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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供给侧改革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兼论房市、股市、营改增

更新时间:2016-07-23 13:56:43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几乎是一落千丈式的下滑。从2010年全国合计25%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现在已经落到了2015年的8%出头,2016年则只提出5.8%,已经明显表现为财政总收入的增幅,低于GDP增长速度了。

   运行中矛盾凸显,怎么掌握好我们应对之策?对照前面大政方针所要求的贯彻落实,和为在实际运行中化解矛盾压力,从多个维度处理好从短期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就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落到现在决策层重点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上。在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对于供给侧改革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话不长,共分5句,但是已经勾画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我们看看这五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总书记首先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这第一句话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央现在这么看重的供给侧改革,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握需求管理的经验,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所强调的“着力加强”都是在供给侧。这是对于经济生活中矛盾主要方面认定之后非常明确地表示把着力点要放在供给侧。首先要解决的,是供给侧的改革问题。落在改革上的这句话,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供给侧改革这个总体的概念,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全新概念,它就是在原来已经作为大政方针推进的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如果从学理分析,邓小平当年确立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就是供给侧发力,改革讲的就是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抓的正是制度供给这个龙头。但现在总书记谈到改革的新意之所在,是直接把供给侧表述在话语里,直接表明我们这个改革就是供给侧的优化制度供给的改革,而同时又表述出这种改革必然带有明显的结构特征,它要处理的首先是利益格局的问题,必然无可回避地联系到“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制度安排结构合理化的问题。

   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成分合在一起,是落在改革上;把供给侧标明,对应着我们对主要矛盾方面和大方向的判断;把结构问题标明,对应着我们关于攻坚克难的认识。解决结构问题和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反周期相比,要复杂得多,但是这种复杂性无可回避,我们必须正视它,迎难而上解决它。这句话后面跟着的,是供给侧改革一定要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第三句话其实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供给侧改革要落到把制度要素和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工程式的、全面和长远的改革发展的整体配套上,这种系统工程式的推进,是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的客观要求。我们的思想准备上,就不能把供给侧改革看成是一个局部的或者短期的任务,一定是一个全面的、长期的系统工程。

   这三句话后面,又联系到最后两句话——这种供给侧改革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间落到什么层面上?首先是落在发展可持续性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这方面的动力。所谓可持续增长,也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全新概念,它是在前面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形成的共识,即邓小平非常精辟的“发展是硬道理”(对应着经济建设为中心,要100年不动摇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这样一个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必要的深化理解。解决可持续性,就要在问题导向下化解“不可持续”这方面的矛盾凸显,以及现实生活中“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威胁,而这里表述增强发展可持续性时,又把增长的动力问题直接标明,其实就是必须完成中央所说动力机制的转型升级。在此之前,中财办刘鹤主任到长三角、珠三角做调研的时候已给出了明确的表述,即要实现我们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关于动力体系的认识分析,一定是要推进到在需求侧、供给侧这两方面整体考虑,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撑下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最后的一句话表明,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与要领,追求的是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直指中国供给侧改革所引出的,是延续我们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中国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战略实现现代化,必然是一种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如果是常规发展,已经落后的情况下,你跟在别人后面,实现不了所谓“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一定要有从追赶到赶超的后来居上这样的超常规特征。其实这些年我们各个地方政府设立自己发展战略的时候,无一不注意到必须明确我们追求的是“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发展”,也就是超常规发展。对于相关的学理,我们也做了分析: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有从追赶到赶超的空间和新兴经济体后来居上的可能。当然对这个可能的空间是需要以成功的创新去追求的,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以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式发展,保持这种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与势头,方才能够在全面小康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

   这五句话虽然用语不多,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理解这里面每句话所包含的重点与实质内容,我觉得也可以回应一下会议主办者让我重点回应的问题,就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什么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焦点是什么,各方的反应如何。前面这几句话里,对应着不同意见,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么几个视角上形成的认识要点:第一,供给侧决不是简单地否定需求侧,对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合乎逻辑、合乎学理地认识并注意继续适当扩大总需求;第二,我们看得出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虽显然要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美国里根经济学和它的供给学派里的减税为主的主张,但是绝对不是有人所说的简单把里根经济学的基本经验拿到这里套用。我们是一个比它宏大得多的系统工程式的全面考虑,我的认识理解是,总书记所讲的“不应理解为一回事”,不是完全否定那里的可借鉴因素——美国里根经济学里确实有它的合理因素,比如注重减税,但是我们是作全局和长远的把握,是一个系统工程,比之要宏大得多,我们也并不认同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导向。所以不宜同日而语。

