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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霖:律师生涯二十年

更新时间:2016-06-18 09:14:07
作者: 夏霖  

   前几年贺卫方老师提倡司法改革,好不容易把“三合一”放在一起,就是律师跟司法官、检察官合在一起进行考试。在法学院教育方面,在大学里面开设了法律硕士,这个就有点像英美制的法律本科。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会有效的减缓这一点上的缺陷。

   但现在这个司法改革在新一届领导人上来之后,特别是现在最高法院王胜俊上台以后,因为他不是科班出来的,他比以前的肖扬差了许多,肖扬是60年代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胜俊完全就是一个党国人,同学们可以看到他上台以后做了什么?提了一个口号,什么三个至上,什么叫“至上”?完全很搞笑的一个东西,这个逻辑完全讲不通。

   然后判不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那你这个还怎么判刑呢?判不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比如说去年成都的交通肇事,酒后驾车撞死很多人,那就是一个交通肇事嘛,交通肇事就是过失;如果他是酒后故意高速,就像杭州飙车一样,可能就涉及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样最多也是一个间接故意。你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他撞死了很多人不判死刑不行嘛。媒体大量报道,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就判了死刑,好像是二审改判了。

   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西方法治国家那是戴假发的人,穿上上帝的衣袍定人生死的。这样一个大法官提出一个“要不要判死刑,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看谁的感受啊?如何统计人民群众的感受啊?完全没有法律逻辑。提出一套完全走回头路的方式,他们推行这些措施是对90年代以来司法改革的反动。

   90年代进行的一整套司法体制改良举措,是走在正路上,是向着法治、向着技术化、向着法律职业精英化,向着一个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在做努力。现在的这种非法律出身的官僚,去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我感觉,现在法学院培养体系恐怕有一定的偏差,刚才我讲了在执业过程当中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推崇我的母校西南政法这样一套训练学生的方式,第一年通行的进行法理,包括一些程序法的基础知识,最主要的是法理。第二年再进行一些程序法的训练。第三年整整实习一学期。

   当时我们实习是怎么样做的呢?我们一个班40个同学,这40个同学分成公、检、法、司4个小组,每一个小组若干人。这40个同学到一个县城,当时我们是到江北县,现在是重庆边上的一个区。我们就完全接手公、检、法、司,公、检、法、司原来的这些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他们科室就留下两个带队老师,其他的人全部休假。他们就去度假或者去海边。警察局预审科留两个人,检察官起诉组留两个人,法官也是,就由这些同学完全接手。经过半年的办案训练,你就可以完全熟悉整个司法的流程。

   这种经验的学习是你在学院里面怎么样都学不到的。比如说弄一个模拟法庭(我不知道你们法学院有没有),像这种东西不是真刀真枪的。我们这样去做,你完全是进入真正的司法程序。

   当时我就在警察局,我们5个人,我们5个同学在公安局预审科里面实习,加上2个警察,一共7人,接管这个县整个预审,所有的案子全是你办,效率特别高。同学经过一个月的磨合以后,上庭全是同学,比如说检察官是我们同班同学,法官也是同学,律师也是同学。通过这方式,你是在办真实的案件。

   比如说我在看守所负责预审,预审的警察当时有预审制度,就是现在公安局的审查起诉的法制处。1997年改革以后没有了预审制。当时我就在做预审,嫌疑人进来以后,你做笔录,判断他可能构成什么罪,然后把它移送到检察院去。

   同学们办案,同学们也获得很好的体验,然后呢?当地的老百姓也觉得很好,这一帮子年轻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办案的效率特高,而且还不收礼,连烟都不收。经过这样半年的训练,进行实务上的培训,实战半年时间。大四完成毕业论文,再选择你的专业方向,完成你的积淀。这样的话出去以后很快就能适应,无论你是到公、检、法、司干什么,法律四大职业你完全可以适应接受。我当时就直接分到警察局了。

   为什么90年代做律师容易些呢?因为当时科班出来的在社会上做律师的人还是比较少,当时一些律师很多都是军转干部或者是司法局招干生什么的。我们当时做律师的时候不像现在,当时科班出来的年轻人,你有一套完整的法律逻辑,你可以很快的脱颖而出,可能现在的话失去了这个条件。

   当时我一接手,就是贵州的一个商标案件,贵州有一个茅台酒厂大家都知道,茅台酒厂跟另外一个贵州醇酒厂两家因为商标,一个是外观设计,一个是贵州茅台酒商标,双方发生争议,一边起诉你侵犯我的商标权,一边起诉你侵犯我的外观设计。当时我们刚刚出去就能够接手这样一些知识产权的案件,当时的律师因为缺乏这些方面的完整训练,没有学过国际私法,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像这种案子做好以后,你就迅速站稳了脚跟,马上脱颖而出。我在24岁的时候就做了老板,自己作合伙人,然后自己办律所,当时律师所发展的很快。我在26岁的时候就带了十几个人的律师团队,到1996年以后我们就转向,主要是为了赚钱,就做了很多非诉的案件,当时的工厂改制、股份制改造,我参与了很多。

   来了北京以后,可能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刑辨律师。实际上我在非诉讼方面,我在贵州是做了很多的,算得上是做非诉的好手。当然你说刑事辩护的话,那是一个律师的看家功夫了。

