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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论民初裁兵问题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6-07-08 00:33:54
作者: 汪朝光  

   民国年间,由子各派军阀混战不已,军事力量急剧膨胀,裁兵因而成为民国史上习见的名词。但是,此种所谓裁兵,或是流于纸面文章,或是一方厝以削弱另一方的手段。唯一例外的是民国初年的裁兵,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状况,使得这次裁兵不是一般意义的地盘和权利之争,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它不仅影响到当时政治格局轧变化,对其后历史的发展也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当中,起义各省出于战争的需要无不扩充了大量军队。以苏、皖、赣、闽、湘、鄂六省计,原有新军约55640人,革命后猛增到36万余人。民国成立后,起义各省的军队,加上原存的北洋军队等,全国军队总数达到了90多个师110万人左右,仅军饷一牟就需11275万元。可是,当时一方面是“军队林立,岁费日增”,另一方面则是“部库如洗,度支首领仰屋兴叹,徬徨无术”。南北双方同困于财,几乎都靠借债度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总收入2004万元中,外国借款占一半以上,达1079万元。北系政府编制的民国二年预算案,总收入三分之一约19900万元侬赖外债,而陆军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一,达161的万元。财政既无法负担,缺少军饷的部队势必军心不稳。吊一年内,较大的兵变不下二十次之多,原因虽很复杂,欠饷当是个重要因素。频繁的兵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裁兵问題的提出赞是很自然的了。

   裁兵,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个善后问題。每次战争过后,总会带来军事力量的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裁减多佘的军事人员并加以妥善的安置。民初的裁兵也反映了一般人民的愿望,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是有影响的。但是,民国初年中国特定的政治局势,使这次裁兵从本质上说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善后范畴,它首先是个政治问題,反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问的矛盾和斗争。

   辛亥革命是以南北妥协而告终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让出了中央政权。袁世凯虽然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也未能完全控制全国。两派政治力量都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民国初年的暂时平静局面正是双方力量相对均衡的结果,关键又在于军事力量的均衡。由于两派政治力量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目标,因而这种均衡局面不可能长久保持,势必随双方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成为双方争夺实力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即表现于裁兵之中。

   作为中国封建反动势力总代表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玩弄阴谋,攫取总统职位后,其下一步计划就是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为个人专制独裁平道路。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掌握全国军队。当时袁手里虽有一支十几万人的北洋军,但还有几十万军队掌捏在非北洋勢力手中,尤其是同盟会掌捏了南方六省的地

   盘和相当数量的军队,成为袁世凯“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和威脸。因而,裁兵尤其是裁同盟会掌捏的革命军对,是袁世凯实现其“统一”计划的必然步骤。1912年3月8日,袁世凯尚未就职,就发表了《布告各省严整军律文》,强调“军人名誉,以严守纪律为第一要义,军队性质,以服从命令为第一要义。失此两者,即失军人之资格。”袁世凯就职后,又于3月31日发布《训勉军人令》,声称“自今以后,破坏之局既终,建设之事方始军队之责任,即在“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这些训令借整饬纪律,服从命令为題发挥,要旨则在于“使全国军队,如一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本大总统之心为心”,一切服从于袁的命令,也为裁减革命军队预伏张本。

   袁世凯裁减革命军队的另一手法就是鼓动和利用舆论。当时社会舆论一般都要求裁兵,这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善良愿望。他们以为“大局既定,武力无施”,普遍有一种厌乱求治的心理,希望过一种安定的生活。频繁的兵变,使他们感到恐惧,以至“社会之心理,畏今日之兵,甚于畏昔日之匪。”袁世凯利用这一点,打起“为民请命”的幌子,要求裁兵,以图博取民心。I917年4月29日,袁赴议院发表就职演说,说什么“近日军队复杂,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要求“卖行收束之方。”不仅如此,袁的手下人物还直接出面攻击革命党人,尤其集中攻击掌握革命军队最多的南京留守府。一时袁党“物议沸腾”,责留守府“与政府对峙”,北京袁系报纸诬称黄兴“存割据东南之心,故甚其词攻讦同盟会甚力。”甘心附食的各种反同盟会势力也成日鼓吹裁兵减政,指责各地军政府“拥兵自重,致中央未由施政举国,”军队“无以遣散,哗变日告,举国骚然,”救亡之道,“自应从军费着手。”

   有了冠冕堂皇的“统一”旗帜,加上社会舆论的要求,袁世凯还有压迫南方裁兵的实院手段,这就是拒发军饷。民国成立后,南方各省的部辖军队按理应由中央负担军饷,但袁世凯的财政部是不会为南方军队解囊的。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当时并不好,但对北洋军队是尽力照顾,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对南方革命军队,则以财政困难为借口,除了拨给一些遣散费外,拒不发饷。

   尽管袁世凯成日要求裁兵,但他自己从小站练兵起家,谙熟“天下之实权在乎军队,军队之实权在乎强弱”,因而他对军权从不假之于人,更不会去裁兵了。民国成立后,遇有关系军权的争执,袁世凯是势在必争的。北京政府成立时,革命党人主张由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但“再三电商,袁总不允”,必由其心腹段祺瑞出任,袁才放心。黄兴为反对北徉军队招兵,建议南兵调北,袁极力反对。对黄兴出任南京留守,袁表面信任,实陈上一心想早日取消。的确,袁世凯从未说过裁兵是裁南而不裁北,似字是一视同仁。但裁兵只是裁冗兵,裁弱兵,裁乱兵,南方军队在许多人看来既是“乞丐流氓,滥测将校,青红匪帮,忝绾军符,宠乱庞杂,不可究诘”,而北洋军队则是公认之“劲旅”.谁裁谁留,不问可知。

