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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把所有人当作目的”:解读与质疑

更新时间:2016-07-25 11:28:12
作者: 李石  
而是对所有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政府及国家)进行底线约束,以划定其行为的界限。诺奇克认为,“人们可以将权利当作对所要从事的行为的边界约束(side constraints):不要违反约束C。其他人的权利决定了对你的行为所施加的约束。”[9]

  

   诺奇克有关“道德约束”的观点继承了“权利论”的核心理念。[10]近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背景之下,西方国家在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上日趋多元化,任何一种统一的道德理想或生活方式都很难再拥有统摄一切政治原则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不再充当人们共同的理想,而只能作为一种对人们自由的约束而发挥作用。因此,“权利”被当作是对所有行为主体的“边界约束”。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人有设定自己道德目标的自由,但不论每个人的道德理想是什么,其行为都不能超出自身权利的范围;对于国家来说,一方面对所有的价值理论保持中立,不再为人们设定任何道德目标,另一方面国家的行为也不能超出“边界约束”的范围,不能侵犯任何个人的权利。

  

   诺奇克认为“道德约束”的思想“表达了他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就是“不要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利用人们”[11],而这与康德“把所有人当作目的”的思想是吻合的。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论述到:“对行为的边界约束反映了康德主义的根本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没有他们的同意,他们不能被牺牲或被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2]为了说明这一点,诺奇克讨论了人们对于工具的使用。诺奇克认为,当人们将某物纯粹当作工具使用的时候,对如何使用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例如:我在地上捡起一根棍子来挖土,为了达到挖土这个目的,我可以削尖木棍、可以折断木棍、甚至可以扔了重新找一根……这样看来,我可以对木棍做任何事情,为了达到挖土的目的我的行为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当然,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举出许多“爱惜”工具的例子。比如,我有一架心爱的自行车,我每天把它擦拭得非常干净,上班回来把它放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别人要是向我借车,我会告诉他“你不能骑到泥水里去,不能放在太阳下晒,不能过多换挡……”,那这些是不是使用工具时行为受到的约束和限制呢?在这个例子中,当我在使用这辆自行车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施加了许多限制,在诺奇克看来,实际上我已经不是把自行车纯粹当作工具在使用了,而是在其作为交通工具的工具价值之外附加了观赏、珍藏等价值,把它当作了一件宝贝。另一方面,当我将车子借给别人,我对借车的人进行了各种限制,而借车的人受到的这些限制并非源自自行车本身,而是源自我作为车主的权利。也就是说,借车的人是因为不应侵犯我的权利(具体来说是财产权),其行为应受到限制,而不是因为自行车本身而受到限制。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其行为是要同时把我当作目的而不是把自行车当作目的。

  

   通过上述对使用工具的考察,诺奇克将康德命题“把所有人当作目的”阐释成“道德约束”。在诺奇克看来,“把所有人当作目的”的道德律令要求我们对利用他人的方式进行限定,以排除某些超出“边界约束”的利用方式。而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利用方式,就是那些侵犯人们基本权利的方式。诺奇克认为,“道德约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不能在人们之间进行“道德上的平衡”[13]。为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僭越“边界约束”、侵犯某些人的权利,这种做法就是将这些人纯粹当作工具来利用的行为,其正当性是无法得到证明的。

  

   诺奇克在讨论分配的正义时,将“道德约束”与“自我所有论”结合起来,认为“将所有人当作目的”的康德原则与“自我所有论”是一致的。“自我所有论”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自我所有权”概念[14]。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论述到:“每个人都拥有对于自己的人身的所有权;除了他自己,任何别人对此都没有权利。我们可以说,他身体的劳动以及他双手的工作都属于他自己”。[15]由此,诺奇克认为,如果我们夺走别人的劳动成果,就等于是夺走了他的时间、他的生命,也就是侵犯了他对自己的所有权,亦即自我所有权。在诺奇克看来,这样的行为必然超出了道德的边界约束,同时也就违反了康德“将所有人当作目的”的原则。基于“自我所有论”,诺奇克反对在分配领域进行任何形式的“再分配”。因为,在未经人们允许的情况下剥夺人们的劳动成果,在诺奇克看来,是纯粹将人们用作工具的行为。

  

   综上所述,在对康德的解读中,诺奇克将“把所有人当作目的”、“道德约束”以及“自我所有论”三者结合起来,并且将它们看作是一致的。这一点遭到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G.A.柯亨(G. A. Cohen)的极力反对,柯亨针对诺奇克对康德的解读提出了全方位的质疑,并且从根本上反对诺奇克的资格理论。

  

   三、柯亨对诺奇克的质疑

  

   柯亨仔细分析了诺奇克的论述——“对行为的边界约束反映了康德主义的根本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没有他们的同意,他们不能被牺牲或被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6]——并且认为,诺奇克曲解了康德的本意。柯亨指出,当诺奇克将权利概念与康德原则相关联时,实际上讨论了两个原则:康德目的原则和诺奇克同意原则,而这两个原则并不统一。其中,康德目的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诺奇克同意原则:没有人们的同意,他们不能被牺牲或被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再结合诺奇克所推崇的自我所有论:人们的身体、身体的劳动以及他双手的工作都属于他自己;柯亨认为,这三个原则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并不能像诺奇克那样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柯亨对这三个原则进行了两两比较。

