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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堃: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宪法学反思与改良

更新时间:2016-06-24 09:59:07
作者: 王堃  

   摘要:  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存在着诸多疏漏与缺陷:从法律体系上看,其与宪法权利存有龃龉;从其历史演进上看,其打击对象和刑罚内容的范围明显扩张过度;从实施效果来看,其负面效应较为明显;从域外各国刑罚的发展趋势来看,其与主流趋势未能充分融合。有鉴于此,学者们提出相应的“保守方案”与“激进方案”,意图完善现有制度,然而这两个方案仍然存在种种难题,取其中道、融其优点的“改良方案”应运而生,可框正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偏误。

   关键词:  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刑,表达自由,改良方案

  

   据报道,“五毒书记”张二江在狱中著书立说,七年内连续出版四部著作,被监狱评为“改造积极,表现良好”,两次获得减刑并提前出狱。[1]该事件引发了大众对特定犯罪人(尤其针对贪污腐败类犯人)是否享有出版等表达自由权的质疑与思考。事实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人在狱中出版著作已非鲜例。我国《刑法》第54条明文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内容,其中就包括表达自由权里的出版权一项。但是,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在执行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时早已突破了我国《刑法》上的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内容存在着立法上的缺陷,致使其与现实中的司法实践相脱节。毫无疑问,政治权利乃是公民一项基础性的宪法权利,非经宪法与法律之明文规定不得对其加以限制和剥夺。那么,政治权利的本质是什么?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刑是如何形成的?其适用效果如何?笔者于本文中拟从宪法学的视角对此加以探讨,并尝试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

  

   剥夺政治权利,简而言之,即剥夺公民依法享有的其在政治生活中所应享有的权利。政治权利往往直接反映公民在国家与政治生活中的宪法地位,[2]因而剥夺政治权利是对公民极为严厉的惩罚,必须审慎而为之。

  

   (一)剥夺政治权利内涵的争议

  

   当前,尽管人们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基本表述并无疑问,但对于剥夺政治权利所指向的具体权利内容是存在争议的。我国《宪法》并未对“政治权利”一词的含义和内容做任何规定,事实上,宪法文本中第34条出现过“政治权利”这一表述。我国学者对何为“政治权利”见仁见智,观点不一。这主要取决于学者所采用的基本权利类型的划分方法,依据不同的划分方法往往导致“政治权利”这一类型权利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依其内容的多寡做简单的二分法分类,就有广义的政治权利和狭义的政治权利之分。

   “广义说”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即剥夺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可能性。[3]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公民参与国家、社会组织和管理活动,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为基础;二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我国《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所采用的就是广义说。我国《刑法》第54条明文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狭义说”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不过其核心点是将表达自由权剔除出剥夺政治权利的范畴,认为表达自由权应归属于精神自由权一类,[4]同时将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监督权和罢免权归入剥夺政治权利之中。

   从实践上看,我国《刑法》第54条对剥夺政治权利所作的广义界定的适用最广、接受度最高。刑法实务界大多均遵循该条文的规定,认为其内容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权、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三项。[5]而刑法学理论界通说认为,“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人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的权利的刑罚方法,[6]虽然剥夺表达自由权为我国立法所特有,外国立法例中一般均无此类似规定,但考虑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一般属于公民依法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刑法应将其纳入政治权利的范围。[7]对于其内容,研究者大多都认同条文之规定,并未对此多做解释。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并未产生多大影响。[8]

  

   (二)剥夺政治权利的宪法学界定

  

   然而,从宪法学意义上讲,政治权利作为关乎公民主体资格和主体尊严的基本权,其剥夺行为必须克制、谦抑,不应当作广义上的扩张性界定。也就是说,剥夺政治权利应当从狭义上进行界定,即剥夺政治权利具体指向的内容应当是剥夺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职权、监督权三种,而表达自由权不应当纳入政治权利的范畴。[9]

   首先,从政治权利的特征与性质来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职权、监督权三种权利是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权利,它们能够对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管理产生直接影响,而表达自由显然无法对此产生直接影响。与表达自由不同,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具有“权利—义务”的双重属性。它“一方面是公民居于选举人之地位而参与国家权力机关之组成与公务人员之选举的‘义务’,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应予以保障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10]它“既是选民的一种权利,也是选民的职务”,[11]而表达自由显然不具有义务属性。政治权利是国家产生后由国家权力赋予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资格,它是与国家权力相伴相生的东西,故可以由国家权力依法对其予以剥夺。表达自由是人之为人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性自由和权利,故可称之为普遍性的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天赋人权”,任何宪法和法律都不适宜实行事先限制或剥夺,只适宜于针对行为的违法事实实行事后的追惩。[12]

