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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古希腊的联邦制政体及其中华意义

更新时间:2016-07-10 15:50:11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换言之,雅典帝国是雅典人(雅典城邦)统治下的国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多次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的说法,有时把‘城邦’与王并列,原因也正在于此。”另外,其最近在《从“海上同盟”到“海上帝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外扩张与东地中海国际关系探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帝国是一主权国家,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联盟。”[13]

  

   尽管研究该问题的宗旨截然相反,但本人是赞同以上徐松岩的提洛同盟是一主权国家观点的。亦即,笔者认为,徐的此观点更接近于史实。并且,提洛同盟演变成主权国家的时间要早于徐以上所言。

  

   拥有主权是国家的主要象征。提洛同盟有最高权力机关同盟会议。其中,雅典的公民大会为一方,其余的盟邦代表为另一方,双方的地位平等。在决定同盟的方针政策时,双方各有一票否决权。就像有学者所指出过的,它是一种“两院制”的国家政权形式。[14]

  

   大概与我国周代建立者周部落对外一直有武装殖民活动进行的情况相近似,雅典人也一直对外进行军事殖民。早在提洛同盟建立之前的公元前506年,雅典就在优卑亚岛住有4000名屯田兵。[15]

  

   雅典统帅、贵族派首领西蒙(约前512-前449年)在率领盟邦与波斯作战时,大体在公元前468年攸里梅敦河战役打败波斯军之后,更在占领的军事要地迁入雅典人,并派军驻守。比如,在占领了色雷斯之后,曾派雅典人及其盟友一万人去色雷斯殖民。[16]

  

   民主派首领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当政时期,西蒙推行的军事移民政策更确立为一种制度。雅典在许多盟邦派驻了屯田兵。据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447年“伯里克利派一千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五百名前往那克索斯,二百五十名前往安德洛斯,一千名前往色雷斯以与比萨尔泰人杂居,当叙巴里斯一带已成为殖民地,改名图里时,他又往意大利送去一批人。他这样做,是为了摆脱雅典城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改善人民的困难处境,让移民到盟邦去定居,给盟邦以防止叛乱的震慑部队。”[17] 伯里克利的这些做法,与我国周代前期的以管叔、蔡叔和霍叔“三监”,带重兵监视封于殷的纣子武庚,有某些相似之处。

  

   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记载,雅典有2000人的索贡舰队,另有派往海外的官员700人。传世铭文及其他文献中,也常常提及这类官员。雅典所派出的官员,主要职责是监督当地官员,督察征收贡赋,保护雅典人在当地培植的亲信。比如,派往米利都的五名此类官员即是。

  

   公元前466年,开俄斯人被迫承认一切商业诉讼由雅典审判。有研究认为,“这是雅典从司法上控制盟邦的开始”。[18] 盟邦国内的刑事案件,非得雅典同意,不得处以死刑。公元前446年雅典武力镇压了优卑亚的卡尔基斯叛乱后,戴格尼塔斯、安替科斯、阿奇思莱特斯三人分别提出了处置卡尔基斯的法令。其中,阿奇思莱特斯提议:“除涉及流放、死刑、剥夺公民权的案件之外,关于卡尔基斯公民的法律诉讼由卡尔基斯人处理,就像雅典人之间的诉讼在雅典审理一样。至于流放、死刑、剥夺公民权的案例,根据人民的法令,有权上诉至雅典的民众法庭。”[19]

  

   但是,本人同意提洛同盟是主权国家的说法,而不同意徐等人雅典帝国是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观点。所谓的雅典帝国,其内部各盟邦,是存在相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

  

   历史有“路径依赖”现象。亦即,人类在很多情况之下是穿新鞋而走的老路。如果此说法有其一定道理的话,那么,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制度构成,则能支撑本人关于提洛同盟不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观点。

  

   也是以雅典为盟主的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它有誓约碑铭存留于世。现在仍藏于雅典碑铭博物馆中。其的主要条文如下:“倘若有人与已入盟的友邦开战,或海上或路上,雅典人及其盟友将通过海路和陆路竭尽全力支持友邦”;“至若与雅典人及其盟友结盟者,民众将放弃在缔盟友邦(领土)内的财产,无论多少,或公或私,而(关于这些)东西,(雅典人)要许以保证。在雅典,若有碑铭法令不利于雅典结盟城邦,当值议事会将有权毁掉石碑”;“自纳乌西尼科斯担任执政官一职起,不允许任何雅典人,或公或私,通过购买、抵押及任何方式,在友邦领土内占有房屋或土地。倘若有人以任一方式购置、占有或抵押房产,那么将允许任何有意愿的友邦向同盟议事会举报;同盟议事会在变卖房产后,将一半所得分给举报人,其余没入同盟公共财产”。[20] 这里所讲到的 “同盟议事会”是第二次雅典同盟的权力机关,负责处理同盟的内部相关事宜,总部设在雅典。每邦无论大小,均有一票表决权,体现了城邦平等原则;雅典人在同盟议事会上没有表决权。[21] 雅典人在同盟议事会上没有表决权,此点与提洛同盟时期是一样的。

