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以建:再评杨义老子庄子论语还原

更新时间:2016-07-04 18:11:06
作者: 李以建  
9. 杨义比较帛书《老子》甲乙两本字词的异同,以他认为较为规范化、准确化的乙本作为《老子》经典化的标志。但对简帛文献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写本的歧异涉及众多因素,如异体字、通假字、同音字、方言字、俗字、繁省字、错抄、有意无意之误读、抄写时地等。杨义所列举的甲乙两本中所谓“标准的”和“不标准的”的对应字,许多都是通假字,如“甫”和“父”,“玄蓝”和“玄览”,“声”和“圣”,“禺”和“愚”等,这些都是简帛写本中常见的现象,不能用为经典化的证据。乙本无分章符号,甲本一部分有清楚的分章符号,而后来的传世本几乎皆分章,虽然章数有出入;光是此点,就可推翻杨义关于乙本较为规范化、经典化的断言。

   到目前为止,司马迁所撰四百多字的《老子列传》仍是最为完整的有关老子和《老子》一书的史料,然而这一传记无一句不引起后代学者的争论。上世纪一群精通古史的学者们用了五十多万字就此展开争辩(《古史辨》第4及6册),结果仍未能得出多少实质性的一致结论。杨义以短短65页文字解决了有关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所有难题,其“大家手笔”固然让古史辨学者们自愧不如,但遗憾的是杨氏的“新创”解答一个也未经过严谨的学术论证,全部站不住脚。

  

杨义《庄子还原》评析

   杨义在此书的序言宣称破解庄子及《庄子》一书的十个千古之谜。此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还原正文共70页,下编为杨义的博士生所编资料长编近200页。我们且按下这以抄书代著书的200页不表,仅考察杨氏是否真的通过学术论证在70页的短短篇幅中破解了十个“千古之谜”(《中华读书报》5月25日郑铭《该点赞还是该反省?——评杨义“诸子还原”》一文已论及者尽量不再重复)。

   杨义的第一和第二个重大发现是庄子为楚庄王后裔及庄子家族流亡宋国的原因为吴起变法后的变故。然而,首先崔大华出版于1992年的《庄子研究》已得出此二条结论,所用资料也完全相同(崔大华,《庄子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2页);杨氏明显地抄引自崔说,不但未注明出处,还自夸为独家发明。其次,此二条结论的主要依据为一千多年后的宋代郑樵的《通志》中的一个推断,论证并不够充分。

   杨义的第五个重大发现是庄子未融入其所居住的宋国社会,其理由是庄子笔下的宋人多是愚笨卑劣。然而遗憾的是,杨义所举诸例大多出《庄子》杂篇,如运斤成风出杂篇《徐无鬼》,杀龟取壳出杂篇《外物》,曹商嘲庄出杂篇《列御寇》。根据众多学者的考证,这些是最不可能由庄子撰写的篇章,而且杨氏所引诸例又都是寓言故事,与庄子是否厌恶宋人及是否融入宋国社会风马牛不相关。

   杨义的第六、七、九个重大发现皆与《庄子》外篇《秋水》相关。杨氏断定楚威王派使者请庄子于濮水及庄子与惠施濠上观鱼的时间,发生于庄子青年时代游楚国时。按此二事皆出《秋水》,应皆为庄子后学所编寓言,不是事实。宋人黄震已指出此点,现代学者也普遍指出司马迁在庄子传中记楚威王聘庄子,是误将寓言当成史实(崔大华,《庄子研究》,第13-15页)。但司马迁也仅是误记此一件事,杨义则将外杂篇中所有涉及庄子名字的寓言皆当成其生平事迹来考证和落实。即使退一步说,庄子后学有可能记述一些庄子的事迹,但是要将寓言故事落实,仍然需要有进一步的文献佐证,而杨义从未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杨义又根据《秋水》,发现惠施在大梁搜查庄子的时间为公元前334年,但此事同样应为庄子后学所造寓言,杨氏所提出的惟一根据是“在身世问题上,是不能那样随意编造寓言的,不然就有骗子之嫌”(第3页)。根据杨义这一断言,《庄子》书中大量借孔子及其弟子的寓言来表达自家思想,也就都需要落实为孔子的生平和思想,那么孔子就成了典型的庄子后学了。

   杨义的第八个重大发现是庄子的《逍遥游》篇是受了惠施的奚落后的产物,但这一发现是毫无根据的心理猜测。杨义的第十个重大发现是庄子丧妻的时间,但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之事出《庄子》外篇《至乐》,也应是庄子后学所编寓言故事,杨氏的考证同样未提供任何能将寓言落实的证据。

   与《老子还原》一样,杨义在《庄子还原》中以短短70页文字破解了十个千古之谜,所用手法同样是想象和推测,找不到一处严谨地进行学术考证的地方。杨义此书及其他还原诸书皆以臆测为“创新”,邵颖涛的辨护文也强调杨义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缺乏严谨学术论证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对创新的亵渎。

  

