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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宪章:形式美学之文本调查

——以《美食家》为例

更新时间:2016-06-17 11:23:29
作者: 赵宪章 (进入专栏)  
即“美食家”。),用来称呼朱自治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美食家”一词的来源:它居然是个外来词、“舶来品”,是从外国语中移植过来的!“美食”和“美食家”在“我”(注:小说中的“我”即高小庭,也是小说的叙述者。)的叙述中之所以总是处于被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和被贬抑的地位,个中真委豁然大白:这语词和我们的民族话语不能兼容。也就是说,它是作为汉语的异类侵入进来的,所以就难逃被窥视、被奚落、被嘲弄、被责难的厄运,在《美食家》中就不可能被赋予褒扬的意义。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大为惊讶:已经被现代汉语接受并作为美誉、美称而广为流行的“美食”和“美食家”,在它的发源地《美食家》小说中居然是一个贬义词!?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我们有必要回到小说的叙述者为“美食家”所下的定义——“一个十分好吃的人”。按照这个定义,所谓“美食”,也就是“好吃”(注:“好吃”一词因“好”字的读声不同而意义也不相同:“好”读上声(hǎo),“好吃”表示吃得好,和“坏”相对而言,如“清炒虾仁比白菜炒肉丝好吃”、“那牢饭可不是好吃的”等;“好”读去声(hào),“好吃”表示嗜吃成瘾,是贬义词,如“好吃成性”,“好吃鬼”等。小说《美食家》出现41次“好吃”,只有7次属于前义,其余34次均为后义。由于前义基本上是“好吃鬼”对“吃”的评价,所以也可以说前义隶属于后义,小说叙述者为“美食”所下的定义也就包含“好吃”的上述双重意义。)“食”和“吃”虽然是同义词,但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运用中,却能给人以不相同的感觉:“吃”是俗语,是“食”的通俗表达;“食”则给人一种文绉绉感觉,似乎是“吃”的雅语(书面语)。在《美食家》中,叙说者正是用中国人最习用的“吃”、“好吃”去阐释陌生的“美食”、“美食家”的。这就是小说开篇已经明确交待过的叙述方法:“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美食家”这个“很好听”的名称。因为后者是“雅语”,“外来语”,是中国“通俗的语言”所陌生的语词,需要阐释。

   那么,“吃”及其衍生词“好吃”等在《美食家》中的使用情况怎样呢?“吃”字在《美食家》中出现344次,接近“食”字频次(25次)的14倍。14比1,这就是阐释语词和被阐释语词在小说中的比例关系,就像用14句话去解释一句话那样,可谓“费尽口舌”。

   需要说明的是:“吃”可以独立成词,如“吃罢饭”、“吃喜酒”、“吃头汤面”中的“吃”,就是一个独立语词;另一方面,“吃”也可以和其他字词组合为新词,这是它和“食”不同的地方——“食”字尽管也可以独立成词,但在小说《美食家》中并没有出现,《美食家》中的“食”字都是在它的组合词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再次证实了小说的叙述风格: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即用“通俗话”、“大众话”,“中国话”展开叙说,在雅语和外来语的侵袭中顽强地固守着民族话语的堡垒。

   《美食家》中可以独立成词的“吃”出现207次,其次(137次)均为由“吃”组合而成的衍生词。现将它们的频次列表如下(表2):

     表2 独立成词的“吃”及由“吃”组合而成的衍生词的词频统计

  

   在表2中,小说用来阐释“美食”的词除“好吃”之外,还有“吃喝”、“想吃”、“吃法”、“会吃”、“吃经”、“吃福”、“白吃”、“大吃大喝”、“一吃销魂”等,都是不雅和不美的词;此外,小说用来阐释“美食家”的词有“吃客”、“吃友”、“吃家”、“吃龄”、“吃食癞皮”等,也是不雅和不美的词。总之,这些不雅和不美的词恰恰是汉语中固有的语词。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叙述者看来,汉语中大凡涉及到“吃”,总不会给人以“美”的感觉,即所谓“君子远庖厨”;大凡以“美”命名的“吃”,无非是“开洋荤”,为“好吃”寻找的藉口,与我们的民族传统大相径庭。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说,这小说是发表在广大民众尚有温饱之虞的年代,叙述者为什么对“吃”抱有如此固执的偏见?毫无疑问,这是穷者的自慰和自恋。《美食家》对“美食”和“美食家”的贬斥,即对“吃”之美誉的避讳,正是这种不得(美)食者的自慰和自恋。可以想象,在这种自慰和自恋中,自慰和自恋者说不定已经流出了酸酸的口水——可谓是典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

