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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更新时间:2016-07-02 23:49:09
作者: 吴承学 (进入专栏)   沙红兵  
六朝人和宋人发生了变化。

   社会风尚、审美意识属于个体—群体心理体验结构这一层面,经典往往代表着集体性的审美理想,经典的形成不能排除某些个人的爱好以及个人与众不同的经典观,但更多的还是一种集体审美趣味的合成,由理论家和一般读者、庙堂和民间共同创造。从经典的演变也可以看出审美理想的时代性,甚至可以考察民族审美心理。我们现在的研究如文学批评史主要是对于个体批评家及其著作比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的研究,对于社会公众审美理想的研究还比较少,将社会公众心理与需求的共性层面与经典结合起来的研究更不多见,而我们所说的经典的形成恰恰更多地需要对社会公众心理的共性研究。

   除以上个体—群体心理体验结构这一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之外,其他3个层面各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和累积,而且,这样的进展和累积一直延续到现代学语境之中。在此语境之中的古代文学经典研究,其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再经典化”,也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写批评史”意义上的所谓“重写”。经典所以为经典,其品质特征之一就在于经得起这样那样的“再经典化”和不断“重写”。但是,在现代学语境之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写”,大体上可以看出两种倾向:第一个倾向集中于我们所说的四层框架结构的前两个层面。尤其是受到西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思潮的影响,“重写”更多地是主张对古代政经结构、知识理念体系在古代经典形成过程中的所谓“权力”进行解构,重新发掘和另外树立被古代儒家政教意识形态和男性欲望所压制和遮蔽的非儒家经典、女性经典。第二个倾向则主要在四层框架结构的第四个层面亦即作品层面展开,但是又接受和混杂了现代学语境中的所谓“纯文学”观念,回过头来要在古代文学中重新发现、评价和确立纯文学的经典。

   当然,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及其相应的文教制度等层面又呈现出超稳定的结构特征,在此影响下个体—群体的文学观念与审美理想也没有太多的革命性的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相对来说又在整体上比较稳定——这也需要我们在对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处理好宏观历史的长期结构与断代、分体以及具体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之间的双向互动平衡。

  

   三、古代文学经典的品质

   T•S•艾略特在1944年的伦敦曾做过一篇著名的演讲——《什么是经典作品》[4]。艾略特说,英国文学之中没有经典,莎士比亚、密尔顿、歌德等不是经典作家,只有维吉尔才算标准的经典作家……这些观点乍一看令人瞠目。其实,在艾略特看来,谈论经典不能站在英、法、德、意等狭隘的地域性的立场,而应站在整个欧洲的立场,但欧洲除了罗马帝国的短暂统一之外,在历史上无论从语言还是从疆域来说都处于分裂状态。因此艾略特回溯罗马时期的维吉尔、带着重建欧洲统一文明的愿望做此关于经典的演讲——如果考虑到二战犹酣的欧洲时局则更是意味深长[5]。艾略特隐藏在演讲背后的愿望却是我们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现实出发之地,因为和欧洲相比,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不仅拥有辽阔的国土,也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悠久文明和文化。艾略特在欧洲统一文明的基础上总结了成熟、广涵性、普遍性、去地方气等等文学经典的品质,我们将吸收他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统一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对中国文学经典的品质加以进一步探讨。

   成熟。指的是一定的社会习俗、语言、人类心智、文体规范等发展到相当水平后,所共同构成的催生经典作家、作品的总体氛围,以及结晶于经典作家的心智高度、经典作品的文学高度。以唐诗为例,在古代诗史上,盛唐、中唐代表着经典诗人、经典诗作辈出的高峰,关于唐诗繁盛原因的探讨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其中成熟的诗体传统的支持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晁说之《嵩山集》卷5《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说:“风雅辟大田,骚些助锄垦。曹、刘、鲍、谢辈,风雨得穮蔉。闲居既识陶,《咏怀》宜知阮。不有鲍与谢,白也胡婉娩。苟无阮与陶,苏州曷息偃。上下曹刘来,少陵自损益。”在风雅、楚骚的开拓之功之后,如果没有鲍照的俊逸、谢朓的清丽,李白怎能成就诗风的美好?没有阮籍的《咏怀》、陶渊明的田园诗,韦应物该在何处立足、从哪里出发?没有从曹植、刘桢以上古诗的积累、以下律诗的探索,杜甫又如何加以损益才能奠定自己的诗史地位?因此这里所说的成熟,既是对于经典本身的品质要求,同时也更多地是指经典赖以生成和存在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经典的崇山峻岭绵延于广袤的高原大地,总是比平原上的一座孤峰让人产生更多的整体上的壮观之感。

