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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来友:货币、道德与秩序[1]

更新时间:2016-07-17 16:22:55
作者: 付来友  

   内容提要: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社会的货币观念时,将西方本土观念带入进去导致了文化上的偏见和盲视。布洛克和帕瑞提出了“长期交易秩序”和“短期交易秩序”这对概念对西方传统货币观念进行了批判,从传统到现代叙事中货币的一元含义在这一新的理论关照下被不同文化情形中货币的多元含义所代替。两种交易秩序的概念触及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并为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的观点对于分析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义利之辩”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货币 交换 道德 长期交易秩序 短期交易秩序

  

   帕瑞(Jonathan Parry)和布洛克(Maurice Bloch)主编的《货币与交换中的道德》(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1989)(下文简称《货币》)是一本很有理论雄心的论文集。他们的目的在于反思西方本土固有的货币观念,推进人类学的货币研究在基本假设上转变。从货币问题入手,布洛克和帕瑞触及到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与秩序这一更为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提出的概念为我们分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提供了洞见。

   布洛克和帕瑞在导论中首先指出,他们反对将产生于西方文化的货币观念赋予普遍意义。这一基本观点虽然看起来平淡无奇,却常常被研究非西方货币的人类学家所忽视。《货币》一书所收录文章都从货币在文化母体(matrix)中的位置来理解其含义,这是贯穿所有论文的共同假设。

   从文化的特殊性来理解货币自然导致了货币所具有的象征含义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多样性的货币含义却包含了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货币获得其含义的方式上都需要从不同文化中社会和宇宙系统再生产的一般模式中去寻找。九篇研究论文都揭示出了不同文化中超越个体生命的一种长期的社会和宇宙秩序,布洛克和帕瑞称其为“长期交易秩序”(long-term transactional order),而相反个体竞争和逐利的“领域”则被称为“短期交易秩序”(short-term transactional order)。货币虽然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含义,但是它们取得各自含义的方式却具有统一性,西方本土观念赋予货币的普遍性含义被一种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所替代。

  

一、西方货币观念及其人类学的展开

  

   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转型,还带来了一种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于是西方本土的货币观念需要从其在这一新世界观中的角色去寻找。布洛克和帕瑞指出,在西方话语中货币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含义,货币被看作是一种消解文化差异,吞噬一切质性差别,将个性化的人格关系变得非人格化的“酸性物质”(Bloch and Parry,1989:6)。这种对货币的基本看法在马克思和齐美尔的论述中体现地尤其明显。

   马克思和齐美尔对货币的看法存在着一些根本分歧。马克思(2004:75)认为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纯粹体现,其价值来源是“一般人类劳动”,而齐美尔则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反对赋予货币某种绝对的价值基础。在齐美尔(2009:35)看来,货币的价值就像线段的长度一样,只有在比较中才能产生,世界上如果只有一根线段,长度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具有更强烈的批判精神,他致力于打破以货币为媒介的“平等”与“自由”的交换下掩盖的剥削(马克思,1995:1999)。齐美尔的观点则不温不火,娓娓道来,他对货币带给人们的自由更为强调。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是两人都认为货币具有一种变革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力量,货币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社区团结的瓦解(Bloch and Parry,1989:4)。马克思对市场交换的批判表现出对自给自足和社区互助的某种浪漫主义的怀旧情感(Bloch and Parry,1989:4),而货币的使用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纽带,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相互独立。齐美尔(2009:264)区分了三种获得别人役务的方式,三种方式分别以奴隶制、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为代表。只有在货币地租的情况下,提供役务的人才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社会分工体系的发展使得我们的需求满足依赖于无数匿名的个体,我们可以在无数的需求提供者之间进行替换,而不必依赖于特定的人。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个体都减少了对他人的依赖。个体的自由得以扩大(齐美尔,2009:276-279)。两人论述中货币的这种革命性力量使得其几乎具有了某种拜物教特征,似乎货币本身就可以引起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这种货币观被人类学家带入到了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中。布洛克和帕瑞着重分析了博安南(Paul Bohannan)和考皮托夫(Igor Kopytoff)的研究。博安南对非洲蒂夫人市场转型的研究是经济人类学的经典案例(Bohannan,1955,1959)。在殖民者的货币引入之前,蒂夫人的交换分为三个文化领域:三个领域分别有各自交换的物品,物品在不同领域之间的流动要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而随着殖民者引入了“普遍用途”的货币,这三个独立领域的区分逐渐被打破,蒂夫人多中心的交换变成了单中心的。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同时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作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换所具有的道德意涵也随之一起消失了。博安南认为货币在这一转变中“催生了它本身的革命”(Bohannan,1959:503)。蒂夫人对交换的道德限制在考皮托夫那里表现为物的独特性和同质性之间的差异。独特性是由于文化或者个人(或者社会群体)的分类系统造成的。同质性则是商品所具有的特点,只要一个物品成为了商品,那么就要被货币的量化标准所同质化,从而失去了这个物品本身的独特性。考皮托夫认为,只要交换技术允许,每个社会都有向商品化发展的趋势(Kopytoff,1986)。所谓的交换技术就是指货币。现代意义的货币使得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物品转变成为了同质性的商品。与博安南一样,考皮托夫也认为货币会产生自身的革命,货币具有一种内在的革命力量。