杨义《论语还原》评析

   与2011年出版的四种还原各仅以数十页还原诸子不同,《论语还原》分为上下二册,号称一百万言。表面上看,这一新书似乎纠正了前面四书简单浅薄的毛病,但细加阅读就可发现,此书在学术上的问题也非常严重。限于篇幅,以下主要概括评析杨义所自称破解的52个难题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1.关于《论语》命名,《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据此,古今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论语》之“论”是“论纂”亦即编纂之意,“语”是“言语”之意,“论语”即编纂接闻于孔子之语。需要注意的是,如同李零所指出,“语”有多重含义,一种是叙事性的语,是史学体裁中的一种,如《国语》的语;另一种是子书的语,所谓“诸子百家语”。《论语》基本上属于后一种(虽然有所不同),故诸子在汉代也被统称为“传”,如汉文帝时置《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传记博士”(赵岐《孟子章句》),并有“传莫大于《论语》的说法”(《汉书•扬雄传》)(李零,《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4页)。

   其间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如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将“论”解释为“讨论”,将《论语》解说成“讨论文义”的书;但此说被批评为主观猜测,并未被学界接受(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6页)。杨义沿袭此说(但未注明),也以“讨论”解释“论”,并断定“《论语》也就是经过‘论’的一种语”。他所引的“内证”为《论语•宪问篇》的“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此段话叙述郑国起草政令的过程,其特点是集合了诸位大夫的不同才能而进行创作。杨义毫无根据地推测孔子诸弟子也遵照这一模式,讨论他们所记述的孔子话语在价值上的轻重、正偏、是非、信否,由此而编成《论语》。但是杨义在推测时忘记此两件事之间的重要区别:其一郑国之事是同僚之间发挥才华,共同创作一个文件,而孔子弟子则是编纂汇集其师的现成言语,不是创作,二者性质不同,不可相混;其二《论语》作为主要记载孔子言语的子书,其题目应突出的是孔子而不是其弟子,如果按杨义的解释为弟子讨论所记孔子言语是否可信,那么书的命名成为以弟子的讨论为重点,这是不符合先秦子书的实际情况的。此外,杨义引《论语》内证,自己也说“语”凡十五见,指的都是言语对话,但他又说语是孔子出生前就存在的文体,也就是以《国语》之《周语》《鲁语》等解释《论语》之语。殊不知此两种文体大不相同,古今学者们有意不采此说,而不是没人知道有《国语》的存在。杨义对《论语》书名的新解说,并不是其所宣称的“生命认证”的新发现,而仅是重新检拾学界所摒弃的看法,但又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

   2.关于《论语》的编者和编纂过程,自汉代以来一直有不同看法。郑玄谓仲弓、子游、子夏等撰,柳宗元认为曾参的弟子们是编定者,程颐认为成于有子、曾子门人,等等。现代学者则认为《论语》中各章不一定是同一来源,如全书有许多重复的章节,对孔子的称谓和弟子们的自称不一样,叙述方式也不一样;而且《论语》多短章,有些内容见于他书,较为详细,故有可能是摘抄和节略,等等(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6-30页;李零,《丧家狗》,第29页)。

   学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学者们各有各的文献依据。杨义《论语还原》则不同,在没有任何直接文献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有声有色地描述了《论语》的三次编纂过程:一是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庐墓三年,启动了《论语》的第一次编纂,制订了基本体例;二是丧礼完毕后,众弟子推举有若主事,又对《论语》进行修纂及增补,形成《论语》比较整齐的篇章结构;三是曾子逝世后,曾门弟子对《论语》进行进一步的修纂,增添章节占全书的百分之三(10-11页)。杨义所谓的第一次编纂,所举证据是孔子临终自称殷人,故弟子们必定依殷礼而守丧,由此而提供了合作编纂《论语》的“心理契机”。按所谓孔子临终自称殷人,出《礼记•檀弓》: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寝疾七日而没。

   此条所述近于寓言,且与孔子人品言行不合,如钱穆评曰:“《论语》载孔子言,皆谦逊无自圣意,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又预决其死于梦兆,亦与孔子平日不言怪力乱神不类”(钱穆,《孔子传》,《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4册,第138页)。杨义未有其他证据,就将《礼记》的寓言直接落实为实事,紧接着又做出一连串推测。实际上,与杨义所推测的众弟子齐心合作编书的情况相反,学界关于孔子去世后,五大弟子曾参、有若、卜商、言偃、颛孙师闹矛盾、争正统的考证要更为有理有据(见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5-417页;李零,《丧家狗》,第23页)。杨义所谓的第二次编纂,众弟子推举有若主事见于《论语》,但弟子们在此时对《论语》进行第二次修纂增补则又是杨义的想象,没有任何证据。杨义所谓的第三次编纂,学界久已有曾门弟子最后编定《论语》的说法,杨义只是毫无根据地将之称为第三次编集。

3.关于《孔子家语》和《孔丛子》,此二书良莠不齐,真谬相杂,自古以来被断定为三国时王肃所造伪书。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所出《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阜阳双古堆汉墓简牍、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民之父母》等,与《家语》有相合之处,许多学者重新讨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和成书问题,一方面基本上认定此书不是伪书,另一方面也指出此书成书经历了漫长的增添、改动和编纂的过程,并非先秦古书(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0-64页;宁镇疆,《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宁镇疆,《〈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其中以邬可晶的《〈孔子家语〉成书考》最为详尽(中西书局2015年版;按此书原本为其博士论文,由裘锡圭先生指导)。经过精致考证,邬可晶指出,与出土文献和传世古书相比,《家语》体现了明显的后代性,与其他著作相同或类同的文句、段落或篇章,不少由编者加工、改造那些材料而成,应比这些文献晚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551.html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