   显然,小说《美食家》为“食”和“吃”、“美食”和“好吃”所设置的这一对立,实际上就是中外文化的对立,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泄漏出改革开放初期深藏在中国人内心的隐痛:一方面意识到闭关自守的穷途末路,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一方面又惟我为大、惟我独尊,固守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用敌视的目光窥视来自域外的异类。

  

   二、“我”说“他”

   尽管小说以“美食家”冠名,主旨是写“好吃的专家”,但是,“美食”和“美食家”并非小说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美食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是“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既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又是小说的叙说者,“美食家”(他)的全部故事是由“我”来叙说的。也就是说,“我说他”是《美食家》的基本叙说模式。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美食家》12篇的叙说线索。

   第1篇《吃喝小引》:“反好吃”是我们的民族传统。资本家朱自治自幼好吃;他一大早赶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然后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和其他吃客一起回味昨天的美食、讨论今天的计划……

   第2篇《与我有涉》:朱自治进澡堂消化那顿丰盛的午餐。晚餐进酒店需要我为他跑街,搜集小吃给他做下酒莱,我用他赏的零钱给奶奶买肉吃。这屈辱促使我信仰共产主义。

   第3篇《快乐的误会》:我被乱点鸳鸯谱分配到苏州干商业。反霸、镇反、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朱自治的皮,他照样好吃不误,反而发福了,没想到革命对他来说也含有解放的意义。我气不过,便鼓励阿二不给他拉黄包车,致使阿二失业,艰难度日。

   第4篇《鸣鼓而攻》:公私合营时我被派到一个名菜馆当经理,由于看不惯大吃大喝,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营“大众菜”。

   第5篇《化险为夷》:我的改革影响到苏州其他菜馆纷纷仿效,朱自治再也吃不到他的美食了,便借酒浇愁,极力反对,碰壁后便和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混到一起,由同吃而同居,而结婚。

   第6篇《人之于味》:菜馆的改革遭到越来越多人的不满,1957年“鸣放”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经过老战友的一番教育,我对自己的“改革”有所怀疑。

   第7篇《南瓜之类》:我正想改变经营“大众菜”的时候,反右开始了,接着是大跃进和困难年。阿二接济我一年南瓜,我可怜朱自治登门求救,也分给了他一份充饥。

   第8篇《殊途同归》:“文革”中,我成了“走资派”,朱自治成了“吸血鬼”,一起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第9篇《士别三日》:我被下放到苏北农村九年后又回到苏州,官复原职。“文革”后的旅游热带动了饮食业,我招贤纳士,聘请退休老厨师杨中宝来店讲课,不料又将朱自治招引出来。

   第10篇《吃客传经》:朱自治也被请来讲课,颇受欢迎,包坤年前后张罗,并决定成立烹饪学会。

   第11篇《口福不浅》:朱自治和孔碧霞为庆祝烹饪学会成立要设家宴,席间提出给朱自治一个“美食家”的名义来我们饭店做技术指导,我很反感,提早离席。

   第12篇《巧克力》:我从朱自治家来到阿二家,这是一个没有应酬和虚伪的欢乐世界。刚满周岁的小外孙不肯吃糖,要吃更好的巧克力,长大后说不定又是一个“美食家”!我恼羞成怒。

   ——这就是经由“我”的话语叙说出来的“美食家”朱自治的故事。在这一话语系统中,朱自治所有的言说和动作,包括他的好吃、会吃、吃经、吃友,以及由“吃”引起的窘态、痴言、丑行和诡谲等等,都不过是我之言说的产物。因此,“我”在《美食家》中实际上承担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也就是说,《美食家)是由“我”(高小庭)叙说“他”(朱自治)的故事,“他”的故事并非“他”的独立言说或表演,而是经由“我”的嘴“说”出来的,是由“我”的话语建构的,我是《美食家》人物和事件的“说书人”。于是,我之“言说”也就建构了作品的全部意义,由此决定了《美食家》必定是一部主题鲜明的单声部小说。(注: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的小说不一定全是“单声部”,前者只是后者的重要条件;但是,《美食家》毫无疑问是单声部的,因为“我”不仅是它的叙述者,而且是它的主人公之一;更重要的是,整部小说的人物、情节和倾向始终没有离开“我”的牵制。)

