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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婷: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更新时间:2016-06-22 00:37:27
作者: 冯婷  

   【摘要】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关键词】恶的平庸性;造园姿态;无思;公共领域;罪与责

  

一、问题的由来

   1960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在耶路撒冷审判第三帝国“最终解决”的主要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这场审判举世瞩目。阿道夫·艾希曼,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在第三帝国的嗜血群魔中,是一个地位虽不很显赫但却罪恶滔天的人。据目击者在纽伦堡纳粹审判法庭供称,经他手杀的犹太人就有五六百万。艾希曼无疑是个人人皆曰可杀的恶魔。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杰出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本着历史责任感和身为犹太人所独有的个人关切,出席了这次审判,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艾希曼”。通过旁听艾希曼的审判并阅读审判前的访谈资料,阿伦特发现艾希曼这个人“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在接受预审的几个月里,他还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大倒苦水,反复强调“自己只升到中校军衔而没有能出人头地,并不是自己的原因”。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没有找到“任何残忍的、魔鬼般的品性”:艾希曼不具有“犯罪”动机,即他的种种动机不涉及纳粹体制下对“犯罪”的界定,而只是与一心想在该体制中如何获得升迁相关。他既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又不是在刻意为害;他只不过是顺从于主流规范和元首的意志,因而根本不能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所在。他不是恶魔,只是一个无思(thoughtless)的平庸之人。然而,也正是这个“无思平庸”之人将五六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酿成了世纪罪恶。阿伦特将其称之为“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在耶路撒冷采访之前,阿伦特对恶的理解基本上与康德有关恶的概念相一致。在先验的维度下,康德首先认为恶源自人采纳恶的准则的先天倾向,缠绕并植根于人性本身,人本性中的这种先天倾向构成了恶的原初根据;进而,作为道德领域中的意志自由论者,康德认为,人在道德行为中具有对善恶准则进行思考和选择的能力,于是,在自由的维度下,康德认为恶必定是自由意志自觉选择的结果,必定来自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从而迥异于因无知或出于善意而造成的失误。康德认为,惟此种恶才真是恶,他称之为“根本恶”(radical evil)。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所采用的,也正是最早由康德提出的这一“根本恶”的概念。但是,在旁听了艾希曼的审制之后,阿伦特修正了她之前的看法,开始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可能在深层次或内在动机方面描述其行为的不容置疑的邪恶”。行为的邪恶是不容置疑的,但它的发生迥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它既与本性的恶毒无关,也不出自于自由意志对恶的主动选择,从而与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无关。作恶者“并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或特殊的罪恶动机”,只是丧失了对于现实的思考能力,而正是这种思考能力的丧失,促使他犯下了巨大的罪恶。所谓“恶的平庸性”,就是体现在这种恶之中的“无思性”(thoughtlessness)。阿伦特指出:这种对现实的脱离及其无思想性可以引发巨大的恶行,以至于毁灭整个世界,因为无思性会使这种恶像“覆盖在毒菇表面的霉菌那样繁衍。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阿伦特的这种所谓“恶的平庸性”的观点,同为犹太思想家的I.伯林(Isaiah Berlin)曾明确表示无法接受,他认为,阿伦特关于“恶的平庸性”的观点是不严肃的,甚至是荒谬的。I.伯林坚持认为,“纳粹并非庸常之人,艾希曼深信他一生中做过的主要事情是对的”。但I.伯林的指责是有欠中肯的。事实上,阿伦特并不否认艾希曼相信自己所为的正确性。只不过,在阿伦特看来,这恰恰表现了他的平庸性,即彻底丧失了从伦理上对出自所谓主流规范和元首意志的行动作出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的能力。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促成了艾希曼巨大的恶行,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与巨大的罪恶之间形成了一种选择性亲和的联系。因而,对于阿伦特而言,需要厘清的问题之关键在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平庸是如何与罪恶联系到一起的?

  

二、现代性方案与“造园国”:暴行或恶的“正当性”

   实际上,细细地去体会的活,可以看出,阿伦特所指出的“恶的平庸性”潜在地包含着恶的普遍性的意涵:“艾希曼这个人物难以处理的地方正是因为许多人与他相似,这些人……是可怕的正常人,即使在今天也是正常的。”试想,所谓平庸,即肤浅、平凡、迟钝、琐碎等等,既不想刻意为恶,也没有弘善的崇高愿望,所想的无非是个人的得失,所图的不外是职位的升迁、薪资的提升。这些难道不正是普通人身上常见的品质吗?因此,所谓“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实际上暗示着,我们周围那些最普通不过的芸芸众生,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可能是潜在的“艾希曼”(这可能也是I.伯林对“恶的平庸性”表示反感的真正原因)。由此说来,要回答平庸是如何与罪恶联系到一起的,首先就要阐明,是什么力量、什么动因把我们这些普通人转变成了潜在的“艾希曼”?或者用阿伦特研究者R.F.伯恩斯坦的话来说:怎样才能解释在其他情形下被认为是“正常”和“普通”的人所犯下的“极端的恶行”?