  

   总之,整体上来看,雅典帝国与中国的周代相近,其是一既有国家主权,地方上各政治单元内又存在高度自治的朴素联邦制国家。就像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所言:“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22]城邦雅典是帝国的中心,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把这个帝国中心设想为郡县制帝国的帝都。所谓雅典帝国,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纳贡的、在对外政策上听命于它的盟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给的城邦。盟邦作为独立国家,主权现在不完整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它的对外政策。帝国中心的城邦雅典,现在有全权决定这个巨大的城邦集团的对外政策——或者正确一点说,在所谓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独立决定它的对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对外政策,自然而然是整个雅典帝国的对外政策,同盟邦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唯有服从雅典决定之义务。此外,帝国内部诸邦之间必须维持和平,一切争执要服从雅典的裁决。虽然如此,加盟诸邦还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体的类型则不免要以雅典为楷模,并非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当然是不能存在的。”[23]

  

   三、雅典帝国的中华意义

  

   黑格尔曾有言,“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的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4] 实际上,自近代以来,自西方文化传到中华大地之后,套用黑格尔的话讲,在有教养的中国人心中,也一直自然会在言说古希腊时,引起一种家园之感的。

  

   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除了某些政治人物或别有用心之人而外,人们对于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一直拿希腊人的历史做参照物,来理解、研究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夏曾佑最早在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当时的书名为《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曾写到:“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泰西文化,开自希腊,至基督教统一时,希腊之学中绝。洎贝根以后,希腊之学始复兴。中国亦有若此之象,文化虽沿自周人,然至两汉之后,去周渐远,大约学界之范围,愈趋于隘,而事物之实验,愈即于虚,所以仅食周人之弊,而不能受周人之福也。此等之弊,极于宋明,至清代始渐复古,殆可知泰西十八世纪希腊诸学之复兴矣。”[25]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毛的话讲来,中国人曾“言必称希腊”,[26] 在探索建设民主共和制度建设时,常拿希腊来说事。

  

   因毛的讨厌,1949年之后没有人再敢“言必称希腊”了。但毛去世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言必称希腊的国人又多了起来。尤其在反思中国历史与探索中国未来道路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拿希腊来做参照。

  

   除了前面提及的《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之外,日知先生拿希腊历史来反观中国古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还有《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中西古典民主政治》等。[27]

  

   进入新的千年之后,人们对于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先进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又有深化与提高。比如,赵瑞广于2013年在论述我国先秦的朴素联邦制国体时,曾对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与“西方联邦体制”加以高度肯定。[28] 老友、曲阜师范大学王瑞聚教授先是有《言必称希腊问题新解》的论文发表,[29] 2009年在《古希腊罗马论丛》一书中曾又指出,“没有对某一事物的推崇,就谈不上对该事物的师法与超越,”中国人今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言必称希腊”;“我们今天使用‘言必称希腊’,是指对西方包括古希腊先进文化的推崇。这种推崇,作为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现象,由来已久,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必然性,反映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同一性关系。”[30]王的此论极是。

  

   王瑞聚教授的以上宏论,是就整个古希腊文化而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具体到雅典帝国,我们对其类似于中国周代的朴素联邦制进行研究并加以肯定,也有一个师法与超越的问题在里面。

  

   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国人出于学习借鉴与超越的目的,对古代希腊文化抱有朝圣的心态。对古希腊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持肯定的评价。但另一方面,出于不同的目的,期间对古希腊的制度与文化持否定立场与排斥态度者也时有人在。

  

   除了前面提及的毛与徐松岩之外,近年来对古希腊的制度与文化持否定立场与排斥态度者中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何新与阮炜等。

  

   与徐松岩肯定雅典帝国是一主权国家的观点完全相反,曾经在“六四事件”中为邓出谋划策的原来也是文史学者的何新,于2012年发表了《何新希腊伪史批判:西方为何要伪造一部希腊古史》一文。其中称“世界历史中从来不曾存在一个希腊古国”,关于希腊的历史“完全是没有任何可信文献和考古实证支持的伪史”,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共济会为宣扬白人至上而制造的“弥天大谎。”[31]

  

   曾经在英国留学的阮炜,则出版了《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一书。该书于2009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初版之后,2014年又有第二版出版。与何新文章的主旨接近,阮在该书中也主要讲的希腊人的“坏话”。这些,主张控制的当局当然是最愿意听的。

  

但是,要真正帮忙必须具有起码的帮忙水准。不然的话是在帮倒忙。何新与阮炜便是帮的倒忙。比如,前面提及的何新文章中把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放在了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希腊黑暗时期,而阮炜则把明明表明的是希腊有自由的柏拉图著述《理想国》,写成了“搞意识形态控制的柏拉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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