   另外,在强调改革这方面,一定要联系我前面强调的对于十八大以来大背景的认识,不要落入有的网上评论所说的供给侧改革是搞新计划经济。这种认识如作为一种担心,其实也有它应该肯定的合理内涵,就是怕在政府如此强势而政府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以供给侧改革之名来处理结构问题,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会更多地管这、管那,处理不好是不是可能产生暗箱式设租寻租、过多干预等种种问题?我认为这是这种担心里所可能引伸出的合理成分,但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看到中央现在讲供给侧改革,是要坚定不移贯彻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总体资源配置机制和现代市场体系里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充其量在这个总体性决定作用后面是辅助性作用。这就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当然这里面的复杂之处,就复杂在不是所有的环节、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事项、各个场合都应由市场决定一切,比如现在推进新一轮的发展,我认为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掌握好动态优化当地的通盘战略规划,而在全盘设计发展规划方面,政府必须牵头起主导作用,特别是还要推进PPP式政府与市场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机制创新。这些复杂的问题如能处理得好,便会表现出中国特色的继续超常规发展,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现有学者所担心的“后发劣势”——技术方面容易形成的“后发优势”被我们改革跟不上所产生的惰性而困住,制度供给滞后成为最主要的劣势原因。从中央精神正面来讲,供给侧改革决不是搞新计划经济,实际生活里,我们要把它掌握好的话,就要警惕在改革和管理名义下出现扭曲,甚至倒行逆施。首先对市场取向改革要坚定不移,我们这个改革绝对不能落到新计划经济上去。

   还有就是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网上说得很热闹的所谓认识思路的分歧,有人解释为供给侧改革与“双创”的不同,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供给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全是一个轨道上的,都是在供给侧发力要追求以创新解放生产力。至于在具体的政策要领上,实话实说,任何决策集团里的重要决策人物,可能有自己相对偏好的重点把握,但是说到现在反复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非常明显都可归为称作“第一动力”的创新范畴。

   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有些同志现在还感觉有些陌生的概念,确实反映着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方面的新思维,确实事关全局和长远。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这些年来已经积极致力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反思,进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地做供给侧的深入研讨,形成了我们已有的新供给经济学认识基础。在中央明确做出供给侧改革这个指导方针之后,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既是鼓舞、又是进一步的鞭策。基于我们已经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框架性认识,我们又在今年年初推出了《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这样的专著,听说三、四月份社会评价相当高,分别评为月度好书,都是第一名。这也说明方方面面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关注、重视程度相当高,而且大家在这方面愿意进一步深化认识。借此机会,结合中央的新精神,勾画一下我们已形成的基础性认识,再对应经济生活做一些展开讨论。

   在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关于供需双方关系的认识,首先应指出: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有的同志说的供给侧陌生感我们可以理解,前些年我们相关的中央文件和媒体上,大量的信息里比较强调的是扩大内需,需求侧的概念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现在强调供给侧后,到底怎么把握,有不少同志是感觉陌生的。我们从经济学学理层面可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互动,就是经济学一向讨论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对基础概念:有需求,才产生用以满足需求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供给对需求的不断响应,形成了一轮一轮的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这种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如果需要得到政府调控影响的话,我们过去也已经认识到了,政府的调控作为,在于促进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这也正是从总量、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已经确定的政府职能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总供需动态平衡在调控中的技术路线,原来也合乎逻辑地存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一对概念。但是要承认:过去中外经验比较丰富、套路比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它是总量型、指标单一可通约的反周期操作模式下的政府调控行为。每一个年度,政府管理当局要判断一下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属于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如果是低迷阶段,政府调控的基本要领就是要在总量上放松,增加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抬升经济景气水平,它的量化指标是放松银根,使一般认为以M2为代表的广义货币供应更为宽松;反过来这一年度如果判断不是低迷,而是经济在高涨,有过热的风险和压力的话,那么正确的要领就是必须抽紧银根、控制流动性。宏观层面所有政策工具合在一起是实施“反周期”操作——这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清晰的通盘解释,是来自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的诞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实践中最先在一个国家中形成成功的案例,则要提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理论实践合在一起以后,在上个世纪,主要的经济体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这种反周期操作需求管理的基本调控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南巡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后,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借鉴国际经验,再结合本土国情实施反周期需求管理的操作。但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强调的是必须注意到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要指出过去主流经济学理论和调控实践中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如对供给侧管理作正面讨论,它的结构特征十分鲜明,指标复杂不可通约,涉及到很多的要素和变量,过去的理论分析阐发还相当薄弱,但是调控实践中却不可回避。

试想有那么多年的需求管理,在政府决策方面本来认为使经济相对健康运行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怎么会来一个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对全球造成如此大冲击的世界金融危机呢?在此期间到来之前,为什么没有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作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预测呢?危机发生后必须要做的反思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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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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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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