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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

更新时间:2016-07-05 21:47:08
作者: 郝时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上引论说,即抒发“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复小宗、欲立谱法,盖深有感于世道之变者”之慨。所谓“重民族”是指民重其宗族之属。

   7.“吾曾氏之系甚盛,几遍南北。庐陵、临川之外,又有所谓扶风、河内、青冀、襄阳……诸州,非如民族书所载,正谱之外别有九祖而已也。”(注:(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40《查林曾氏家牒序》,《四部丛刊》本。)留氏系古代宗族大姓,始于山东、“望出庐陵”并向闽、粤发展,成为南方巨姓大族。这里所谓“民族书”指曾氏家族的族谱,应属大宗谱法(始祖来源)。而“正谱之外别有九祖”,是为宋代以后小宗谱法(五代世系)。

   8.“但辽时皇族与民族皆有耶律之姓,史所书某院部人则同姓不宗之民族,仍宜列入异姓者也。”(注:(清)嵇璜、曹仁虎等编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 206《封建考》,《四库全书》本。)此说来自清乾隆年间编修的《续文献通考》,史臣按照汉法对契丹人进行“皇族”与“民族”之分,乃基于同姓不同宗,反映了“皇族”与“民族”的不同社会地位。

   9.“民族虽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室、又少者不下数十户。”(注:(清)郑之侨:《农桑易之录》卷之三《农桑善后事宜•重保甲》,清乾隆郑氏刻本。)作者郑之侨(1707-1784),乾隆二年(1737)进士,为官尤重劝课农桑,上引为其论说“重保甲”事宜所述。“民族”一词泛指黎民百姓。

   10.“臣闻江右闽粤民多聚族而居,其族长、乡正诚得端人为之,一族中匪类有所不容。地方官勾摄人犯常赖其协捕,是以词谱修明之处,其人民皎然难欺,不特一方之民族无可假冒,而一乡之良莠无可掩藏。惟先劝导大户乐于尊从,而后推及单门,咸得稽覆。故欲于保甲皆真确,必当视绅民无偏私也。”(注:(清)宗稷辰:《请实行保甲疏》(咸丰元年),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广百宋斋校印。)这条收入《皇朝经世文续编》的奏请实行保甲制疏,系咸丰元年(1851)宗稷辰所上,所谓“一方之民族”是指“聚族而居”、宗族之属各有所归的乡民百姓。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民族”作为一个名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中的词语。其使用虽然不普遍且未收入类书辞典,但自魏晋以降的1300余年间(493- 1851)见诸历史文献的实证不乏其例。如前所述,鉴于中国古代“族类”观十分发达,“别生分类”具体繁多,至有“类聚百族、群分万形”(注:(晋)陆云:《陆士龙集》卷3《答吴王上将顾处征》,《四库全书》本。)之说,加之“族类”等级森严,这或许就是造成相对抽象笼统的“民族”一词较少使用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一词,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宗族之属包括了泛指的民众,也包括了相对于“皇族”的“贵族”、“世族”、“巨族”之类。华夷之别,则包含了区别“五方之民”(蛮、夷、戎、狄、华夏)的意义。如果说上引例证中顾欢的“民族弗革”、何送英的“中原之民族” 是泛指汉人,那么“粤有民族”则确指南蛮,这种应用实例表明,“民族”一词在用于华夷之别时属于并无歧视意味的抽象指称。至于“皇族”与“民族”的对应关系,则又揭示了“类族辨物”的阶级关系,即居于统治权力中心地位的家族、宗族为“皇族”,其他身份和民间百姓为“民族”。

  

   三、日文中“民族”一词的出现和使用

   “民族”一词来源于日本说虽然人云亦云地长期流行,但是学界不断求证该词源流的努力,本身就说明对是说所持的质疑态度。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似乎一直没有人对“民族”一词在日文中的应用情况加以追究。近年来,有两位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道光十七年(1837)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所载《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注: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丁酉九月,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1页。)一语。并所见略同地得出中文“民族”一词的最初使用“与日本毫无关系” (注: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和“民族”一词源于日本说“不能成立”(注: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的论断,但是也没有对“民族”一词在日本何时出现加以关注。

   事实上,“民族”一词何时出现在日文中,在日本学术界也是一个未解之题。根据日本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其基本判断是,“‘民族’一词在日本何时被使用的情况很难说清楚”;(注:[日]石塚正英、柴田隆行监修:《哲学•思想翻译语事典》Volk条,东京论创社2003年版。)“‘民族’一词,自何时、是如何开始使用的,并不十分清楚”。(注:[日]梅棹忠夫监修、松原正毅编集:《世界民族问题事典》,东京平凡社2003年新订增补版,第1116页。)这说明“民族”一词不仅没有日文的古代词源可考,而且在近代何时开始使用也没有准确的时间,目前已经发现的例证也相当晚近。