  

   首先,“康德目的原则”与“诺奇克同意原则”并不一致。柯亨指出,诺奇克同意原则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只要当事人同意,那么其身体和劳动就可以用来达到其他目的,甚至被牺牲。也就是说,人并不是不可以被纯粹当作工具,只要事先征得其同意,就可以将其用作工具。与之相反,柯亨认为,“康德目的原则”并不强调实际的同意,而是强调对人的尊重。柯亨引用了康德的一段话来说明康德对于“同意”的理解:

  

   “一个人在打算对别人做不兑现的诺言时就看得出来,他这是把别人仅仅当作自己的工具,而不同时把他当作自在的目的。通过这样的诺言,被用之于我的意图的那个人不可能同意我对待他的方式,从而他自己不可能忍受这一行为的目的。”[17]

  

   康德在上述引文中描述了一个明知道自己还不起钱却承诺还钱的人。康德认为,如果对方知道“还钱”是虚假的承诺的话,对方是不可能同意借钱给他的。柯亨指出,康德在这里所讨论的“同意”与诺奇克同意原则中的同意有着根本的区别。诺奇克所说的是一种“实际的同意”,而康德指的则是一种“可能的同意”。柯亨将其称作是“规范上的可能”,也就是说在规范的意义上不应该同意。因此,如果说康德也提到了“同意”这一标准的话,“康德要求的是同意标准的可能性,诺奇克要求的是同意标准的实际性,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18]

  

   柯亨举出了强奸和卖淫的例子来说明康德和诺奇克之间的不同。根据诺奇克的同意原则,强奸肯定是道德上不允许的行为,因为这一性行为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而卖淫却可能是被允许的,因为当事人是自愿的。但是,根据康德的目的原则,这两种行为都是道德上不允许的,因为,这两种行为都将人纯粹用作寻欢作乐的工具,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没有同时把对方当作人、当作目的。站在康德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卖淫的例子,卖淫者虽然实际上同意了这桩交易,但在规范的意义上他(她)不应该同意,因为这样是将自己仅仅当作了供他人享乐的工具,当作了赚钱的工具。

  

   第二,在讨论康德目的原则与自我所有论之间的关系时,柯亨强调,康德的目的原则并不禁止将人当作工具,而是禁止将人仅仅用作工具。柯亨举出自动售票机和售票员之间的区别来说明这一点[19]:对于自动售票机,我们仅仅将其当作工具,如果它坏掉了我们可能敲打它一下,或者直接换掉;但对于售票员,如果他生病了不能工作,我们除了让人顶替他之外还会去关心他的身体状况,为其提供医疗服务。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同时将人作为独立的价值核心的话,是可以将人用作工具的。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能自给自足。所谓的“自给自足”并不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果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可以自给自足的话,人就没有必要在城邦中生活了,那人也就和野兽无异了),而是说人们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人格的独立。实际上,人类社会中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利用,每个人都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中的一个细小的零件,不停地为整个机器的运转或者劳心、或者出力。每一个人在利用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利用。

  

   基于上述理解,柯亨指出,康德的目的原则和诺奇克所推崇的自我所有论并不是一致的。以“税收政策”为例:柯亨认为这一政策虽然违背了诺奇克所说的自我所有论,将富人的劳动成果转移至穷人的手中,但却有可能符合康德的目的原则。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将属于富人的资源转移到穷人以及那些急需用钱的人手中,这样的做法虽然违背了富人的意愿,也侵犯了富人的自我所有权,同时还有将富人当作维持穷人基本生活之工具的嫌疑;但是,“税收政策”并没有将富人仅仅用作工具。因为,通过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社会中更多的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尊严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按照罗尔斯的说法,人的自尊基于“一个合理的生活计划”[20],而任何合理的生活计划都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给、干净的饮用水、基本的医疗保健、年幼时的义务教育……这些都是人们形成自尊、维护自尊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税收政策,那么对于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们(例如:天生残疾者、出生于贫民窟的孩子、在自然灾害中丧失了一切的人、遭遇重大疾病的人……),其尊严就将随着基本物质条件的丧失而被消磨殆尽。这样看来,“税收政策”虽然不满足诺奇克的同意原则,也违背了诺奇克所推崇的自我所有论,却仍然符合康德目的原则。因为,“税收政策”在将人们用作工具的同时,也尊重了每一个人。

  

第三,柯亨进一步质疑诺奇克主张的同意原则与自我所有论之间的一致性,对诺奇克理论自身的一贯性提出了质疑。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极其缺乏谈判控制力的无产者为例,为了生存,这些工人同意以很低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柯亨认为,即使我们同意诺奇克对自愿的定义——“是否使一个人的行为成为不自愿的,取决于这些其他人是否有权利这样做”[21],将这桩交易看作是自愿的,这桩交易也不符合自我所有论。[22]根据马克思对于“剥削”问题的分析,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应该完全属于劳动者本人,但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报酬仅仅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其余的部分(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这是对劳动者自我所有权的严重的侵犯。基于此,在工人贱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实例中,这桩交易虽然是自愿的,符合诺奇克的同意原则,但却违背了自我所有论。所以说,同意原则与自我所有论并非像诺奇克所认为的那样是相互一致的。在这里,诺奇克有将“自由”与“自愿”相混淆的嫌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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