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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

更新时间:2016-06-19 13:54:59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并且也同样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如果不去回顾中国社会学家在历史中怎样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问题,仅仅观察中国社会学用有限实证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难以发现这种视野的局限;如果正视中国社会学实际的历史演化,将会清楚地发现这种视野的弊端。

   由严复、康有为开端并经梁启超奠基的中国早期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中的显学,是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公共话语权的领导中国学术乃至整个时代精神的主导学科。早期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既有严复对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进化论思想引入的作用,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精神进一步发挥的作用。正是在西学思想与中学传统并举,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多元统一中,早期中国社会学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各种层面,对当时中国社会改革与重建起到了推波助澜和引领航程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实证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几乎同时在中国学术界生机勃勃地表现自己的风采,中国社会学以更加广阔的学术胸怀展开了自己。20世纪20年代,严恩椿、易家钺、潘光旦、陈长蘅等人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开展了家庭人口问题研究,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开展了实地社会调查研究,这些都是较早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不过,这些实证研究亦有不同的特点。严恩椿和易家钺的家庭问题研究,是一种类似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中国家族制度开展批判的研究;潘光旦则从生理学或优生学视角对人口生育问题开展了具有调查基础的实证研究;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不仅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实地调查,而且通过问卷了解更具体的情况,并进行量化统计。

   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这本著作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社会学的开端。[1]孙本文于1927年至1929年间先后出版了《社会学之上文化论》、《文化与社会》、《社会学的文化基础》、《社会变迁》等一系列从社会学视角开展文化研究的著作。梁漱溟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本土特点,不仅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存在根据、展开形式和特殊功能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注重学理探究,运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与方法对中国文化现象做出理论概括,表现了浓厚的西学风格。

   1920年前后,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热潮。时隔几年,瞿秋白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924)和《社会科学概论》(1924),李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926),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这些著作不仅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也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并且对刚刚兴起的实证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也有十分深入的影响。

   时至20世纪30年代,又兴起了以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区学派。社区学派融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分层与变迁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费孝通于30年的中期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开展实地调查,后来撰写了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后来更名为《江村经济》)。30年代后期,费孝通又在云南陆丰县开展实地调查,后来撰写了《禄村农田》。社区学派同孙本文等人为代表的学院派一样,虽然对社会的影响不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也不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或乡村建设学派,但是由于注重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和系统的理论阐述,所以他们在社会学的学术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这里陈述这些历史事实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社会学在发端和初兴时期,展开了中西文化交融、各种学术流派并起的百花齐放、充满生机的局面。早期中国社会学繁荣活跃的局面,是中国学者以其深厚学术底蕴和宽阔学术胸怀,承继传统、放眼世界,博采众长、融会百川的结果。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各种文献中,既能发现立于不同传统的学者们相互间的尖锐批评,也能看到他们相互间的宽和容纳与丰富借鉴。虽然早期社会学也有派别之分、传统之别,但是早期社会学没有出现正统与非正统的对立和认同,各种学术派别在同一个时代对中国社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显示了社会学对现实问题理解的丰富性和视野的广阔性。这些都是早期社会学能够站立中国学术中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发挥显著作用的基本条件。

  

   三、反思重构的理论视野

   令人遗憾的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中心地位,从20世纪40年代起却逐渐滑落,社会学边缘化现象悄然形成。费孝通对当时出现的社会学边缘化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划分。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学、经济学有它们特殊的领域,我们也就承认了社会科学可以以社会制度加以划分: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等。社会现象能分出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门社会科学。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种立场上说来,只是一个没有长成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这个譬喻确实说明了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2]

   费孝通的这些论述确实反映了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不仅西方社会学如此,中国社会学也存在这种现象。在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文献中,社会学同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哲学、史学等相近学科没有明确界限,他们的很多论述,如康有为对等级制度、种族制度、性别制度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梁启超对合群、治群、群体进化、民族发展和化育新民的论述,梁漱溟对文化路向、伦理社会和社会制度的论述,都是在多种学科的综合性视野展开的。并且,也正是这种综合性视野,使他们的论述对中国各种层面的问题做出了丰富具体而影响广泛的探索。

   就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一般发展历史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程度越高,这门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也越高,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莫不如此。然而社会学的情况却与众不同,中外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随着社会学的学科化程度持续提高,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不但没有随之提高,反而随之降低。西方社会学自迪尔凯姆之后,学术中心由欧洲转入美国,美国社会学自20年代开始了强调规范性的学科化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的地位却逐渐失去了马克思、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往日在欧洲的光辉,除了被称为宏大话语的帕森斯理论还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以外,其他那些本学科认为比较精致的理论,如符号互动论、交换行为论、以及芝加哥学派开展的街角社区和车间班组研究等等,都属于局限性很强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在社会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也只能说占有很有限的地位。