   日本学界对这一词语在日文中最初使用的追究有三种观点:一是井上哲次郎在1891年撰写的《敕语衍意》中首次使用“日本民族”,1897年穗绩八束在《国民教育:爱国心》中使用了“大和民族”。这里的“民族”一词是对应德文中的volk产生的译名。(注:参见[日]石塚正英、柴田隆行监修:《哲学•思想翻译语事典》Volk条。)二是1878年久米邦武在《美欧回览实记》中提及“在地球上形成各种国家,有种种民族居住”,1891年三宅雪岭在《真善美日本人》中使用了“民族”一词,但是使用更多的是“种族”、“人种”、“诸民种”,“民族”一词的“使用都是偶发的,似乎并没有像‘人种’ 那样展开论述而成为重要的词汇”。三是就“民族”一词对应西文的例证来看,1887年德富苏峰创办的《国民之友》,据说是译自他最喜欢阅读的杂志《The Nation》。1906年,他在《黄人的负担》中使用了“大和民族”。1925年,柳田国男创办了《民族》杂志,次年他在有关日本民俗学的演讲中对 folklore、ethnology、ethnologyie、volkskunde、vlkerkunde进行了讨论,认为最后两种学问都是“有关民族的知识”,他将“民族”作为德语的volk和希腊语的ethnos的日文译名加以使用。因此,日本学者认为:“就首先使用而言,虽然缺乏严密的例证,但是在广泛理解欧美民族学的基础上,将‘民族’一词在斟酌其意义基础上有意识地明确使用,当为该时期的柳田。”(注:以上均见[日]梅棹忠夫监修、松原正毅编集:《世界民族问题事典》,第1116页。上述日文资料,系同仁色音、乌兰和朝克提供,特此致谢。)当然,这是指日本学者对“民族”一词具有学科化解释的应用例证,并不代表日人此前译介西方著作中使用“民族”一词的情况。

   在此之前,1872-1888年间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所著《国法泛论》(后定名为《国家论》),其中包括了“民族”一词对应nation并区别于volk的论述。在1882年平田东助的译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民族(Nation)与国民(Volk)虽其意义甚相类似,且相感通,然全非同一之物。德意志语所谓民族者,谓相同种族之民众。国民者,谓居住于同一国土内之民众,故有一族之民分居数国者,亦有一国包含数种民族者。”(注:转引自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版,第239页。)此段译文中以“民族”对应nation,而以“国民”对应volk,与后来柳田的译介相反。这也许是日人将“民族”对应 nation一词的最早例证。不过,这种对应所显示的意义是德人对“相同种族之民众”的理解,从民族—国家体制而言就是指单一民族。

   与“民族”概念相关的应用例证还见于1875年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在论述“国体”时指出: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在《文明论概略》的中文译本中,有关“国体”论述中出现了 “日耳曼民族”、“北方野蛮民族”之类的用语,但这是中文翻译时取代原文“种族”的结果,(注:参见[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21页。此书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印书馆对1959年译本的重印。在1959年,中国对“种族”和“民族”已经有了清楚的区分和使用规范。)该书的日文原文并没有“民族”一词。即:福氏“在下文指称民族集团时,使用了‘种族’一词。……福泽频繁使用了‘国 ’、‘人民’与‘人种’,但‘民族’一词却一次也未曾出现”。(注:[日]梅棹忠夫监修、松原正毅编集:《世界民族问题事典》,第1116页。)尽管如此,福泽谕吉有关“国体”的思想对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述资料表明,日文中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而且主要是日人翻译德文著作对应volk、ethnos、nation等词采用的译名,同时使用的名词还包括“种族”、“人种”、“族种”、“族民”、“国民”等大都见诸古汉语的词语。而“民族”一词取代这些词语,是在1888年哲学家井上园创办《日本人》杂志以后,即“‘民族’这个术语首先在杂志《日本人》上被广泛地使用”,然后影响到了整个新闻媒体。(注:参见[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近代日本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9-150页。)因此,相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民族”一词的使用而言,“民族”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可能更符合事实。

  

   四、中文“民族”一词传入日本的汉学背景

   17世纪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除保留与中国、荷兰的少量贸易外,其妄自尊大、尊王攘夷、闭关锁国的政策绝不亚于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学东渐”在日本除了表现为屡受打压仍顽强发展的天主教宣教活动外,主要是通过荷兰人传入的一些西方知识形成的所谓“兰学”。19世纪中期,继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洞开之后,日本也在西方列强的威慑下被迫开放了国门。在这一阶段,“西学虽然已经传入日本,但是日本朝野对汉学与汉籍的尊崇爱好依然不衰”。(注: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页。)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汉文典籍、佛经的不断传入,7世纪初,汉文作为日本官方书面语的地位也得以确立。(注:参见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及至西方势力的影响进入日本之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依然占据主流的地位。在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大量的汉文典籍、近代书刊继续输入日本,但是中国译介西方知识的书籍却最受日本官方和知识界的重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是日本幕府末期被广泛阅读的世界地理书籍之一”。(注:[日]依田熹家著、卞立强等译:《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年版,第58页。)该书在1854-1856年间出版的日文选译本达21种之多。(注: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34页。)被译介为日文的书籍还包括《地理全志》、《地球略说》、《联邦志略》、《万国公法》等,甚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中文刊物也被大量翻译为日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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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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