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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庆:回归“民族志”与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更新时间:2016-06-17 10:23:02
作者: 陶庆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灵魂”是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两者构成了共时性与历时性有机统一的“科学民族志”雏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是后续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及其民族志的萌芽形态,是文化人类学的先期探索与重要组成部分。既不宜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限定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使之失去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内涵与主要特征;也不宜将其禁锢在“进化论”等历史人类学的旧有框架下,使之失去融入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地位与发展机遇。随着文化人类学范式不断演进和民族志书写文本不断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一方面需要在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下进一步融合,以巩固与优化科学民族志的范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雏形也需要与时俱进,把民族志探索“部分的真理”的历史使命与“写文化”的多元民主政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性与人类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

   关 键 词:实践民族志/历史民族志/科学民族志/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化人类学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学学界,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马克思晚年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摘录的一系列人类学著作手稿(以下简称《人类学笔记》),二是恩格斯于1884年完成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因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还不是成形的历史民族志,而《起源》则是在执行马克思《人类学笔记》遗著基础上的成果。概括地说,《人类学笔记》与《起源》可以看作是马恩合著的具有历史人类学价值的历史民族志作品或者“哲学人类学”巨著。但是,恩格斯早在1845年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史上的一个开创性成果,它完全是恩格斯年轻时期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完成的“革命实践”①,即具有民族志实践价值的辉煌著作;它与马氏②(Malinowski,1884~1942)于1922年完成的文化人类学第一部“现实民族志”③《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学术上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学术关联性,因为马氏1929年提出了“改变土著的人类学”这样的说法,并明确标榜自己的研究属于“实践人类学”;④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于恩格斯的《状况》所表现出的实践民族志这一人类学重要特征,没有在学术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它似乎被《人类学笔记》和《起源》所蕴含的历史民族志,以及马氏《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蕴含的实践民族志等两道耀眼的人类学光芒所遮蔽掩盖了。

  

一、渐行渐远:文化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马克思在第一卷《资本论》出版后,他转而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类学研究,摘录了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尔等古典人类学学者的人类学著作——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几乎都受到了达尔文历史进化论的理论熏陶,形成了以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为主干内容、多达三万多页(据说每页相当于2.2印刷页)的历史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对于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以来关注和积累的结果。在文化人类学形成之前的19世纪后期,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都与古典人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思想渊源联系。以“哲学人类学”为代表的关于人性的理论,在黑格尔的大本营柏林大学特别是在法律系,人类学被作为逻辑判断和法规的入门课程;马克思在大学时代曾接受过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规范训练,受过康德、黑格尔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以“人本学”(Anthropo ontology)等概念改造过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范畴;因此可以概括地说,马克思最初接触的人类学是一种旧式的理论人类学,它集中于自知——主观精神。⑤但是,马克思本人对于人类学的兴趣并没有由此直接延伸到人类学民族志——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形成之前仍一直处于一分为二的分离状态,因此,在马克思整个一生中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的人类学志趣,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于民族志有过明确的关注——人类学与民族志的合二为一的历史任务仍由其身后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来完成,因此这并不妨碍在学术上发掘与总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对马克思晚年所作的大量人类学摘录手稿进行了整理,并编译、加工和注释了马克思摘录的这些人类学文献,以《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为名于1972年由荷兰阿森市范•戈库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迅即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轰动效应。该书两年后再版,并以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多种译本在全世界出版发行。紧接其后,劳伦斯•克拉德于1975年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源:在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发展和批判》著作中摘要发表了他以前没有收录的马克思有关柯瓦列夫斯基人类学读书笔记,使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得到进一步完善完整。至此,马克思晚年有关人类学研究的志趣与成就一览无余地跃然纸上,成为其理论创制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角度加以分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命题,并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四个理论来源。⑥毫无疑问,《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及其他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著述迥然有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根据《人类学笔记》,劳伦斯•克拉德不仅论证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验证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人类学笔记》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具体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下,除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主题之外,其人类学思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学术话题。重新认识与考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从学术上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深远的划时代意义。

