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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重新审视

更新时间:2016-06-19 13:38:33
作者: 李响  
[57]其他类型的宪法规定不仅是多余的,还会沦为“空头许诺、自我祝贺与意识形态教条”。[58]从马列主义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到相关经济制度,都是《宪法》的一部分,均须给予应有的尊重。其中的一些内容,若在一般观点看来,不尽“中立”和“平等”,但这种“不中立”“不平等”恰恰就是宪法的意旨或是有待于进一步解释的宪法意旨。[59]至于这些内容与宪政、自由等理念之间的矛盾,也非必然:论者常称,经济制度规定的存在,反映我国宪法担负着经济发展、民族振兴的富强使命,这成为一种“宪法之累”;[60]或称,虽然过去百余年、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富强理念在凝聚人心、发展经济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未来必将被自由理念所取代。[61]此类观点突出了社会主义本质之中有关富强的一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却忽略了有关权利和自由的一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若能认真研究(或者说“重新讨论”[62])如何将经济制度规定与保障人权、改善民生这些要求联结起来,从而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宪法规定,那么,所谓矛盾(尤其是富强与自由的矛盾)将有望消弭,而且呈现出并进关系——富强尽管不直接构成自由的目标,但前者的光芒并不必然随着后者渐露神采而趋于黯淡。

  

结语

   通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半数以上都规定了经济制度,而且,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或是在比较法意义上远非特例,或是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或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不少规定还兼具两种以上因素。同时,随着我们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可以预期,过去那种集中、大范围、高频率的宪法经济制度规定变动或将不再出现,[63]而宪法解释技术的积累和运用,会使经济制度规定的规范性不断地得到挖掘,更多与宪政、自由等理念结合。因此,重新审视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以及对其的批评之后,我们应当更加客观地加以看待,相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变动频繁、非规范性等问题都将逐渐得到克服,所谓的特殊性亦将获得公允评价。

   存在未必即合理,事实命题不能无条件地直接推导出规范命题,根据既有规定和外国法的存在和事实,自是不能径直得出对于当前与未来中国合理、规范的结论;然而,若将我们的认识建立在笼统、褊狭乃至虚构的“存在”或者“事实”基础之上,就更难言合理与规范了。况且,“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64]由此,面对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不能只见“市场经济”而不见“社会主义”,抽象、不自信地称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浓”,以致脱离既有的制度框架去追求“中立”和“平等”,也不能将现代化简单理解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或德国化,却忽略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关于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探索。[65]我国从自身实际出发的探索,在这一进程中已经发挥并将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注释:

   *本文曾提交第九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清华大学第410期博士生学术论坛及闻道公法沙龙,感谢江国华教授、王广辉教授、导师林来梵教授和孙成、纳瑛、施立栋等学友的指教;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1]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通常指现行宪法第6条至第18条这13个条款。

   [2]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第94页。

   [3]参见许崇德、王玉明:《十年宪法学的回顾与展望》,《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6期,第5页。

   [4]参见熊继宁:《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118页;许崇德、胡锦光:《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994年第1期,第9页。

   [5]参见刘军宁:《论经济制度在宪法中的地位》,《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12页。

   [6]桂宇石、祝捷:《经济制度变革释义》,《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03页。

   [7]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8]如张千帆教授曾称,假如在1982年宪法“确立了市场经济下公平交易的自由权利”,则1988年的第二条宪法修正案本来“没有必要规定”。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页。在笔者看来,此种说法有苛求前人之嫌。

   [9]姜仿其:《中国特色修宪的政治性特征及其缺陷》,《中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4页。

   [10]参见吴弘:《修改宪法经济制度条款的若干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37页。

   [11]王磊:《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第122页。

   [12]秋风:《立宪的技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13]参见张千帆:《宪法、法治与经济发展: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88页。

   [14]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64页、第72页。

   [15]参见喻中:《修宪的中国语境——关于四个宪法修正案的实证研究》,《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4期,第123页以下。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17]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1999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期,第100页;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一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S1期,第68页。

   [18]参见注[8];张震:《八二宪法的人权逻辑——以三十年社会变迁为背景》,《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第34-35页。

   [19]殷啸虎、王月明、朱应平:《宪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20]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第页。

   [21]参见林峰:《对二十一世纪中国宪法学研究内容的两点看法》,《法学家》2000年第3期,第18页。

   [22]张千帆:《宪法人权保障还需要保障什么?——论刑事正当程序人宪的必要性》,《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24页。

   [23]参见注[5],第115页。

   [24]参见[德]彼得•托比亚斯•施托尔:《经济宪法和社会福利国家》,陈梦晓译,南京大学一哥廷根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编:《中德法学论坛》第7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5]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我国宪法的一些经济制度规定提出了批评,参见童之伟:《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法学》2003年第1期,第7-8页;童之伟:《修改宪法总纲中经济条款的设想》,《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3期,第3-4页;马岭:《对〈宪法〉“序言”和“总纲”的修改建议》,《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第8页;黄国桥:《略论我国现行〈宪法〉中过时的条款》,《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6期,第6-7页;张千帆:《论宪法的选择适用》,《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第902-904页。

   [26]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共收录193个国家的宪法中译本,分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四卷。

   [27]统计范围为除中国外192个国家的宪法中译本。唯有条款中明确出现相关概念,才计为存在相应类别的规定。

   [28]根据上世纪70年代一项针对一百余国成文宪法的统计,含有经济类词汇或条款的宪法即达40%左右,多于含有社会类词汇或条款的宪法。参见[荷]亨克•范,马尔塞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29]参见注[26],亚洲卷,第244页以下。

   [30]参见注[26],亚洲卷,第198页以下。

   [31]该规定为:“禁止大块农村不动产的存在。小块农业财产被定义为每人的浇灌用地或湿地不超过100公顷,或同等的其他形式的土地。”“为了等值,1公顷浇灌用地=2公顷季节性土地=4公顷高质量牧场=8公顷林地、山地或干旱的牧场。”参见注[26],美洲大洋洲卷,第631页。

   [32]参见注[7],第197页。

   [33]法治发达国家的标准定为法治指数中“政府权力限制”和“基本权利保障”两项指标均在0.69以上并且民主指数中“总体得分”指标在7.5以上,由此包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荷兰、德国、奥地利、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葡萄牙、爱沙尼亚、韩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加拿大、日本、乌拉圭、美国、智利、捷克、西班牙、意大利;各指标未完全达到但接近标准的,称为法治比较发达国家,包括波兰、新加坡、加纳、塞内加尔、希腊、斯洛文尼亚、南非、牙买加、巴西、秘鲁。同一类型中,排名不分先后。数据分载http://worldjusticeproject.org/sites/default/files/roli_2015_0.pdf, http://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 campaignid=Democracy0115,2015年12月26日访问。

   [34]参见注[26],美洲大洋洲卷,第220页、第225页。

   [35]将私有财产保护条款设置于总纲之中,亦非孤例。据笔者统计,亚洲至少还有10个国家采取了这种规定模式;此外,至少还有9个亚洲国家和10个欧洲国家,像中国宪法那样,分别在基本权利章节和类似于总纲或专门用于规定经济制度的章节设置私有财产保护条款。

   [36]参见秦前红、涂云新:《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近六十年宪法变迁为语境的检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38页。

   [37]参见翟翌:《中国近代以来宪政历程的思索与展望——以获得合法性为线索》,《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14页。

[38]参见赵世义:《九九修宪与依法治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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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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