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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飞: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小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

——以浦镇H企业为例

更新时间:2016-06-17 10:18:26
作者: 李英飞  

   转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16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小企业对社会性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通过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微观层面中小企业的超常发展问题,本文以浦镇的H企业个案来解释中国的中小企业如何借助社会性资源来解决发展条件的不足和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通过该解释,试图弥补经济增长理论因忽视社会性因素而造成的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解释的不足。

   关 键 词:中国经济增长/中小企业/社会性资源/关系

  

一、引言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79~2012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达到了9.8%,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后者年均只有2.8%,中国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跃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a)。林毅夫(2014a:26~27)认为,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比2010年翻一番,以2012年1261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那么中国还将成为二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在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GNI)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越来越大的背景下①,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不仅应验了林毅夫等人(1994:2~3)于1994年提出的“中国的奇迹”的讲法,而且“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b)。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是继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和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一经济高速增长的著名案例。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还不限于此。与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和全球经济的积极作用相比,考察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制,对于有志于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推进既有经济增长的解释,都显得极为重要。其意义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初始条件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数据上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按照现价美元计算,1978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5美元,远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数573美元②;不仅如此,从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条件预设来看,无论是从市场制度配备方面,还是从资本积累等角度,中国都不具备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条件。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与经济增长成果之间的巨大落差,才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如何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就是要讨论“穷国”能否追赶上“富国”的问题。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追上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就需要有比经济相对发达国家或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Barro & Sala-i-Martin,2004),但关键在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是如何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的。要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要解释经济增长理论中,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初始条件与发展成果之间存在的巨大“悖论”,即中国是如何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条件的。

   显然,从这一点来看,既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是难以直接解释这一经济增长现象的。主流经济学解释框架之所以难以直接从初始条件推导出如此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必定是忽视了某种极为重要的变量。本文认为,正是此变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弥补了初始条件的不足,并给予了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量。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便是围绕该变量展开的。通过对该变量的考察,本文还试图揭示该变量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具体过程,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解释。

  

二、为什么要以企业(行动者)为分析视角?

   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不仅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而且也引发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解释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三条分析脉络:第一条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建立在对其批评基础上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脉络;第二条是建立在对前一分析脉络批评基础上的,认为市场会失灵,政府应当扮演核心作用,该脉络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最后一条是从制度和治理层面展开的,比如财税制度、县际竞争等,在这条脉络中,仍以经济学家为主流。当然,这三条脉络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为了展示经济学既有解释变量有哪些,以及这些变量又分别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哪些部分,本文接下来将从经济学解释变量中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制度层面,对既有的解释做一个简要回顾。限于论题,仅以呈现分析变量和所能解释的内容为要。

   首先来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条解释脉络。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即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Solow,1956;Swan,1956)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本欠缺,充足的劳动力是可以弥补资本不足的。比如,当资本稀缺时,在产业发展的选择上,是可以用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发展经济的。在此脉络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蔡昉的观点③。蔡昉(2004)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人口红利”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趋同的条件。在蔡昉(2010)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存在一个“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年龄结构。受限于该分析思路的变量,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时,要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来再造“人口红利”。

   蔡昉从人口因素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在30多年来借助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获得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优势,但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内在地决定了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要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仅依赖于资本和人口因素是不够的。经济学的普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即当技术进步是由经济系统自身产生时,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这就促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索洛(Solow,1957)早已发现用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12.5%的产出。可以说,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是为了解释“索洛残余”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扩展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资本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把推进经济增长的知识或技术因素引入解释模型当中。

   比如,卢克斯(Lucas,1988)把舒尔茨(Schultz,1963)和贝克(Becker,1964)提出的“人力资本”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中,以此来强调人力资本对收益递增的作用④;以及罗默(Romer,1986)认为,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增加边际收益的作用,且新的知识或技术是由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前瞻性的行动者用物质资本投资获得的产品;诸如阿罗(Arrow,1962)所提的“干中学”⑤(learning by doing);以及政府强调在知识方面的激励政策和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问题的研究(Nadri,1993;朱斌、李路路,2014),都被纳入了经济增长的解释之中。事实上,沿此思路,强调人力资本或诸如“干中学”等因素来推展中国经济增长解释,也不在少数。在人力资本方面,焦斌龙(2000)和李路路(1996)都做过解释上的推进。然而,问题是,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做了重要推进,但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从初始条件,还是从资源禀赋来看,这些新增的分析要素或变量,并不能直接解释何以中国能够获得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从解释上看,需要进一步寻找要素背后促使经济增长的根源。

   正是看到这一点,林毅夫等人提出了与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创造经济增长条件不同的解释。林毅夫(2014a,2014b)认为,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转型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基于“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改革的失败经验表明,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来发展经济存在着严重缺陷,转而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简单地说,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中国政府基于资本相对稀缺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而选择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⑥。基于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林毅夫实际上把原本依赖市场调节的产业选择和技术进步转变成了政府选择和技术引进,从而提升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然而,林毅夫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忽视市场机制的做法,受到了秉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军(2002,2013:344)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可以归之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制定和实施的工业化战略和产业选择的结果,但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则应归于“自下而上”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地方政府作为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作用,所以,张军又回到了资本积累的立场。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张军说明了反映经济增长的中国资本形成的速度显著加快,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这一转变表明,尽管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仍然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这两项同时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分析地方政府对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作用时,张军(2013)还表示,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因为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求,由此把经济增长的讨论进一步引到了对财税制度和地方治理等问题的讨论。如果说,蔡昉和林毅夫等人分别从人口因素和政府的推动作用层面,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即中国政府借助后发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获得快速增长机会和动力;那么张军的解释则从政府如何推动工业化和市场化,进一步把主流经济学中强调市场机制的解释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的显著特征结合在了一起,如高柏(2006)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极为大胆地引进市场力量”,这在某种层面上,解释了地方政府推行的“招商引资”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积极推进了私有化改革(张军,2013)。也就是说,私有化改革,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制度激励方面发生了转变。后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财政分权、分税制改革以及县际竞争等方面的解释,比如,钱颖一和温加斯特(Qian & Weingast,1996,1997)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周飞舟(2006,2012)、孙秀林等人(2013)有关分税制改革前后变化的讨论,张五常(2009)有关县际竞争的讲法,以及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讨论(周黎安,2007)等,这些讨论都对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维度,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所以,对前者私有化改革后经济构成的讨论,即是建立在这些制度背景下来展开的。

可以说,私有化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的机制确实存在张军所说的前后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私有化改革表明,在国有企业改革和集体企业改制之前,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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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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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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