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响: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重新审视

更新时间:2016-06-19 13:38:33
作者: 李响  
[31]故此,各国宪法很少规定经济制度这类看法恐怕失之武断。我们熟知并最常引述的美、德、法、日等国的《宪法》固然至为经典,却不尽然在所有方面均具有代表性,比如宪法是否规定经济制度、怎样规定经济制度以及规定哪些经济制度。

   若是将说法限缩为“多数成熟的立宪国家的宪法都不太规定经济制度”,并表示私有财产保护条款“也是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来保障,而不是作为制度来规定的”,[32]同样需要具体地分析:笔者先是根据晚近“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发布的“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发布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筛选出25个“法治发达国家”以及10个“法治比较发达国家”;[33]然后加以考察,确实发现拥有成文宪法的法治发达国家(不含英国)多数都不存在经济体制等四类经济制度规定,并且私有财产保护条款大多设置于有关基本权利的章节,但尚有韩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这四国的《宪法》存在较多经济制度规定;而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半(波兰、加纳、斯洛文尼亚、巴西、秘鲁)的宪法拥有相当数量经济制度规定——特别是秘鲁,作为设有宪法法院的国家,其《宪法》第3章名为“经济制度”,共计有5节、32个条款,依次涉及经济体制、所有制、外资经济、自然资源、私有财产保护、土地等方面,私有财产保护条款的位置亦与中国宪法相似,分别设于两处(第2条和第70条)。[34]

   总结起来看,虽然经济制度规定相对少见于法治发达国家的宪法,但纵观全球,即使是在有关基本权利的章节之外,也足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加以规定(包括一半法治比较发达国家的宪法有所规定)。因此,像我国这样在宪法中设置经济制度规定,并不特殊、更非特例。[35]实际上,在作为世界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苏俄宪法大量规定经济内容后,不久,德国魏玛宪法于第2编设置名为“经济生活”的第5章,构成现代宪法的标志;而新中国宪法规定经济制度,固然是深受苏联宪法及其相关学说的影响,[36]客观上,亦有民国时期的1931年“约法”和1947年宪法之前例(分别见第4章和第13章)。[37]

  

   (二)把握经济制度规定的社会主义性质

   若是非要说特殊性,或许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最大特殊性是,它位于社会主义宪法之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公开、全面地规定经济制度向来是社会主义国家自信其宪法优于资本主义宪法的一个重要方面,[38]朝鲜、老挝、越南、古巴的《宪法》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经济制度规定,其位置和章节结构亦与中国宪法高度相似。[39]就此而言,如果说在比较法意义上认为外国宪法很少规定经济制度是一种武断以至褊狭认识,那么,以意识形态划界,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罕见经济制度规定作为批评中国宪法的理由,或者一见到叶林涅克(Georg Jellinek,现通译为耶利内克)的相关主张(宪法只需要规定最高国家机关及其履职程序、相互关系和职权以及个人对国家政权的原则地位)便奉为圭臬,就更为褊狭了。[40]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经济基础的变化将会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则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在根本上决定国家的本质,而除了所有制形式,经济基础尚包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形式。因此,作为宪法经济制度部分的首个条款,第6条即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并规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7条、第12条和第13条、第16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国有经济制度、财产制度、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要在基本经济制度中获得体现,还要落实到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环节和领域,[41]宪法对公私财产制度各自加以规定,在第14条第3款规定合理安排生产、积累、消费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新中国各部宪法基本都涉及上述内容,并且结构也大体一致。[42]为此,应当将这些条款结合起来,融贯地理解和把握它们所共同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逻辑,认识到特定条款(如第14条[43])的特殊性,其背景是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社会主义性质。

   而当我们聚焦特定条款之时,就能够更明显地感受到,经济制度规定的社会主义性质并非是抽象的。这一点,在第6条表现得尤为突出:1982年时,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999年修宪将两款合一,并增加一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作为对中共十五大论断的反映,其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意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以公有制为基础、按劳分配为原则,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则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使如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亦须是主体,以免影响到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44]这种区分,既否定了过去的单一公有制模式,又坚持了反对私有化的立场;既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又明确将其与社会主义经济区别开来。[45]它意味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二字主要在于限定性质而非描述地位,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也要限定于以公有制为本——《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称“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便是此意。至于在基本经济制度之外,并不存在相当于经济政策的所谓“非基本”经济制度。[46]

   无论早前还是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之时,邓小平都一直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阶段。[47]所以,不管怎样改革都坚决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一切改革的目的,都应当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正是一方面在总体上构成社会主义这一国家根本制度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又通过其特定条款以及条款之间的结合,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

  