   广涵性。指古代文学经典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幅度和广度,把一切事物尽收眼底、出诸笔端,表现和涵盖社会、时代的整体性和风格特征的多样性。如诗之风雅,郝经《陵川集》卷24《与撖彦举论诗书》云:“有沉郁顿挫之体,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拔纵恣之力,有喷薄雄猛之气,有高壮广厚之格,有叶比调适之律,有雕锼织组之才,有纵入横出之变,有幽丽静深之姿,有纡余曲折之态,有悲忧愉快之情,有微婉郁抑之思,有骇愕触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节。”杜诗亦每以“无所不有”见称,张戒赞誉说:“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李东阳则将这种不断拓展诗歌表现范围和能力的贡献置于整个诗史的进程之中加以考察,把单个诗人的努力变成集体的事业,在杜甫之外一并表彰韩愈和苏轼:“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着不得。其势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普遍性和中心性。古代文学经典由于自身的成熟度和广涵性,也因此超越了一个狭窄的区域、一个短暂的时代,而在相对恒定的时空结构里具有普遍尊崇的意义。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诗骚姑置勿论,我们主要以杜诗、韩文等为例,分3个层面对此加以阐述。第一,承前启后的地位。就承前来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集大成”。诗的集大成每归杜甫,秦观说:“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斡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同样是秦观,在古文方面他把在诗里给予杜甫的赞美移赠给韩愈:“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如韩愈之所作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淮海集》卷22《韩愈论》)就启后而言,文学经典往往为后起的作家、作品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启发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加以继承和创新。如杜甫的七律兼备众妙,历来推为“杜样”,衍其一绪足成名家。黄庭坚、陈师道承继杜律韧瘦的一脉发扬光大,李商隐则既学杜律之韧瘦,又学杜律之畅酣饱满,兼擅两体。经由陈与义、陆游、元好问,雄阔高浑、实大声弘之“杜样”又渐次流为明七子之弘大高腔、粗豪肤廓。第二,杜诗、韩文等自身承前起后的地位,也使得它们在诗与文的文学、文体史上居于一个受到较普遍尊崇的中心位置。第三,古代文学“辨体为先”,“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6]。在这种划界限、定高下的正统文体观念与实践之下,诗与文既与其他文体如戏曲、小说相区别又为它们所不及,在文学史上始终处于正宗地位。同时,古代文学没有统一的关于文学的观念,大部分就具体文体而发。因此,杜诗、韩文不仅在古代诗文里承前而启后,古代诗文的正宗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凸显了它们在整个古代文学里的中心地位。

   标准。能够体现“广涵性”、“普遍性和中心性”的文学经典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代表着最高的成就,如秦观称杜甫“诸家之作不及”,称韩愈前之作者“莫有备”、后之作者“无以加”。这就像艾略特所讨论的莎士比亚和密尔顿——莎士比亚之后,诗剧的园地荒芜了,密尔顿之后,史诗也无以为继,于是在艾略特《什么是经典作品》看来,与其称莎士比亚、密尔顿为经典,无宁称之为伟大[4]。艾略特的观点是否稳妥,这里不遑深论,重要的是艾略特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古代文学经典史上,承前而启后的“伟大”经典固然值得重视,那些在某一文体、某一时段、某一名家等更“小”一点的文学经典里所体现出来的经典品质也同样不可轻忽。

   因此,我们将文学经典更多地理解为同一序列的其他作家、作品可持以比较的标准尺度。在此意义上视杜甫为经典,就是把他更多地视为一种基准和规范,后起的诗人在关心现实、爱国忧民的思想内容上,在对诗律、诗法千锤百炼的形式锻造上,在“雄浑”、“沉郁顿挫”的风格、境界上,自觉地向他看齐。当然,作为“标准”的杜甫,也不是李白或者王维这两类诗人的基准,甚至在部分批评家眼里,李白、王维还处于相对更高的位置。在浪漫主义的诗歌序列里,李白是经典标准;在神韵派的诗歌序列里,王维是经典标准。当然,在正统、主流的看法里杜甫仍然是最“伟大”的经典,但是李白或王维的例子反过来也证明,经典作为标准又不一定是最“伟大”的标准。

   经典作为“标准”适用于杜甫,经典不一定是最“伟大”的标准则又意味着这种品质对某一文体、某一阶段、某一名家等文学经典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如钱谦益的文,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54《致孚社诸子书》赞誉说:“至古文辞,则规先秦者失之模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毗陵扶衰起弊,崇尚八家,而鹿门分条晰委,开示后学。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关于欧阳修的词,冯煦《蒿庵论词•论欧阳修词》云:“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虽然同样是古文里的“集大成”,钱谦益和韩愈显然还不能相提并论,作为“诗余”的词在文体地位上低于诗文,但吴伟业对钱谦益文的评价提醒我们在明清的古文时段里钱文无妨居于“集大成”的地位,冯煦对欧阳修词的评价也说明在词的文体传统里欧词同样有开启后来的经典之作。还值得一提的例证是,明代前期的钱福、王鏊并驾,世称“钱王”,后期的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和艾南英齐名,时称“四大家”——在明清这两个具体的时代、在经义或八股这一具体的文体、在科举士人这一具体的群体看来,他们当推最为“标准”的经典了。

   可重读性。这里的“读”也可以做更为宽泛的理解,包括了“重写”、“重释”(戏曲则是“重演”),但主要还侧重在“阅读”的意义。把重读和经典相关联,意味着经典具有这样一种品质:即使你是初读,却仿佛有一种故人再会的亲切;而重读经典,每一遍又有一种获得新知的快乐。所以元好问说杜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涣。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遗山集》卷36《杜诗学引》)阅读、重读经典,在今天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可能更其迫切。在对经典一读再读的“含咀”之中涵养心灵,与以提供信息为主的“快餐文化”的一次性消费适成对照。这些形形色色的快速消费品仿如噪音,干扰着对于经典的阅读、重读,但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所以为经典,不仅经得起、还需要当代的噪音[7]。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说,作为经典的主要的品质特征,它是相对恒定的(当然“恒定”的时间长短不一),因为它是成熟的、具有广涵性和普遍性的;同时它又是可以师法的,因为它能够唤起后来者的应战和重读,并且作为一种基准和规范——这也差不多是“经典”最为本源的意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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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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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4年06期第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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