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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最后一次见面及其他

——对有关冯友兰的一桩历史公案之澄清

更新时间:2016-06-28 21:32:16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梁漱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以刚直不阿,仗义执言而著称。梁漱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迹之一是在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他敢当面顶撞毛泽东。另一件也被人们常常提起的事情是,梁漱溟曾写信批评冯友兰在“文革”中违心“批孔”、谄媚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并因此拒绝与冯友兰会面。这两个传言在两位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梁漱溟一身浩然正气,十分高大,而冯友兰却显得卑躬屈膝,十分渺小。

  

   本文要指出,这后一传言属于不实之词;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以“学者”自居却不负责任地以讹传讹,使传言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应了那句话:谎言被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前一个传言虽然是事实,但只是一半事实,与完整的事实相去甚远。我们先谈后一个传言。

  

   一、传言的来源

  

   关于梁漱溟与冯友兰最后一次见面的公开报道来自汪东林编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现将有关文字抄录如下:(第185-186页)

  

   问:梁先生谈话中提到北京大学那位原属“一贯尊孔”派之列的知名学者,何以当时屈服于“四人帮”的压力,在报端发表批孔的文章呢?

   答: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应该留给某教授自己去回答。

   我只能提一下当时的一点情况。北大某教授论年龄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是“五四”运动前夕,他还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而我则已登北大讲坛讲印度哲学与儒家哲学了。他本人也听过我的课,因此说我们在早年有师生之谊,并不过分。后来他研究儒家哲学,很有成绩,在旧中国就已是知名学者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大任教,我也在北京,便常有见面的机会。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何以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的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作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

  

   这里所说的“北大某教授”是指冯友兰,该书后来的修订版就直呼其名了。请注意,这里把梁漱溟写信批评冯友兰和冯友兰拜访梁漱溟说成是当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事情,而“批林批孔”运动发生于“文革”时期的1973-1974年间。根据该书的记载(第167-185页),在这期间,梁漱溟由于在政协直属学习组发表反对批孔的言论,受到长达一年的批判、斗争。如果冯友兰在这时候“悄悄地”去梁家诉说“苦衷”,这说明冯友兰并不是卑躬屈膝的懦夫,至少其勇气在当时绝大多数人之上。根据该书提供的材料,梁漱溟所在的政协直属学习组里尽是些颇有名气的民主人士,其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批斗了梁漱溟,更别说有谁会到他家里诉说“苦衷”了。

  

   凡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当时“批林批孔”的红色恐怖之下,两个全国知名的“尊孔”派学者“悄悄地”会面,这一旦被发现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很可能会被定罪为“秘密串联”、“制订攻守同盟”、甚至“建立反革命组织”。因此,如果冯友兰真像该书所描写的那样,我们实在应该把他看作一条硬汉,而不是该书所透露的相反评价。可见,该书关于冯友兰与梁漱溟那次会见的表述存在逻辑上的不协调性,因而缺乏可信性。

  

   事实上,此书发表不久,当事人之一、冯友兰的女儿宗璞便撰文纠正以上所述的主要情节。

  

   二、宗璞对传言的纠正

  

   宗璞于1989年3月发表文章《记冯友兰与梁漱溟的一次会晤》,稍后以《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为题收入文集《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新星出版社,2010年)。文章指出:“事实是,梁给冯写信在一九八五年底,冯梁相见也在一九八五年底,所谈内容,无一句涉及批林批孔。”(《旧事与新说》,第103页)

  

   这就是说,梁漱溟与冯友兰的那次见面是在“文革”之后,而不是在“文革”之中,更不是在“批林批孔”期间,而且所谈内容完全不涉及批林批孔,更谈不上冯友兰为“批孔”一事向梁漱溟诉说理由和苦衷。接着,文章详细地回顾了冯友兰与梁漱溟那次会晤的过程,大致如下。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办90寿辰庆祝会。在此前一天,冯家举行一个小规模的私宴庆祝,冯友兰提出邀请梁漱溟参加。宗璞打电话邀请,梁漱溟回答天冷不便出门。几天后,冯友兰接到梁漱溟的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尚存,理应会晤,只应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意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冯友兰看后命宗璞寄给梁漱溟一本《三松堂自序》。

  

   寿庆之后的12月6日,冯友兰给梁漱溟写信,由宗璞笔录。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十一月二十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同上,第104页)

  

   冯友兰的意思很明确:《三松堂自序》已经讲明所谓“批林批孔”和“谄媚江青”的原委,如果梁漱溟读后可以谅解,那就不妨见面畅谈,否则不如不见。几天后冯友兰收到梁漱溟的回复,全文如下(同上,第105页,原件现存放于北大哲学系正在筹建的“冯友兰纪念馆”内) :

  

   芝生老同学如晤: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会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从梁漱溟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在阅读《三松堂自序》之后,对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给予谅解,故欣然提出前来拜访冯友兰。出于礼貌,冯友兰决定前往拜访梁漱溟。12月24日冯友兰携同宗璞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梁漱溟家。此过程是光明正大的,尽管无须登报声明,但也“无须‘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同上,第105页)

  

   梁漱溟和冯友兰那次会晤的话题有四个,一是关于所谓“谄媚江青”。对此,冯友兰说道:一切事实在《三松堂自序中》俱已写清,应该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梁漱溟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接着谈到佛学,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最后梁漱溟取出他的新书《人心与人生》赠予冯友兰,并在书上签字留言:“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这就是两位90高龄老人的最后一次会晤,气氛是愉快和友好的。这一点仅从梁漱溟给冯友兰赠书,并且不以老师自居,而以“老同学”相称便可看出。从梁漱溟给冯友兰的复信中还可知道,这次会晤本来可以在冯友兰家进行,是梁漱溟前来拜访冯友兰,而不是冯友兰前去拜访梁漱溟。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于这次与冯友兰相见,从不愿到愿意,是以“谅解”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达成谅解而见面的。梁漱溟之所以谅解冯友兰是因为他读了《三松堂自序》。正因为此,他们的谈话不必重提“批林批孔”,更无需冯友兰“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梁漱溟也不必“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的不对。”

  

   梁漱溟与冯友兰之间的那些通信,特别是梁漱溟给冯友兰的那封亲笔复信,无可辩驳地表明,《梁漱溟问答录》关于那次会晤的描述,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错误的。

  

   三、传言的变种和恶化

  

   也许有人会说,在《梁漱溟问答录》(简称《问答录》)中,虽然问题是编著者汪东林提的,但回答却是梁漱溟本人的,均以第一人称出现;因此,要有错误那也是梁漱溟本人记错了。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呢?有,因为梁漱溟接受汪东林的采访时已经是90多岁高龄了,他在给第一版的“序”中说道:“由于时间漫长,我的记忆自然有不确切之处,……因此文中就难免会出现某些时间或空间上的差错。”

  

   根据冯友兰和宗璞的回忆,在“文革”期间梁漱溟和冯友兰只有过一次会面,但不在“批林批孔”期间,而在之前的1972年初,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久;为此梁漱溟写信与冯友兰相约庆贺,见面地点是在冯友兰家里。(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0-141页。宗璞:《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第103页。)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即编著者在整理时弄错了;有迹象表明,编著者对于梁漱溟言论的“记录”有较大的灵活性。其实,无论谁弄错了都是难免的,知错即改,并在新版本向读者做一个说明即可。但是我们发现,《问答录》的编著者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关于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最后一次会面,大有文过饰非之嫌。

  

由于梁漱溟给冯友兰的那封亲笔复信,无可辩驳地表明《问答录》的有关叙述是错误的,此后出版的《问答录》修订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不加说明地对有关内容加以删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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