三、重新审视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非规范性

   对于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常见批评,还包括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存在欠缺规范性的问题。相对而言,这种针对非规范性问题的批评,可谓直指要害——事实上,经济制度规定乃至整个总纲部分的规范性不足,很大程度上已成公论,唯对其利弊的认识未尽相同[48]——然而,若将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非规范性,理解为经济制度规定基本都是政策性和政治性的条款,则有失允当。

  

   (一)经济制度规定并非充斥着政策性条款

   长期以来,我们论及宪法经济制度规定时,往往选择采用类似“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这样并称的提法,[49]而较少对“制度”和“政策”加以区分。但细究起来,根据词典解释,政策是“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而制度则重在“要求大家共同遵守”,[50]故前者着眼于将来实现,后者却是当下即作出要求。相关论者也指出,政策性条款的特点是以较为抽象、开放的语言写成(内容空泛),目标比较宏大并且期待未来实现(不具有即时效力),主要是为国家设定积极推进的职责(国民受益功能)。如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13章“基本国策”,就多属此类条款。[51]该章33个条款,除了数处“不得”“属于”,极少甚至没有出现“(必)须”“禁(止)”这种意义明确、显示出具有即时效力的词汇,反而相当多见“发展”“提高”“扶助”等着眼于未来的词汇和“以……为目的/原则”“以法律定之”等为当局设定立法职责的词汇,有两处还直接出现了“政策”二字。

   返观现行宪法,单以经济制度规定的词汇是否显示出即时效力而论,便与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情况颇有不同:第6条第2款的两处“坚持……制度”,第9条第1款和第10条前两款的多处“属于”,第9条第2款、第12条第2款、第15条第3款的“禁止”,第10条第4款、第5款和第18条第2款的“不得”和“必须”等表述,都明显具有即时效力;而“鼓励”“发展”“完善”之类无即时效力的词汇,除了第8条、第11条、第15条各自的第2款等处,仅集中见于第14条。此外,如第8条第1款的双层经营体制、第16条和第17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制度、第18条第2款的外国或合资经济组织须遵守中国法律等,一望可知,都是内容具体的制度与要求。换言之,即使不去更深入地剖解“政策外衣”,[52]宪法经济制度规定中的政策性条款数量就低于一般的想象,反而是多数规定有着较强的制度性特征。[53]况且,以土地、自然资源制度等为代表的四类经济制度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宪法之中,表明它们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根本性,需要宪法加以规定,而非只是特定国家重视的一些政策性事项。鉴于此,我们不应再认为宪法经济制度规定充斥着政策性条款,相反,应当看到这部分规定大多是制度性的——纵然一些条款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频率较高、范围较广地发生了变动,以至表现出政策的变动性特点,也不能由此否定它们在根本上的制度性,进而拒绝将其作为制度来认识和研究。

  

   (二)宪法解释:使政治性条款规范化

   实际上,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非规范性,与其说主要体现为政策性,毋宁说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确实无可讳言,不论整体上的宪法、还是其中的经济制度规定,都多少具有政治性,乃至“政治法”迄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作宪法的一种属性。[54]

   需要看到,宪法从来就绝不仅仅是(宪)法学人的宪法:一方面,法学人在宪法设计中发挥的作用未必是决定性的,宪法更非主要为法学人设计;另一方面,各界都可以学习、讨论以及研究宪法,形成自己的宪法认识,而法学人不能加以垄断。我们自当根据本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提出专业见解,却不应也无法期待宪法从结构到内容都符合口味(何况,法学界内部的口味亦不尽相同),并且不容“外人”置喙(当然,也不应不适宜地代表其他各界发表意见)。就宪法的政治性而论,人人皆有感知,但相关规定既已明载于《宪法》之中,动辄将其“还原”为政治意志,过度突出其政治性、根据研究对象的政治性来决定研究方法的政治性,或是基于其缺乏规范性等而主张进行“宪法的选择适用”,回避适用包括部分经济制度规定在内的条款,[55]恐非法学人所当为。其实,在宪法审查机制实效不彰的背景下,宪法的不少规定都处于“被”选择不适用的状态,此时,不论它们在理论上规范性强弱,实际效果都是未获适用——不真正用起来,每条规定都可能被说成有用/能用或是没用/不能用,而未来是否出现选择适用以及将会如何进行,只能留待宪法审查实践去选择,当前无法预判。[56]我们既以解释技术作为“看家本领”,便应更多考虑如何允当地解释那些政治性强、规范性弱的条款,使得政治性条款规范化,体会相关规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诚然,宪法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政理念只能体现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公共权力结构及宪法实施保障的规定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25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