   然而,当进化论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衰落后,以此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也逐渐失去了主流话语权,即使后来演化出来的新进化论——多线历史进化论补充了原先理论的不足,它仍然失去了强劲的学术生命力。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内部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认同它属于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以马克思自己的话仅400多处,其中不少处仅几个字,最长的也不过300字左右等为由,单方面强调它仍属于哲学人类学范畴——即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学者提出了“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误读”的观点,反对将马克思关于“人类学的本体论”(anthropological ontology)或者“人本学”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混为一谈,坚持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起源》都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⑦特别是北美的激进的“辩证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gy),它拘泥于马克思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无视马克思中后期的重要发展,而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同于“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⑧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就不太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一说。他指出,如果“哲学人类学”是指人类特性的某个超历史的特征,那么马克思就没有人类学;而如果把人类学理解为对有关人的本质、有关什么是人的问题的回答,那么就存在着一种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的人类学,因为这完全是历史本身的抽象。⑨如果剥离意识形态的纷争,完全从学术角度来分析,我们无疑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特别是恩格斯的《起源》属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而所谓“历史民族志”,则旨在于:“使用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当地口述历史资料,描写和分析某个特定且可识别地点的民族一段过往的岁月。民族志可以是一般性的、涵盖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或者,它也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特定的题目,如社会生态、政治活动或宗教。这种民族志最后带领人类学家远离民族志的现在、自给自足的‘群落’和稳定的‘传统’这类根基久固但粗糙的设计和假设。”⑩

   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期以来迅猛发展,其突出的学术特征就是田野调查、民族志与理论三位一体,其中民族志起着主干的支撑性作用;而以过去时代进化论为背景、模糊了民族志学术化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就难以登上文化人类学的学术殿堂,因此在文化人类学领域里长达近一百年时间里并没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应有的学科领域与学术地位。其结果,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中外学者对文化人类学的关键内容即民族志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内涵、作用与特征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学术重视与学术发掘;致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重要理论思想,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都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学术地位。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科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灵魂”是共时性(synchronic)的实践民族志与历时性(diachronic)的历史民族志,及其两者有机统一的“科学民族志”雏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是后续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及其成熟形态“科学民族志”的萌芽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氏所开创的文化人类学的先期探索与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客观公正地尊重与恢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但文化人类学却片面地把以实践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隔离在“进化论”的狭隘空间,使之脱离了文化人类学的主流场域,受到了不公正的学术待遇。鉴于此,既不宜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画地为牢地圈定在“哲学”领域,使之失去了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特征;也不能片面地把它禁锢在“进化论”的旧有框架之下,使之失去了融入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机遇。当务之急,学术界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源头来发掘与恢复民族志的学术传统。

  

二、正本清源:实践民族志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19世纪中期,但最初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彼此分离的。除了摩尔根曾深入实地调查易洛魁人外,其他绝大多数如泰勒、弗雷泽这样“手扶椅式”、“书房式”和“阳台式”的早期人类学家都是借助于别人先期收集到的二手资料,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对于人类历史进行逻辑推测,特别典型的就是进化论影响下的一大批人类学者。直到19世纪末以来,哈登、里弗斯(Riverce)、塞里格曼等一批新型的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对于土著部落开展田野实地考察,但这些人类学家也是借助当地翻译和西方白人帮助,来造访许多土著部落,根据所绘分布图来判断有待调查的问题。(11)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是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特别是博厄斯开始的,他们对易洛魁人和印第安部落进行了田野调查,但仍处于事无巨细的收集资料阶段。当时的人类学家显然感到了这种“二传手”式录入文字和缺乏科学系统性的收集资料的古典人类学无法保证田野调查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如里弗斯就明确提出学界需要改变这种旧式做法,提出转而进行“深度田野工作”,致力于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400~500人的社区中至少参与观察1年以上,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并呼吁人类学者用当地人语言来开展实证调查,而不能任凭个人的一般印象来写作。(12)

以上这种情况直到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时期才得到根本性变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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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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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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