   《美食家》的主题,显然和中国社会政治的主题同构,中国社会政治的风云决定了“美食家”的人生变迁:解放前,朱自治“吃”得逍遥得意——解放后,朱自治“吃”得磕磕绊绊——困难年,朱自治食不果腹——“文革”中,朱自治沦为阶下囚——“文革”后,朱自治荣升烹饪学会主席,名声大噪,成了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也就是说,决定《美食家》主要人物命运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背后的社会政治;朱自治的人生变迁说到底是其无可选择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他本人不过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玩偶和艺术克隆。这一写作模式,不仅建构了《美食家》的文本结构,也是陆文夫其他小说的惯常路数;(注:无论是《小巷深处》、《小贩世家》等短篇小说,还是他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人之窝》等,将人物命运和社会政治变迁同构,或者说用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勾勒小说的人物脸谱和故事情节,当是陆文夫文学创作的基本套路。)进一步说,这一模式也是陆文夫这一代作家们所惯用的写技,很有代表性。

   《美食家》的这一主题,即通过“我”的话语建构,应合与回应中国社会政治的需要,显然能够为小说获取社会政治方面的声誉资本。而其应合与回应的强度,也就决定了小说获得这种资本多寡的程度。《美食家》在整个叙说过程中频频凸显“我”的存在,从而使“我”(而不是“美食”和“美食家”)成为小说的第一高频词,便是写作者强化其应合与回应社会政治,以便获得更多声誉资本的主要表现。请看下面的统计数字:

   “我”在《美食家》中总计出现910次。小说文本总计约44600字,也就是说,每约49个字就出现一个“我”字;小说文本共分1766句(注:《美食家》使用句号1205次,使用感叹号561次,二者合计1766次,此即文本的句数。),也就是说,不到两句(约1.9句),就出现一个“我”字!其频次之高着实令人震惊,这充分说明叙说者在整个叙说过程中是如何顽强地凸显自我:“我说”、“我说”、“我说”……可以想见,即使在“我”之外尚有其他言说,也会在这一个接一个的“我说”声浪中被淹没、被消弭、被忽略。

   显然,在“我说他”这一话语系统中,“我”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制着“他”的言说和行为。表现上看来,作品中的人物纷纷登场,好不热闹;而实际上,被说者都是不在场的言说者,确切地说,被说者是不在言说现场的言说者,他们的言说和行动全是由“我”说出来的。由于被说者的不在场,当然也就失去了任何独立行动和自我辩解的空间。“我”于是占有了整个故事发生和发展的绝对控制权,成了操纵“美食家”思想和行为的上帝。这种话语霸权就是被巴赫金称之为“独白型(单声部)”小说的叙述模式。(注: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0页,白春仁、顾亚玲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单声部”原译“单旋律”,又译“主调”,译为“单声部”比较准确。)

   那么,在《美食家》中,叙说者“我”叙说的价值倾向是什么呢?首先,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美食家”和“我”,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前者“好吃”成癖,后者死板教条,即由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叙说一个“好吃”成 、后又成为著名“吃家”的人。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美食家》所要肯定的是什么呢?显然是勤俭节约和思想开放的德性。这一德性的化身,显然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人物,而是写作者本身,小说文本背后的写作者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文本背后的写作者作为德性的化身,就在于他从人民大众最为关心的“吃饭问题”入手,揭示了“吃饭之难”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力量。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分析《美食家》所使用的词类就可见一斑:

   据统计,《美食家》的基本语词共235个。就语词的意义分类来说,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吃”和“政治”两类语词。“吃”类语词,即和“吃”相关的语词,如上文所列“美食”、“好吃”等等,计43个,约占基本语词的18%,并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是政治类语词,即和社会政治相关的语词,达76个,诸如旧世界,旧社会、新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共产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抗日战争、解放区、蒋管区、无产阶级、战士、同志、工农兵、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地主、走资派、公私合营、镇反,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改造、改革等等,约占基本语词的32%,接近前者的两倍。上述两类语词合计约占全部语词(235个)的50%。

   这一统计数据说明,写作者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吃”的,或者说《美食家》所设置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我”和“他”的冲突),就事物的本质来说,是“政治”和“吃饭”的冲突。前者属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后者表征普通社会民众的需要。

   这也许就是写作者高明之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文革”)刚结束不久,他就能以清醒的头脑沉着冷对此前的历史,将包括“文革”在内的整个新中国的历史看作是“吃饭”和“政治”相对峙的历史。就这一意义而言,写作者赋予“吃”以多么沉重和严肃的政治内涵,绝非我们现在笑谈“美食”和“美食家”这样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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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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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桂林)2004年03期第5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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