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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晨:近年美国学界中国民主研究评析

——文献、脉络与方法

更新时间:2016-07-30 10:12:36
作者: 黄晨  

   摘要:21世纪初的“威权韧性”之争以来,美国对中国民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学者在早先宏观描述和预测的基础上,对中国的领导干部、知识群体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观念进行研究,以期剖析中国民主话语是如何生产和传播的。这些研究在试图勾勒更清晰的中国政治图景的同时,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东方文明推行民主,这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第二,以社会经济绩效替代程序民主的话语,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民主理论?

   关键词:民主;政治精英;知识界;基层社会;海外中国研究

  

一、宏观争论——“中国何时民主化”

  

   在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中,“民主”与“威权”之争向来是最热门的论题之一。自东欧剧变以来,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高潮,对中国这个极为重要却尚未“民主化”[1]的案例,大部分学者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中国何时民主化?”

   《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Future)是这种宏观研究的典型。作者季礼(BruceGilley)认为中国会在2010-2020年间“民主化’,他给出了两类论据:结构性的证据主要是人均收入、中产阶级人数、社会组织规模、私营企业数量等,很多都达到了先发民主国家的水平;观念方面则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外思潮的影响。[2]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民主化如此乐观,黎安友(AndrewmNathan)2003年的论文《威权的韧性》(AuthoritarianResilience)代表着另一方,“韧性”也成为后来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词。黎安友笔下的“韧性”由四个方面构成:越来越规范的最高权力传承、绩效选拔对派系政治的修正、行政机关的专业分工以及越来越丰富的政治参与。如果说前三者只是行政上的高效,那么政治参与——黎安友先后提及村民选举、人大的独立化和媒体监督[3]——则已经触及了民主的内涵。尽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仍然被称为“威权主义”,但在“部分”的层面,已经有了“现代民主”的因素。因此,问题变成了:这些部分因素能否带来国家层面的自由民主化?

   黎安友显然认为很难,但大部分人却针锋相对。在季礼看来,所谓韧性,要么靠警察和军队维持,要么就会经历一个“民主的突破口”。[4]在这场争论的十多年后,除了早已有的村级选举,仍然没看到自由民主理论定义的普选和多党竞争等变化。季礼等人预测成功的机率已越来越小,那问题出在哪里?季礼列出的两类证据其实囊括了民主化研究的主流材料,但像他这样将经济社会数据与民主化建立直接因果联系,未免太简单了。例如,人均收入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就隔了多重因果机制,既可以走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描述的那种“经济增长一自我表达-民主化”道路,也可能像2012年之前的阿拉伯国家那样,走“经济增长-社会高福利-稳固专制”的“资源诅咒”道路。至于观念证据,知识分子的话语和影响力也是两码事。

   2007年,一位老牌媒体人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中国研究界误导了对华政策,因为大部分人要么相信和平民主化的“温柔剧本”,要么相信中国崩溃的“突变剧本”,而很少有人分析第三种情况:“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后却依然不民主,会怎样?”[5]的确如此,像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说的精英外移、腐败和利益集团等问题[6]确实存在,但关键在于,接下来他能直接推出“崩溃”或者“民主化”的后果吗?如要真正深入中国内部,就必须将宏大叙事拆解为对不同群体和事件的深描,考察哪些原因变量具体如何作用,并判断中国政治在哪个层面上发生了何种含义的变迁。这也正是“威权韧性”之争后,学界后续研究的精华所在。

  

二、政治精英——新的结构,旧的观念

  

   以政府官员为主的政治精英阶层,是对中国民主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对精英的派系和结盟分析早已成为解释威权主义的主流范式。不过,权力分散并不直接等于民主化,派别间的妥协可以带来民主,单个领袖同样可以启动类似的改革。所以,研究不能止于权力结构本身,还要深入各国精英的观念和意愿。

   定量研究的发达使精英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官员的各方面资料进行描述统计,[7]李成在2008年左右就将注意力放到了“第五代”——那些在十七大后任省部级要职,下一届可能进入中央的中生代领导干部身上。李对他们的民主潜力极为看好,在统计了103位第五代领导干部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海外经验等资料后,他描绘出了一个技术官僚地位回落,政法出身、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干部增多的大趋势。他甚至预测到,第三代领导人重视经济增长、第四代领导人重视社会正义形成的双重传统,使第五代人的政治立场分化了,加之他们对西方观念更亲和,这会促成一种两派的党内民主模式。[8]

   类似“派系民主”的说法流行已久,但其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这些数据对精英行为的接近程度。新一代领导干部在背景上确实更加多元,但并未有人冒着有违党内团结的风险公开竞争,更没有制度化——2013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重新集权就是证据。李成的数据库没有错,不过对数据背后的含义却需要进一步解读。例如,李成统计到干部中毕业于“政治科学”的人数是所有专业中比例最高的(21.4%),而整个政法类专业更是占到35%,[9]他由此得出了“政法背景占主流”,乃至对自由民主亲和的结论。但我们知道,很多干部毕业于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或者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这些专业虽然在美式学科划分下属于政治科学,却以讲授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中央政策为主。[10]而即使是大学的政治和行政专业,其教材和授课也未必都偏向自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政治学学位能等同于支持自由民主吗?所以,有人认为如要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精英的思想变化,以质性方法研究其认知过程更适合。