   无疑,平庸本身并不是恶,甚至,以“无思”为特征的平庸也不可能是恶的动因:如上所述,无思的平庸与恶之间是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而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平庸是促成恶的要素或者说土壤,但不是恶的根源或种子。并且,由于艾希曼或潜在的“艾希曼们”并不存在刻意为恶的动机,因此,恶的根子也不可能存在于他们内心中。就像前面所提示的,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阿伦特实际上揭示了一种迥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这大概也是通常将the banality of evil译成“平庸的恶”的原因),这种恶借助于无思的平庸者之手来实现自身,但是,这些平庸者并不是主动地、刻意地选择作恶,而只是被恶所俘获。而他们之所以会轻易被恶所俘获,无疑与他们那无思的平庸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是,同时也缘于这种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本身具有一种俘获普通的芸芸众生的巨大能力。因此,要回答是什么力量把这些既无弘善的崇高愿望、也不想刻意为恶的庸常之人变成了潜在的“艾希曼”,首先必须说明,这种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何以对普通的芸芸众生具有如此巨大的俘获能力,这种力量源自何处?

   要说明上述的问题,还得追溯到“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英国社会学家Z.鲍曼所说的现代国家之“造园姿态”这些问题上去。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所谓“现代性方案”,指的是于18世纪首次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聚焦点的一种社会规划或者说工程:“就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自身而言,这种规划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主的艺术。’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使摆脱匮乏、愿望和自然灾害肆虐的自由有了指望。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启蒙思想家之现代性方案的核心特征,就是对于作为人类之普遍的、永恒的特质的“理性”能力的信念,相信理性能够超越文明的演化,能够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能够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秉持这样一种建构式理性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及其继承者们相信,人类自身的理性只要摆脱了专制主义等等的束缚,就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并最终将世界改造、建设成一个自由、富裕、幸福的乐园。因此,“现代精神”的梦想是一种完美的社会,一种清除了人类现有各种弱点(包括根据理性制定的标准被裁定为不合格的人)的符合理性原则的社会;现代精神的基本特点就是,坚信人类凭借理性能够设计和建立起这样一种具有完美秩序的社会,这也就是斯科特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而由此所导致的,则是鲍曼所说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

   在整个现代时期,哲学家的立法理性(the legislative reason)与国家(states)的过于物性的实践非常合拍。现代国家是作为一种整治性、传教性和劝诱性势力而诞生的。这一势力决意要使被统治的全体民众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以使他们得到改造从而进入有序的社会(近似于理性戒律)。以理性的方式设计的社会是现代国家公然的终极因。现代国家是一种造园国(gardening state)。其姿态也是造园姿态。它使全体民众当下的(即野性的、未开化的)状态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机制,并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机制,旨在使变迁朝向理性设计。这种被假定为由至高无上且毋容置疑的理性权威所规定的设计,为评价当今现实提供了标准。这些标准将全体民众分成应予助长并精心繁殖的有用植物和应被铲除或连根拔掉的杂草。

   现代思想将人类习性看作一个花园,它的理想形态是通过精心构思、细致补充设计的计划来预定的,它还通过促进计划所设想的灌木、花丛的生长――并毒死或根除期于不需要的及计划外的杂草来实行。

   在现代国家的这种“造园姿态”下,根据“由至高无上且毋容置疑的理性权威所规定的设计”,那些被判定为不合标准的事物,包括根据这种标准被裁定为不合格的人,就成为在建设和实现“美好社会、健康社会、有序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铲除的“杂草”。对于营造花园来说,“铲除杂草”无疑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必须的行动,因而也是一项正当的行动。因此,在现代国家竭力将理性法则强行加诸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竭力营造“以理性的方式设计的社会”也即理性秩序花园的过程中,只要某种“人类习性”,或某种人,被判断认定为是一种障碍、不适者、格格不入者,一言以蔽之,“杂草”,那么,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清除他们。正是由于借助于现代造园国家的这种“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裁定和灌输,那些被认为应予以清除、被毁灭的对象就被剥夺了正常的“人性”及为人的资格,对他们的暴力乃至杀戮,就不再被看作是对人类的残害或犯罪,而被看作是塑造理想人性以及营造由这些理想的人所组成的理想乐园的一种必须。诸如大屠杀这种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恶行为什么对普通的芸芸众生具有如此巨大的俘获能力,就因为,在“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在追求统一、和谐的理性社会秩序的现代梦想下,这种杀戮乃至种族灭绝获得了正当性、合法性。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只觉得自己不过是个除草工。

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Z.鲍曼列举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例子,以说明在“现代精神”的驱动下、在“造园姿态”支配下的“除草”计划和决心:从著名生物学家厄文·鲍尔(Erwin Bauer)主张以绝育手术“确保那些劣等的人们不得繁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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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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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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