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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

更新时间:2016-06-19 13:58:49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而在于试图从中引出思考中国感性选择问题的借鉴。面对西方学者对感性和理性问题的论述,我们是否起码应当得到以下几点启发:其一,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把理性选择看得至高无上,一些西方学者在社会理性化的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完全忘记感性活动或感性选择,并且不断地张扬它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而我们立足一个具有深厚感性选择传统的社会,在理性化的进程刚刚开始之际,却为什么一古脑儿地贬斥感性,一窝蜂地弘扬理性?笔者近日曾在互联网(中文雅虎)上搜寻一次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两个概念,竟然发现了3700条论述理性选择或与之相关的信息,而关于感性选择的信息只搜寻到10条,天壤之差!足以可见中国人对理性选择的热望和对感性选择的淡漠。这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二,从康德为感性活动确立存在根据和明晰展开形式,到马尔库塞论述感性的选择性与创造性,并提出开展感性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正是西方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两次社会转型期,在西方社会转型期,西方学者对感性同理性矛盾关系的持续深入探索,说明感性与理性或感性选择与理性选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真实的、重大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并且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学者的思考,对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具有更重要地位的感性、感性选择及其同理性和理性选择的矛盾做出更深入地思考。

   其三、西方学者并未像我们在自己的哲学教科书中那样,把感性活动仅仅看作低于理性的认识活动。感性活动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它作为人类基本的活动形式既有选择性也有创造性;既可以真实地追求具体的生活目标,也可以在理性的压迫与诱惑下由真实变为虚假;既可以被压抑得扭曲、异化,也可以通过某种途径使之重新振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感性是可改变、可塑造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对中国人的感性活动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而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既要揭示其中的积极性,又要探寻祛除其消极性的途径与形式。

  

三、中国转型期感性选择的地位与特点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郑杭生,1997)。可以说,中国社会转型同西方18世纪的社会转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即社会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韦伯等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理性化过程。如果这些判断确实符合实际,那么中国社会转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作为最基本社会行为的感性行为或感性选择。因为确如韦伯等人所言,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进社会理性化,并且理性化又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在中国广大社会成员主要是依据感性意识进行感性选择,或者说中国还是一个缺乏理性化传统的感性化社会,所以如何认识感性行为和感性选择就变得不可回避。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不可否认,2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与措施,无论其结果如何,就其行为的性质而言,绝大部分都是理性选择。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可以说我们20年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部理性选择的历史呢?或者说今天的现代化成就就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呢?答案不是很简单的。就领导行为和政府与各种社会单位在现代化中的组织行为的作用来看,理性选择确实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承认中国的现代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诚如韦伯所言,政府和社会单位都是名,而作为个体存在的广大社会成员才是实,由政府和社会单位制定的各种现代化方案与措施,只有通过广大处于基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才能成为现实,而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是保留着浓厚传统特点的感性选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应当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感性选择的结果。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二者的关系: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理性选择是主导,感性选择是主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命题是在两种层面得出的。理性选择是主导,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相互间的地位关系而言。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政策制定、战略规划、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行为监督等等,概言之是组织化和制度化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支配或决定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与方向,所以说理性选择处于主导地位,而感性选择处于从属地位;感性选择是主流,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实践表现程度而言。应当说,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主要是感性层面的选择,这个判断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广大群众的社会意识基本处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理性选择也可以直接表现为实践行为,但是,在中国理性选择一般要通过感性选择或转化为感性选择才能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典型的理性选择实践只能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所以说感性选择是主流。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践形式,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专门的实证研究,我们的上述讨论大概还只能被看作是一种逻辑推论。其实,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证研究是很多的,例如边燕杰在天津、长春、广州等地开展的城市居民求职与社会网络研究,王铭铭等人关于仪式与象征在当代农村生活中作用的研究,笔者近年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国企改革中的社会流动研究等等,本文对感性选择的许多观点与这些研究有密切关系。

   边燕杰在天津等地的研究十分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人求职过程中,不是具有不同信息源的异质性的“弱关系”产生了有利于求职的强效应,而是以亲情和熟悉为特征的同质性的“强关系”产生了强效应。(边燕杰,1997)我们从中得出的启发是:在求职这种被西方人看作典型的理性选择行为中,中国人并非像西方人那样按照理性原则开展理性选择,而是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那样,仍然依据亲情关系和熟悉关系开展求职活动,这说明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感性行为方式仍然在现代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被保留着,感性选择仍然是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社会选择方式。

   王铭铭在福建溪村的人类学研究说明,各种风俗、礼仪、习惯等感性层面的因素,至今仍然在受到现代化影响的乡村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人们难以讲清其中道理的日常生活形式,而且也是人们在某些事情面前需要做出取舍决定的选择方式。至于理性分析、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等理性选择行为,对于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化影响的村民来说仍然是比较陌生的。(王铭铭,1997)