   如果说黎安友的论文只是对精英观念的一个研究纲领,那么近年兴起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则在描述精英行动上更进一步。除了彭轲(Frank。Pieke)的党校研究,兰普顿(DavidLampton)的新著也是一例。他历经数十年记录了558次对中国官员的访谈,其中有32%的省部级以上官员、53%的中层干部以及15%的基层人员。[11]兰普顿将这些访谈分成政策制定、对外观念、军政关系和社会问题等类别加以列举,但除了概括出诸如“从个人专断到力量多元化”等派系分析早已得出的结论,在具体议题上的分析都不太深入,更像一本说明手册。或许这些访谈对美国智库界弥足珍贵,但对熟悉这些话语的中国政府和学界而言,需要的恰恰是理论分析,单纯的人种志是无能为力的。或许狄忠蒲(Bruce预J.Dickson)说得对,此书的贡献在于推广了跨历史时段的访谈方法。[12]相比之下,蔡晓莉(LilyL.Tsai)的《没有民主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 withoutDemocracy),在方法论上更具启发性。她从四个民主水平和治理绩效各不相同的村落出发提出问题:江西的两个村都很贫穷,“民主”水平很低,为什么只有一个村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福建的两个村都很富裕,“民主体制”很完善,为什么也只有一个村的干部尽责办事?[13]她找到的解释变量是宗族和宗教群体这样的“连带群体”。4省316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设有寺庙或教堂的村落在人均投资和修路、灌溉等公共设施上的表现普遍强于其他村落。[14]但这只是结果而非解释,因此她随后加上了三个村落案例的观察,以证明正是以寺庙为舞台的议事会、节庆组织和教社等团体让干部和熟人共处一室,继而在道德和关系层面督促他们施政。[15]这可以说是对宏观的统计、中观的案例比较和微观的田野调查的一个较成功的综合,避免了定量方法在因果解释上的不足和人种志的理论提炼困境。这种横向研究和黎安友等人纵向的思想史路径一道,正在从中国政府的实情出发,重建关于精英的叙事。

  

三、知识群体——思想贡献与场域局限

  

   精英研究很少关注政府以外的群体,这经常会影响观察的可靠性。例如,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提到的那些党内“分析”很多其实是学界的论著,[16]这些学者与官方立场未必相同,却被他当做党内的样本。当今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多元化,至少存在政府、官方理论界、学术界和公共传媒界四个重要的场域。对于民主这样的重要话题,厘清各阶层的观念和立场,才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思想格局。

   由于中国知识群体的重大争论一般都发表在中文刊物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知识界的交流不深,很多外籍学者往往只是对热门话语做一些评论。足称系统的研究,可能只有傅士卓(JosephFewsmith)的代表作《天安门以来的中国》(China sinceTiananmen)。傅士卓给出了一幅政治观念坐标图:横轴是思想上的“左”与“右”,代表着坚持既有体制、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派的不同;纵轴是从“国家”到“社会”的体制归属,囊括了从政府领导、体制内理论家到公共思想界的重要知识分子。[17]他以此为框架,按时间线索梳理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启蒙和西化运动转向新保守主义、观念全球化和市场消费主义三股力量鼎立的思想格局。在民主这个议题上,保守主义主张经济发展优先,缓行民主;观念全球化的拥护者自由派支持美国式自由民主;而其批判者新左派则试图超越“形式化的”民主。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又有了新的变化,共同敌对美国、吁求公平分配以及民粹倾向这三个共有的观念基础,使保守主义、新左派以及逐渐抬头的大众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了一个拒绝西化、反自由民主的联盟。[18]

   傅著收集了丰富的一手文献,而与传统的人物研究相比,这部思想史还有一个突出的方法贡献,那就是注重知识群体与社会局势的互动。中国学者和前面的季礼都常提到20世纪90年代思想争论对理解民主的贡献,但傅则提醒人们注意其远离实践的短板:“大部分只是知识精英内部的探索,与政治活动并没有直接关联。”[19]不过傅著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他和黎安友等很多美国学者一样,将新左派定义为保守主义的继承人,甚至称其为新国家主义。实际上中国左翼传统极为复杂,尤其是在经济改革先行的90年代,很多左派对民主的吁求要超过自由派,其话语在民众中也颇具道德号召力。这种民主观之所以仍然被自由派批判,更多的是政治哲学上的后果论证,而非态度上的“反民主”。

   如果说思想史叙述注重观念的内容,那么知识社会学在观念的生产和影响方面则更为擅长。如同政治科学分化为结构论和行动论,社会学者也主要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研究:一是借用曼海姆和葛兰西的经典框架,以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策略为标准,将他们分成掌权之人、为各阶层代言的有机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以及远离政治的专业研究人员。[20]二是以知识分子生产和传播观念的场域来划分,例如几位华裔学者提倡的“复合制度主义”视角,将中国的公共领域分为国有的、源于社会一背靠政府的、社会的和异见的四种。[21]

观念和场域相结合的社会学分析,已经为研究知识阶层的外部环境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而目前有待补充的方面似乎在知识界的内部结构上,正如一些学者意识到的,大家对政治经济力量渲染过多,而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管理体制和社会特性不甚了了。[22]深究起来,无论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研究传统,还是中国的士大夫文论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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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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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京)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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