下继续展开,民族工作曾经具有的灵动性减弱了,其整合社会的效力下降,开始表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之下,民族工作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

   “民族工作”的主体是政府,而它的工作对象,当然就是“民族”,更确切地说是“少数民族”。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民族工作是被它的工作对象“主体化”的,只有存在“少数民族”这样一个工作对象,才可能存在“民族工作”。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是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汉族,有少数民族,但关键在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并非一个社会实体,而是一个来自于知识归纳的抽象概念。于是,虽然“少数民族”在实践中必然被分解为各个具体的“民族”,但制度化的民族政策供应的对象,却是一个整体的“少数民族”。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后果,就是“民族事务”,或者更确切地说“少数民族事务”被“民族工作”从其所属的社会大系统里抽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分工领域。

   以民族优惠政策为例。这种政策的供应对象是“少数民族”。因此,无论是什么民族,只要不是汉族,都有权利享受这种政策,甚至不同民族彼此攀比,以使政策供应在各个民族之间均等化。但实际上,以群体为单位的政策供应,不仅过于粗放,而且很容易被社会成员予以工具性利用。以高考加分为例,城市的少数民族学生显然更容易成为这项政策的实际受益者,因为他们与本地的汉族同学接受的是同等条件的中等教育。

   为配合“民族工作”这种社会分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直设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其知识基础仍是苏联民族理论。在苏联解体之后,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如此设置的专业学科了。而这个学科的实际处境,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我国在民族问题的表述上缺乏国际话语权,在当今世界上,斯大林无疑是名声最糟的民族政治理论家之一。

   民族理论话语的守旧与惯性,不仅约束了中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能力与政策想象力,也掩盖了常识。在中国社会,人们普遍用“种族”的眼光看待“民族”,将民族本质化,认为民族是血缘命定、不可消解的社会现象。然而,族群身份作为一种感性认同,时常是情境化的、流变的、不确定的。同时,基于这种理论的民族工作也难以摆脱一种困境:“民族”始终无法形成像政法、财经、文化、教育等系统那样高度职业化的分工体系。

   实践的变化与意义的重构(2000年至今)

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民族工作随之发生一些与时俱进的变化,如“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和“兴边富民行动”等特殊国家工程的实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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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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