   其次,前述三种政治权利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而不具有非政治性的内容。表达自由则有政治性的表达和非政治性的表达两种,其在内容方面与前者有显著的区别。将表达自由称为“政治自由”是有偏颇的,实际上过度强调了表达自由的政治属性而忽略了其占大多数比例的非政治属性的内容。虽然我国《宪法》将表达自由(第35条)规定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34条)这一典型的政治权利之后,“这种宪法规范群系统的勾连结构只是较为全面地反映表达自由的政治属性之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二者间的区别”。[13]

   表达自由是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自己内心的精神作用公诸外部的精神活动的自由,[14]它包括内心的精神思想活动与外在的表达行为与方式(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两个组成部分。“思想是一种内心的活动,只要它不外化出来,就是旁人难以知晓的,所以能够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只有思想本身”,[15]而法律对于内心的精神思想活动不可能做出限制和剥夺,对表达自由的法律制约只能体现并作用于表达的行为与经行为与形式固定化后的思想内容。从这一角度看,它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职权、监督权这三种政治权利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最后,政治权利往往是积极权利而表达自由则是消极权利。表达自由显然属于消极权利的范畴,宪法和法律对表达自由的规定核心目的在于预防公权力对其的侵犯或剥夺;而选举与被选举等传统的政治权利具有被动的性质,属于一种积极的权利或曰“接近国家的自由”,[16]国家为此必须提供相应的制度、法律和物质保障,如我国《宪法》与《选举法》等法律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以及人大代表选举之经费由国库支付的相关规定。

  

二、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刑法规定存在的问题

  

   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宪法学内涵的明确,使得当前我国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刑罚规定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显现。

  

   (一)我国《刑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缺乏明文的宪法依据

  

   传统理论认为,虽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六项表达自由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我国《宪法》第51条也规定,任何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都不得妨碍别人行使这些权利,并且不能危害国家、社会的利益,否则就有可能触犯刑法,受到刑法的制裁,这就使得我国《刑法》规定对上述六项权利的剥夺具有了宪法依据。[17]我国1979年《刑法》最终采纳了此意见。笔者认为,这是当时法学理论界对宪法基本权利限制理论认识不足和研究不够的结果。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对基本权利之限制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宪法基本权利条文中直接加以具体的限制;二是在宪法条款中不做具体限制之规定而是通过宪法委托的方式授权其他法律加以限制;三是对各类基本权利加以总的原则性限制。[18]我国《宪法》第51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显然难以成为刑法剥夺表达自由权的直接正当性依据。

   有关基本权利的限制,各国宪法条文虽然规定方式不一,不过其模式大致相同,大多表现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基本权利的具体限制(含限制主体、条件等)”的“A+B”模式;其条文通常表述为“公民享有……的权利,非经……(主体)因……(事由)依据……(程序)不得予以剥夺或限制”。此立法模式在被奉为宪法经典文本的德国《基本法》中俯拾皆是。如德国《基本法》第11条针对“迁徙自由”即规定:“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基础,将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负担时,或联邦、州的生存或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面临危险时,为处理传染病、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事故时,或为保护青少年以防堕落或为预防犯罪活动有必要时,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对迁徙自由权予以限制。”我国《宪法》第37条、第4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此立法模式实际包含如下理论预设:基本权利一章规定的基本权利之内容,如果未在宪法条文中作出具体化、特殊化的规定,则基本权利之内容不得轻易予以克减,更不能轻言剥夺或废止。其他法律只能就基本权利的保障落实情况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而不能对其加以具体的限制,除非获得宪法上的授权委托。基本权利条款之主旨在于界分清楚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防止政府公权力对其不当干预,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中的“但书”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的本质是对公权力干预基本权利的限制,即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19]

   我国《宪法》第35条在规定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六项表达自由权时,并未如我国《宪法》第34条所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那样规定“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也就是说这六项权利是宪法所赋予的,我国《宪法》第35条并没有规定上述六项权利可以剥夺,这一点不同于我国《宪法》第34条的表述,因此我国《刑法》第54条第2款所规定的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之内容是缺乏明文的宪法规定之依据的。这也是司法实务界与刑法理论界对剥夺政治权利认知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打击范围过度扩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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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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