   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的学科化,是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研究方法更加规范和研究内容更加深入与丰富的深化过程,而社会学的学科化却是一个某些重要研究内容被分化出去、研究方法经验化技术化和研究内容表层化的边缘化过程。甚至可以说,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开展学科化的同时,便发生了社会学的边缘化。因为诚如费孝通所论,社会学一开始是作为母体学科存在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很多研究直接包含在社会学之中,而当这些学科开始学科化时,就意味着社会学原来的一些重要内容要从自己的学科范畴被分化出去。

   毋庸讳言,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社会现象是近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必然居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也必然对社会生活产生具有中心效应的影响。当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包含在社会学之中时,社会学就有可能保持中心地位并产生中心效应。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综合性研究,在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不可置疑的中心地位,便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到40年代实现了比较明确的学科化,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从社会学中独立出去,中国社会学开始了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历程。

   中国社会学发生学科分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强调经验化、计量化的过程。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化,很容易把社会学限制在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区域甚至某种角落,容易忽视对社会生活普遍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且轻视从思想理论上对社会问题做出概括;社会学研究的计量化,尽管能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变得精致一些,使社会学研究具有了量化指标和数学模式,进而表现了较强的规范性,但是,社会学研究计量化也是社会学缩小视野、淡化思想影响的开始。由此看来,社会学的学科分化和计量化都势必引起社会学研究的边缘化。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计量化,同时还要引起对科学精神的过度崇拜和对人文精神的简单排斥。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后有明显表现。与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学遭到的政治禁闭有关,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重获新生之始,大部分中国社会学研究人员便以开展实证科学研究自居,强调经验研究和量化统计,努力张扬科学精神,淡化早期中国社会学关注政治问题、追求价值理想的人文精神,试图以此回避政治风险。

   这种重经验和重计量的研究方式,确实使社会学表现了较强的科学精神,但同时也片面地淹没了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我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学因科学精神而实,因人文精神而兴,两种精神都应当得到发扬光大。无论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旧中国,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中国,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都决定它不能仅仅依靠科学精神而淡化人文精神。与改革开放同时展开的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面临着仅凭科学原则和科学方法理解与解释不清楚的社会矛盾,在社会结构深刻变迁中引发出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只有同时怀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以明确的价值准则才能做出清楚解释、评价甚至批判。

   面对中国社会学80年代以来单纯强调科学原则、片面追求经验化和计量化的倾向,费孝通晚年一再倡导社会学研究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既要看到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开展实证性研究,又要注意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开展评价性和解释性研究。费孝通反思中西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教训,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承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做出了突破性探索。

   费孝通把自己的主张概括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而这个传统界限就是经验化、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界限,是试图把社会现象当作物去研究的界限,说到底是把由人构成的社会当作非人的社会去研究的界限。如费孝通所论,社会生活有物的一面,但是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区别于物的属人的一面,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物性与人性的统一。因此,过度强调用科学的客观性原则、物理学的眼光来研究社会,只能对社会生活开展一种片面性的研究,甚至还可能得出肢解社会、阉割社会的结论。

   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注重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对社会问题开展道德评价、意义阐释和心理体验等方面的教化性、解释性和内在性研究,张扬社会学研究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情为纽带结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是“重情理”而非“重物理”的伦理社会;中国人交往沟通的方式主要不是凭借客观性的科学认识,而是不可言传的“会意”和“将心比心”;中国社会几千年长期稳定,靠的不是概念化和逻辑化的法律原则,而是在经验与传统中传承下来的礼俗秩序。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中国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存在结构和运行机制,都要求用不同与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原则来理解中国社会。这些道理都是费孝通在晚年一再论述的。

   总之,无论从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展望看,还是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看,中国社会学都应当突破实证社会学的经验化和计量化限制,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的旗帜下,展开更加广阔的学术胸怀和理论视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验化、现实发展和未来趋势,给出更深刻、更符合实际的创造性回答。

  

  

[1] 人们通常把梁漱溟称为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把他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乡村建设理论,这种称谓没有恰当地概括梁漱溟的社会学思想。应当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是他的立足中国本土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仅仅是其视野广阔的文化社会学的一部分内容。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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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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