   就像刚才我跟同学们介绍的一样,因为我们当时在西南政法接受的一套完整的实务训练,所以后来无论做什么,你上手很快。90年代底,2000年左右,生活状态完全有点游戏人生,玩世不恭,整天的生活状态就是吃喝玩赌了。到2000年左右,当时我30岁了,我觉得人生好象不能够这样混,也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2001年我就跑到北大来读书,还希望深化一下自己理论的积淀。

   这两年我琢磨,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法学界大家的话都是政法院校毕业的很多。法学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西南半天下”,为什么呢?当时他有一个传统,在抗战时期,他是国民党时候的中央法政大学,跟一个私立的朝阳大学,当时有一个说法“北朝阳,南东吴”。抗战的时候这些学校就迁到了重庆,这帮法学家在1949年以后,共产党接管重庆以后,他们完整的留了下来。无论是英美法的,还是大陆法的,这一帮法学家的基业留存了下来。到60年代期间砸烂公检法,他们虽然去劳动改造,学校停办,但是他们仍然集中在一起劳动改造。1978年西南政法复校,他们就回到学校里面,就马上开始培养下一代的法学人才。

   现在同学们可能知道法学界的大家,像贺卫方、许章润、王人博、梁治平,都是在这个年代出来的。当时一届招500人,这种训练方式能够让人迅速成长,就是这种偏重于实务的训练,能够让人迅速成长。跟这种综合性大学,当年像北大、人大,他们完全是苏联的那一套,虽然也叫法学院,也叫法律系,实际上就是政治系,讲的多是苏联这一套维辛斯基法学,法学方面的积淀是比较少的,到后来才有一些变化。

   因此,在我看的话,五大政法院校跟当时综合性大学培养的人才,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笑傲江湖》华山派一个叫气宗,一个叫剑宗,不知道同学们看过《笑傲江湖》没有?五大政法院校有点像剑宗,容易速成,综合性大学像北大、人大、吉林大学他们有点像气宗。不知道这个比喻合适不合适,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就是实务的训练容易速成,如果说再加上自己的一种天资或者经验积累,再加上五大政法院校人多势众,在法学界更容易出头。

   社会冲突已经到了很厉害的程度,我真的很担心

   我自己的律师历程,在贵州的时候觉得人生没有方向了,就到北大来念书,又在北大交友不慎,碰上贺卫方、陈瑞华这些人,受到他们一些鼓舞,你现在不是找不到方向吗?你们80年代的大学生,你们是受国家培养,是老百姓养活的,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自己掏钱交学费,我们当时是国家全免学费的,甚至每个月要发39块钱的生活费,30块钱伙食费足够了,9块钱还可以买点香烟抽,当时39块钱是很管钱的。

   受他们的影响,应该要用自己实务的经验,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案件。我在北大读完书以后,04年就把律师档案转到了北京,跟北京的几个同学合伙。曾经还专门开办了一个法律援助的律所,跟全国律协人权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一个所,义派律师事务所,我作了第一届主任。这个所赚钱的都不做,用全部精力来做法律援助案件,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用我们的一些经验做一些社会公益案件,做一些影响性诉讼。

   通过这些案子慢慢之于中国社会,从一个权力高度专制的社会向法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我们认为通过法治进步可能能改良中国社会。

   03年孙志刚事件,这样一个典型案件推动了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的废止。受此案件的影响,我们希望用一些典型性的案件做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通过法律来化解一些社会戾气,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现在这种官民冲突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社会冲突矛盾非常大。底层百姓的不满,同学们可能在学校里面感受不到。就在昨天,昨天发生的案子湖南枪杀法官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已有媒体报道,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司法不公正引发的暴力事件。中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事情对法官具有这么大的仇恨,他动用了枪支。

   07年甘肃还有一个案子,法院年终开总结会议,有一个受了冤案的老百姓,抱着一个炸药包,因为冬天开年度总结会议,他就穿上棉大衣,冲到法院会议室,当场引爆。社会冲突已经到了很重的地步,一般的官员思维,冲突越大,施加管制就越大,要维持稳定,他通常的思路就是暴力镇压,用各种非常手段来维稳。

   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法律人认为是不利于化解社会戾气的。法律最终是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如果说维护稳定,你不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去着手,仅仅用暴力或者各种非常手段来维持的话,这样的稳定只是一个短期的稳定。

   我昨天留意了一下法官被杀后网络上的一些评论,你可以看到满眼戾气,暴力的张扬,大家在歌颂杀手。

   我相信网民还是知识分子,能够上网,能够打字,能够到网络上发言,基本上还算不是特别底层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满网络的评论都是一片欢呼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冲突已经到了很厉害的程度,我真的很担心。我们在寻求做一些法治的改良,能够提高我们人权进步的幅度,我们想通过做一些影响性案件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这种方式我到目前仍然认为是一个消除社会冲突,化解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像高压锅一样,需要得到一些释放。你必须要最终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邓玉娇案件以后,我回到北京,《纽约时报》北京社长他来采访我,我们就谈到了,因为他也是哈佛法学院的一个学生,在美国也做过律师,他有法律背景,于是是他来采访我。我们就深层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美国,任何一个政治事件最终会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庭上得到解决,法庭上的解决毕竟是一个文明的解决方式,不能把任何问题变成一个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几千年的治乱循环都是一个更强的暴力打倒一个暴力,完成一个循环以后,几百年又来一次,又来一次,这个社会是没有进步的,还在原点上打转,没有社会进步。整个社会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暴力活动当中又化为乌有。

法治化的努力可以使得任何一个危险的问题都化为一个法律问题来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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