   面对袁肚凯的裁兵压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应却相当幼雅。严格说来,最早提出裁兵要求的还是革命党人。1912年2月19,清帝刚退位,黄兴就通电各省:“南北统一,大局将底和平,恢复秩序,整饬纪纲,实为目前要举。……各省兵卒,皆仓猝召募,编配入侪.兵格既属参差,服装饷械亦多缺乏。……宜就各该省情形酌留若干外,务希设法遣散,俾免滥竽。”这不仅是言论表示,也是革命党人的实际行动。

   促使革命党人裁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不足。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使革命党人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忽视了现实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当时弥漫于他们之中的是“南北一家”,“五族共和”的空气,充斥于他们言论的是发展实业、议会民主的幻想。既然兵多为患,那又裁之何妨。如果说在南北和谈及建都之争中,革命党人为了早日实现和乎、统一做了他们自认为是必要的让步与妥协的话,那么裁兵对他们来说连这种意义也没有了,反倒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这是袁世凯消灭革命力量的阴谋。他们裁兵的出发点固然真诚,但失去了警惕的真诚也就孕育着革命的危机。

   促使革命党人裁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财政困难。自南京临时政府到南京留守府,财政始终处于困窘境地。留守府月需经常费360万元(内军队占306万元),然留守府没有收入来源。袁世凯、熊希龄当面答应请“暂时勉强支持,俟有来源,自当碍力补助,”但转脸就不认帐。借款、国民捐的办法都行不通。5月间,黄兴两次致电财长熊希龄,谈及南京军队不但欠饷无从发给,即伙食也难以维持,“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哗溃之势,已渐发端。”恳其汇款按济,但如石沉大海。其它省份同样如此,财政主要靠发行纸币、军用券、公债券及借外债度日,广东一省纸币就发了近二千万元,而在支出中军费都要占一半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避免士兵因缺饷而哗变,革命党人都把裁兵视为“治道”了。

   在裁兵问題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应基本上是一致的。掌握南方六省实际兵权的黄兴,辛亥革命后表现出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倾向,一心“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于矿业”,对现实政治斗争缺乏敏感性。他先后身为陆军总长和南京留守,在裁兵何題上首当其冲。面对外部压力与内部不稳,他缺乏以往的坚定革命精神,“以为欲保东南之安宁,谋国家之统一,当先以裁遣军队为入手办法。”南京的裁兵和留守府的撤消,给南方军队裁遣带来了重要影响,黄兴无可辞其咎。但以后论者每多指责裁兵为黄兴之过,这并不完全正确(后文将有论及)。即使黄兴经手裁遣了部分军队,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要求,不能以此独责黄兴一人。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认为:“民国招牌已经挂起,此后无足虑苦,”因而主张“各省民军过多,亟宜分別遣留。”对裁兵,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提出由袁世凯主持,“练兵数百万,极全我五大族领土。”同盟会另一领袖人物宋教仁则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洽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因而他主张“军队取逐渐裁汰主义,应以屯垦及戍卫铁路消纳之。”他还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了“实行军民分治,集中军政财权于中央政府”的十二点计划,包括“以清政府时代原有兵额为度,裁汰军队。”这些看法都不比黄兴高明多少,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对袁世凯有利。

   在一片裁兵声中,间或也有一两声不协和音调出现。南方各智起初对裁兵不无疑虑之处。北京政府陆军部科员元柏香在巡视南方后给段祺瑞的信中淡到:“方今南方军队解散不遗余力,而北方不惟不裁,反日事招募,无论南方各军见疑政府多方掣肘也。”由于袁世凯的欺骗宣传和革命党人自己的幼稚,这种疑虑日久也就烟消云散了。但仍有少数革命党人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及袁世凯借裁兵消灭革命力量的阴谋,主张针锋相对对。袁世凯派人到江苏监视裁兵,有些人就主张,“北方添兵,南方何能解散。如欲解散,须南北一律,方为公允。”有些革命党人并表示,“我们所以不主张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1912年8月,张振武血案发生,袁世凯的真面目日渐暴露,革命党激烈派在《民权报》上撰文指出:“袁世凯、黎元洪之所以敢于如此者,恃军队之护持耳”。对待他们,“卵不能敌石,空言不足抗实力,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而已。”次年初,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宋教仁陶醉于胜利之中,以责任内阁自期,詹大悲向他建议:“选举纵全部获胜,亦不如练精兵三万监视之为有力。”可惜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些言论和建议是曲高高和寡,应者寥寥。等到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大错铸成。

    

  

   在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帝国主义列强与裁兵有着直接的关系。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迫于形势,没有直接出兵干涉。但经过一段“中立”的观察后,他们认定,“还没有一个比袁世凯更强的人出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中肯定袁所领导的“强有力的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袁世凯既成为列强理想中的新代理人,那么南方的革命军队不仅对袁世凯是个威胁,列强也不乐意见到有这么一支武装。为了消灭革命势力,同时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极力鼓动袁世凯裁兵。后来曾任袁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在给袁的外交代表蔡廷干的信中抱怨:“中国的军队太多了,它只需要一支人数不多,训练良好,薪饷充足,富于团结精神的部队。”另一个日本人说得更露骨,“袁世凯现时要做的事就是控制军队,”“如何解散现今南方由强盗和窃贼所组成的军队是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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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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