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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以建:再评杨义老子庄子论语还原

更新时间:2016-07-04 18:11:06
作者: 李以建  
因此此书不会出自先秦时人的手笔;他的结论是不应夸大此书在研究早期儒学中的作用,强调仍应慎重使用。《孔丛子》一书,学界普遍认为成书于汉代。前四篇记孔子事,也是荟集、改编传世的零星材料而成。接下来六篇记子思事,讹谬甚多,如记孔子与子思问对,及子思见孟子等。因此虽然以往的王肃伪造说未能成立,但此书同样晚出,应该慎重地使用(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31-37页)。

   杨义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证《孔子家语》和《孔丛子》是可靠的孔府档案。他一方面沿袭学界根据新出土文献所做出的新考证,否定此二书是伪书,但所用资料皆经别人用过,又无明确出注;另一方面无视学界关于此二书的局限的讨论,断定《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保留了孔子弟子辈的“原本”记载,并毫无根据地推测子贡将众弟子和他自己的记忆材料交孔府保管(第36-37页)。此二书中与其他古籍如《荀子》《韩诗外传》《新序》《说苑》等相近的地方,皆说成是其他书籍根据此二书的“原本”材料所录入,并大谈特谈所谓“夫子原本”的丰富性和生命性。杨义又随意将此二书所记皆当成史实,其《论语还原》中的许多“新考”,即以此二书中的记述为证据,由此而产生了许多讹谬的结论,如前引孔子入周太庙见金人铭事。

   4.与《老子还原》和《庄子还原》相同,《论语还原》的“创新”大多是靠想象臆测而得出的结论。例如,《论语•泰伯》记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杨义将“托六尺之孤”解说为孔子将十岁的孙子子思托孤曾子,并进而推断此为曾门第三次修纂《论语》时的“文化地层叠压”和“学派、家族的生命形态”。春秋战国之际宫廷政变之事屡见不鲜,曾子此语中的君子历来解为辅弼君主的忠臣,可以托付幼主和国土,并能经受大节的考验。杨义或许可勉强将六尺之孤解说为子思(十岁的子思实际上不太可能有六尺之高;六尺约138厘米,为15岁左右孩子身高),但后面的托付国土和大节不夺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子思相关联,而“文化地层叠压”“家族生命形态”更是不知从何谈起。再如杨义将见于《论语•雍也》的“子见南子”一事,与见于《论语•阳货》的“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联系起来,认为孔子此感慨即因南子而发。按孔子此语如何解释,学界根据孔子思想及其时代背景而有各种不同解说。但是杨义将此语与孔子见南子之事相关联,则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书中引了一堆孔子有关君子小人的论述,却全部与“女子”是否针对南子风马牛不相干,不成证据。

   5.杨义《论语还原》下册是孔子、《论语》以及孔子弟子的年谱。从古到今关于孔子、《论语》及其弟子的年谱可谓汗牛充栋,精于考证者也有十余部,任何相关研究都绕不开这些著作。然而杨义在“凡例”和“参考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及前人所编定考证的年谱,仅在行文中偶然提及。书中许多与他人一样的结论都未注明。如孔子生年的考证千百年来聚讼纷纭,而杨义用颛顼历来解释,定为公元前552年(鲁襄公二十一年),与现在公认的系年不同。但这并非其首创,何新在其《孔子年谱》中已经提出相同的方法和结论(见何新,《孔子年谱》,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3页),但杨义却只字未提。又如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钱穆已经做过详细考证(钱穆,《孔子传》,收《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4年版,16-17,144页),杨义也完全不提(728页),等等。

   6.孔子生平中有一些事件缺乏可靠的史料记载,或难以编年,或故事性虚构性强,如孔子父母亲卒年(638,686页)、子见南子(847页)、孔子学琴(857页)、孔子路遇长沮、桀溺(866页)和见楚狂接舆(872页)等。对此其他学者皆谨慎处理,但杨义却都发挥想象臆测能力,强行进行编年。例如,杨义定孔子母亲逝年为孔子十六岁时(686页),因为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不似丧母,而十九岁娶妻已经三年守孝完毕,因此只能十六岁丧母。但是他又说孔子弟子为孔子守孝三年,实际只守了二十五个月(741页)。姑且不论春秋时人守母丧是否三年,杨义在论述实际守孝期限这一问题上就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又如杨义定孔子弟子有若的生年,仅仅因为他年纪轻,不能在孔子死后服众,就断定其不可能如《史记》记载的那么年轻。又如杨义考证孔子在鲁昭公出奔齐国后入齐长达七年,只是因为他推测孔子对昭公“颇有感情”(734页)。杨义将孔子学《易》时间定为47岁,仅仅因为“加我数年方至五十”,所以就定为47岁(788页)。他还认为《左传•定公十年》对于夹谷会盟的记载详细,“有一股浩然正气”,所以是孔子亲述、弟子笔录的(813页)。由此可见,杨义在编订孔子年谱时,经常以己之心随意猜测,而非什么生命的还原、历史事件现场的还原。

   李零云:“现在有些《孔子传》,就是历史和文学乱掺和,把很多想象写在里面。这对读者是误导。”(李零,《丧家狗》,第35页)杨义的《论语还原》正是这种掺合的代表。邵颖涛为杨义所作的辨护文一再强调杨义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但是考证就是考证,乾嘉以来的中华优秀学术传统,诸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主观臆断,不师心自是,不攘人之美等,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杨义的诸子还原花样翻新地将考证变成“生命认证”“心灵撞击”“思想放飞”,这不是创新,不是还原,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戏说、虚饰诸子。我们建议《中华读书报》邀请先秦诸子、思想史和历史研究的一流专家学者,开一个笔谈会,以辨明真相。

   (作者为香港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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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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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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