   在近年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中社会流动的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到:政府和企业经过反复论证的理性选择,例如调整就业结构、优化人员结构、促进社会流动、发展第三产业等等战略选择,都必须经过感性化的环节,或者说,都必须经过职工群众的感性意识活动,同他们周围的感性事物发生直接联系,才能真正转变成现实的社会行动,否则,只能是理论上的空泛论证。

   根据前人对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行为特征的论述,结合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行为的考察,可以对转型中的中国人感性选择的本质特点作如下概括:

   a.选择意识具像化。这里借用美学论述审美意识特征的一个概念——具像,意指意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席勒等人曾指出:在审美意识活动中,人们不是把事物作为外在对象去思考,即不是用主观同客观分析开、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不是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直接面对事物的整体存在,用感性的形象思维来把握事物的具体存在。(席勒,1985)

   在感性选择行为中,人们不用抽象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而是在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直接观察中,开展自己的选择意识活动。并且,即便有现成的理性选择方案,习惯于感性选择的人们不把它同可见的事物联系起来,也不会按照这个方案开展选择行为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人们在感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已经达到了超越事实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的审美意识境界,这里仅仅是指出感性选择意识活动具有形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

   b.选择目标综合化。与选择意识活动的具像化相关,感性选择确定的目标一般是综合化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感性选择中确立的目标一定是经验生活中的具体事物,而经验中的具体事物一定是未分化、非专业化的,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是未主题化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感性选择中遇到那些专业化或主体化的目标,也要经过综合化之后才能成为感性选择的目标,譬如单纯的经济目标或单纯的政治目标,都不能成为感性选择的目标,人们在感性选择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些专业化、主题化的目标同日常生活的其他因素(如道德、情感、人际关系等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选择的现实目标。

   c.选择路径伦理化。感性选择确定目标之后,不像理性选择那样通过专业途径和与目标直接联系的行为模式去展开,而是无论何种类别的目标,但凡不是个人独自能够操作的,往往都要求助于亲戚、熟人、同乡等人际关系,我们统称为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如梁漱溟所言,是私人关系,是游离于团体组织和社会单位之外的关系,是缺乏完整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抽象的伦理关系。(梁漱溟,1939)又如费孝通所言,这种圈子式的伦理关系是以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所以它还是停留于感性层面上的人际关系。(费孝通,1947)

   d.选择根据经验化。像理性选择一样,感性选择也要凭依一定的根据才能开展。但是,二者凭依的根据不同,感性选择凭依的根据不是对信息的审慎分析、对效益的精密测算、对经济规律和科学原则的严格遵守,而是选择者亲身经历或可以亲身感受的经验事实。感性选择并不否定信息、效益和原则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一定要同经验事实联系起来才能发生作用,并且,无论这些因素同经验事实是否有矛盾,最终的决定因素必须是经验事实。

   e.选择秩序传统化。选择秩序是选择过程中遵循的规则和展开的程序等。在一般的选择理论中,人们看重的是理性选择的秩序,并形成了许多关于理性选择秩序的理论观点。其实,感性选择也有秩序,它的秩序是经验层面的传统,是表现为风俗、习惯、礼仪、惯例等感性的行为模式。感性选择秩序具有延续性、重复性、特殊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具体说,感性选择秩序是对传统的延续、对经验的重复、对个别性的肯定,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秩序。

  

四、中国转型期感性选择的根据与趋势

  

   当我们承认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同时又明确肯定感性选择是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方式时,我们还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经验,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应当是逐渐用理性的行为方式克服感性的行为方式,然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理性的选择与设计只有同感性选择行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实。这种理性选择感性化的现象有无存在的必然性呢?或者说感性选择作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根据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试从历史传统、思维方式和现实需要几个角度做些初步探讨。

   从历史传统看,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国人行为方式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说明:感性选择是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感性选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深植根于本土之中的经验形式或生命形式,它是有悠久历史传统而存在的生活习惯。孟德斯鸠在考察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时曾经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可以在外力的强制下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也可以在外力的干涉下更迭,但是那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却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因为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同它附着于其身的那个民族是直接统一的。(孟德斯鸠,1987)孟德斯鸠的这个观点同样适合解释中华民族的感性行为方式在今天的不可祛除性。

   从思维方式角度看,肯定感性因素在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地位,褒扬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感性选择方式,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要求的一场思维方式革命。计划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的长期限制,使中国人的思想长期处于僵化状态,理论宣传或思想教育方面更为僵化。理论上的突破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充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理论创新和社会心理变化又往往滞后于现实发展的要求。在思想理论一时难以突破,又急切推进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下,凭据感性因素选择行动目标、行动模式和行动路线,就是最便捷、最有效、又最能引发共识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就是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的产物。悬置旧理论、旧观念,从感性事实出发,依据感性事实选择行动目标和行动路线,绝不仅仅是认识水平和实践层次的局限性问题,而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之初就选定的、在社会结构转型中不断深化的思维方式革命。

   从现实要求看,感性选择在中国转型期的根据就更加充分。首先,中国是在社会分化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开始转型的,不仅社会成员的专业化分工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且社会的阶层结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分化也不充分,特别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连为一体。在这种低度分工的局面中,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很难像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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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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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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