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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恩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思考

更新时间:2016-06-25 16:24:56
作者: 闫恩虎  
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养成了一种依靠心态,自主自立意识、竞争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一种资本投入的冲动。(六)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严重束缚着各级政府,阻碍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流动。[8](p56)

  

   (三)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198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首次使用“温州模式”的概念。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将“温州模式”作为成功范式宣传推广。“温州模式”的形成较“苏南模式”晚近十年,其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从组织路径讲,“温州模式”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条件落后、交通闭塞、缺乏城市带动和辐射的地区,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贫穷落后,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子。“温州模式”的区域范围现已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有人主张改称为“温台模式”,甚至有人认为称“浙江模式”更合适。[6](P157)

  

   “温州模式”的形成是三种因素直接促成的:一是温州地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过剩劳动力必须要寻找出路;二是政府较少行政性干预。温州是“左”的思潮盛行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历史教训使政府官员尽量减少与民间力量的冲突;三是温州地区历史上的“重商”传统。温州是中国“重商”主义的永嘉学派的发源地,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重功利之学,强调务实,修实政、行实德、建实功。主张“惠工通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义利并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思想,提倡发展商业经济,由此所形成的传统“重商”文化,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一种根源。“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基因”起了重要的作用。

  

   “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它以家族企业为主体,以外向性经营为特征,重视品牌经营,形成一个强大的区域产业集群。因此,有专家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张仁寿,1997)温州家族式私营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使每个中小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成本潜力的挖掘,形成强大的企业品牌群,进而结成强大的行业或产业品牌优势,最终汇集或区域品牌优势。大量的企业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品牌、技术专长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产生诸多协同优势。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目前,民营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98.8%,民营企业二、三产业产值占全市比重分别为90%、92%,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2002年,民营经济产值占全市GDP的78.8%、占工业总产值的96%、上缴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0%、外贸出口占95%、民间投资占69.5%。[9](P35)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目前“温州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据陆立军等人2003年对浙江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评估,温州全市仅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属较发达地区,平阳从2001年起才进入较发达县(市)行列,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省内欠发达地区。同一区域,县域经济间不能协调发展,一方面说明发展的组织途径尚待完善,另一方面,对未来可持续发展造成环境制约。(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温州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也是浙江省确定的三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的基本保证。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工业化水平,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就是把温州市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县域经济协调发展。[9](P35)(三)外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欧美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州人,但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却不多,存在明显的“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整个温州市仅一家),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多。有人形象的讲苏南企业家称之为“坐商”,而将温州企业家称之为“行商”。资本和人才外流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企业外拓,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但也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发展搁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四)企业管理制度的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家族制是企业开创时期低成本组织资源的比较选择,但规模经营和国际竞争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目前,温州家族制企业产权主体过于单一,股份过于集中,给企业的资产兼并,联合及股权转让带来诸多麻烦。(五)产业结构滞后。温州经济主要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产品大多是小商品,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不利于企业发展和国际化竞争。

  

   (三)珠江模式。“珠江模式”最早是费孝通教授提出来的。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将广东珠三角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合称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顺德模式”、“中山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经过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这四个县(市)被称之为“广东四小虎”。(王志纲,1988)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民营经济为主体,通过“三资企业”、依托外源型经济发展而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相比较前两种模式,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是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属于政府(社区)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前两种模式倾向于资本自给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资型;从体制变迁的路径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缘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来冲击――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

  

   以“四小虎”为代表的珠三角县域经济板块为广东经济的腾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发展外向型经济,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大量外来工云集珠三角,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以“粤家电、广东粮、珠江水、岭南服”为代表的“广货”风行全国。直接促进珠三角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使广东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GDP占全国1/10,外贸出口占全国1/3。20年时间,将原本是农业区域的珠三角建设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城市工业集群。几千万外来工在珠三角非农就业,不仅将巨额发展资金汇入落后的内地,而且,回乡创业者还将开放的思维和先进的管理文化带回内地,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珠江模式”已扩展到福建闽南等沿海地区。

  

   “珠江模式”的形成建立在三大优势上:一是政策优势。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直接促成珠三角外向型县域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二是区位优势。毗邻港澳,两个特区支撑,又有珠三角城市群落作为依托,加之珠三角传统上就是我国商贸发达的地区。三是海外侨胞的投资。珠三角地区是有名的侨乡,侨资为工业化的起步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优势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世纪之交,典型代表的“四小虎”先后遇上发展困境:顺德家电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经的优秀国企被体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闹”依旧,东莞则开始遇上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规模偏小,集团化步伐缓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国公司竞争处于明显弱势。二是投资推动非常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招商引资。三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是生产中心,技术价值所占比重很低。四是社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经济奇迹是和外来工的廉价劳动分不开的,目前经济市场运行的束缚在珠三角已不是问题,但大量外来工的社会待遇和收入保障却没有配套解决。五是区域文化转型滞后,导致域内外意识矛盾和劳资冲突。

  

   (四)晋江模式。有专家认为“晋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扩展。以侨资侨力为依托、以外向型为特征发展开放型的县域经济,在这方面它们是相同的。但“晋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外资规模经营。目前晋江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有200多万,数倍于本地人口;外资企业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规模性企业。二是经营多样化。目前晋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等产业。三是产业与市场互动。其陈埭鞋原料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材布料市场、华册水产品市场均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龙头市场。四是有独特的文化支撑。闽南泉州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福建帮”的大本营,闽南人作生意敢闯、敢干,晋江人是代表。晋江商人在长期经营中形成“诚信、创新、开放、谦恭”的优良品质,这为晋江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五)巩义模式。“巩义模式”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被舆论界倡导的第一个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模式。“巩义模式”是通过抓好县属工业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时下舆论界大力鼓吹的“工业强县”模式。巩义坚持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把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的先导和中轴,县内外优势资源都锁定和聚集在这个中轴配置。项目建设集中于煤炭电力、金属冶炼、水泥建材、化工化纤、机械制造、耐火材料和电线电缆等七大行业,形成工业企业6700多家,已建成企业集团25家,上市企业2家,纳税超千万的企业10家。工业的发展使巩义的综合实力居河南省县域经济首位,号称“中原第一县”。目前,全国搞“工业强县”比较成功的还有山东高唐、河南济源、吉林洮南等。

  

   “巩义模式”的形成有特定的环境条件:一是巩义的农业自然条件较差,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跳出“农”字找出路;二是巩义的县域工业基础好,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办好了许多社队企业;三是区位条件好,处于郑州、洛阳两个大城市之间,交通方便,接受城市辐射充分;四是体制优势,巩义属河南省会郑州市管辖,项目申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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