   与这种货币的革命性力量相对应的是,货币成为了区分“传统”和“现代”的符号标志。传统经济(甚至社会)是一种非货币的、礼物关系主导的世界,现代的经济体系则是一种货币的、商品关系主导的世界。在这一假设的影响下,传统社会的形象被固化,似乎其内部没有任何的发展变化。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杜蒙对英国殖民前后的印度政治经济体系对比的过度概念化都是这一思维定势的具体体现(Fuller,1989:52-57)。

   这种二元思维更进一步的体现是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的对立。根据帕瑞对莫斯的再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社会有着一种纯粹利他的礼物(慈善)与完全功利主义的市场交换之间的对立。在库拉圈和夸富宴等“传统”的礼物交换中,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礼物的交换一方面表现出了一种慷慨的姿态,另一方面是也是个体追逐声誉(虽然不是经济利益)的竞技场,这两者的分化是西方社会近代转型的产物。(Parry,1986)货币在这一对立中处于市场的一方,因而是非人格化的、暂时的、非道德的、以及算计的,于是在西方社会中被排斥在礼物交换之外,而礼物的交换领域则是人格化的、长期的、道德的以及利他的(Bloch and Parry:1989,9)。而在非西方社会中这种对立是否存在却是值得商榷的。

   西方人类学家因为心存这些预设,他们在解释非西方社会的货币观念时,倾向于认为货币因为破坏了传统的道德和社会关系而获得了负面意义。他们受到了一种怀旧(nostalgia)话语的影响,带着西方货币观念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现代货币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自觉地将本土世界观带入到了对“他者”世界的考察之中。例如,陶西格(Taussig,1980)在解释玻利维亚矿工的魔鬼崇拜时指出,采矿业不同于传统农业,需要将产品送往市场以换取货币,然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权力和风险的非道德领域,对这一领域的恐惧以传统的面目表现出来导致了矿工的魔鬼崇拜。在这一解释中,对货币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假定实际上是一种西方本土的观念。作者是在用西方的世界观来解释非西方的货币观念。

  

二、两种交易秩序中的货币

  

   在从非西方社会的本土观念来研究其货币与交换时,一种文化的多样性就自然呈现了出来,但是这种多样性背后却也包含着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货币与交换获得其文化意义的方式上的统一性。布洛克和帕瑞提出了“长期交易秩序”和“短期交易秩序”两个概念,前者是指长期的社会与宇宙秩序的生产,也即西方观念中被货币所侵蚀的那些传统的道德与社会关系、宗教信仰等;而后者则是一个在短期交易中个体进行竞争的“领域”。(Bloch and Parry,1989:24)尽管有不同的文化差异,货币和交换所具有的文化意义都需要从二者的关系中去理解。

   两种交易秩序的区别在与“长期”和“短期”。“长期”的含义在于超出了个体的生命长度(Bloch and Parry, 1989:1),这种秩序不会随个体的代谢而消亡,也无法还原到个体的行动。在此我们仿佛看到了涂尔干的影子,对于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来说,“长期的交易秩序”在其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他(她)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对的是一个已然存在的“社会实体”,而在他(她)去世后,这个实体也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一“长期交易秩序”的存在对个体的行为构成了约束和强制,交换中的道德就是这种约束和强制的实现形式。

   但“交易”一词却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位法国人类学大师——莫斯。莫斯(2002:209)认为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互惠和贸易使得人们避免了战争,文明的进步才得以实现。萨林斯将莫斯的观点与霍布斯进行比较,认为莫斯对礼物的论述包含了一种政治哲学:社会契约的原始类比并非国家,而是礼物。(萨林斯,2009:197)阿兰•加叶则认为莫斯提出了一种“礼物范式”,所谓礼物范式就是要肯定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三重义务具有普遍性,是社会和人格建构的基础。(汲喆,2009:15)在这一意义上,莫斯超越了霍布斯和涂尔干理论中个体与社会、自由与义务、世俗与神圣等等的二元对立。在莫斯那里,“个体与社会不是两极,甚至也不是两个维度,而是依据一定规则相互表述的两个方面。”(汲喆,2009:13)在礼物交换中,个体自主地行动,而社会也在个体的自主行动中被生产出来。

   “长期交易秩序”这一概念综合了涂尔干和莫斯的两种视角。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期交易秩序”的建构依靠的是某种互惠机制,礼物的交换维系着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纽带,生产着社会和宇宙秩序。但是在交换的形式、内容和对象上,却有着社会强制性的一面。对于个体来说,“社会实体”要求他们必须进入到某种形式的交换中,否则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更为严重的社会惩罚。正如文集第七章布洛克给出的伊美里纳(Imerina)人的例子:年轻人为了工资工作被认为是非道德的,而为祖先和亲属而进行的无报酬的工作才是道德的。(Bloch,1989:175)在这里“道德”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个体交换的对象和形式做出了规定和约束。

然而布洛克和帕瑞无意于笼统地谈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另辟蹊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关注的是“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关系”。布洛克和帕瑞对两种交易秩序进行区分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形中会有不同的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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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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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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