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马丹丹 王晟阳:中国人类学从田野回访中复兴(1984~2003年)

更新时间:2016-06-17 10:15:43
作者: 马丹丹   王晟阳  
中国人类学迫切需要在微观民族志的基础上继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功能学派的学术遗产,又迫切需要超越功能学派,寻找中国人类学的国学和哲学根基。如此之多的历史与当下的学术对话与理论建设任务,使得华语人类学的写作意识与功能学派经典民族志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前者用汉语写作,进入英语学术圈;后者用英语写作,对西方读者输出“中国性”。学术对话关系如此复杂,使得田野回访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境地:在田野回访建构的理论对话关系中,间接地断续地从事文化表征的写作试验,例如文化直觉主义开拓的文学、影视等多种题材,例如民族志作者的身份感知等等,异文化的浪漫主义情调流露于笔端。

  

   五、田野回访的方法论成果:文化直觉主义的商榷

   田野回访在方法论方面的探索以庄孔韶在《银翅》提出的反观法和文化直觉主义最为引人瞩目。换言之,反观法与文化直觉主义也是作者在方法论力图超越《金翼》的着力点。林耀华在《金翼》的小说创作和夹叙夹议的理论思考中,并没有反观法和文化直觉主义的意识,原因在于林耀华思考的是乡村如何与更大的单位联系起来,而乡村向外部世界拓展的动力来自于人的主动实践,表现为社会关系的连接和互动。即使遭受到来自市场波动、意外(翻船、匪患等)带来的打击和风险、战争带来的贸易封锁等影响,社会关系通过修复和调整,依然表现了更大的包容和开拓力量。很有意思的是,弱关系,例如同学关系,会在事态的发展中显露出它的重要性来。[11]59与之相伴随的,类似家族企业的精英的权威和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受过新式教育、担任现代化政府和大学要职的新精英在地方事务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河运改革、组建轮船公司影响地方经济。而黄家,所谓“金翼之家”,经历了分家、家族成员的变动与死亡,在数次匪患和战乱中奇迹般地度过危机、勉强维持下来。林耀华在描述家族企业创业、向外扩张的过程中,竭力探讨的是农民的风水迷信思想与社会结构的理性运作的冲突与反差。作者尝试用社会结构的理性思想来破除风水迷信和宿命论带有的神秘及形而上色彩,相关论述透露出当年林耀华相信社会结构理论对发家和不幸等人事变化带来新的认知及观点,可以改变农民对命运的盲目信仰,“均衡论”透露出无法掩饰的科学的信心:

   或许,风水控制着这些事情,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但是人类生活中有一种弹性是其无法控制的。当生活之网中的某些联结被危机肢解失效时,另一些联结会全力发挥作用。[11]20

   从原著设立的这两点出发,观照《银翅》在方法论的创新:反观法和文化直觉主义,与原著发生了方向的疏离和思想的反差。虽然田野回访的作者宣称:《金翼》流露出文化直觉思维的经常性。(11)原著侧重横向的社会结构的运动和社会关系的开放,田野回访将小传统和大传统的联结关系看作反观法之所以适用的维系:从民间文化反观精英文化和儒学经典的精髓。原著侧重均衡论与风水对于人生厄运、灾变的平行解释,田野回访将文化直觉主义作为反观法更为抽象、更为普遍的存在:文化的意会和会意在当地人与研究者之间,试图表达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联结关系依靠文化直觉主义贯通。用《银翅》作者对文化直觉主义的定义,就是“隐喻之贯通和直觉之呈现有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过程”[12]479。如果说方向和思想的疏离与反差只是田野回访方法论创新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则是文化直觉主义衍生的复杂的解释系统,引发了民族志的“写文化”的争议。

   庄孔韶用多种方法举例说明文化直觉主义的含义,它大致包括5个要点:1)田野的应用场合。作者举例说明的是文化直觉主义在田野中的展现,例如“大跃进”时期的人口隐报,“体现了共同的文化无意识和文化直觉的文化思维丛”。例如渔政会议上,基层干部和县级干部之间就地方承担的义务和税收问题进行了避重就轻又巧妙交锋的交流对峙,表面上协调均衡,实际上又是文化直觉主义的共享。2)援引梁漱溟的“仁的直觉”和牟宗三的“智的直觉”,来说明文化直觉主义为精英和大众共有的实践哲学。3)人伦相对主义的直觉是中国文化直觉产生的基础之一。在《银翅》中,人伦相对主义指的是:从儒家人伦秩序到现代中国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大小组织系统和新人伦关系格局。这个社会推崇这种相对的人伦秩序以求得角色与名分、本分与态度。例如农民的生育观,“两男一女最过瘾”这样的真实欲望并不是人口调查就能问出来的。包括《金翼》描写的庆典与聚会的座次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民俗的人类学意义。“它相对于人伦秩序、隆礼与睦族的传统儒家原理,影响至今。”[11](前言)Ⅳ4)知识精英:古代的士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直觉和先觉对文化复兴产生极大的影响。庄孔韶从儒家的教育濡化自上而下的阶梯中特别抽离出基层知识分子,如循吏和先生,他们对于不识字阶层的生活起到教化和启蒙的作用,而且发挥着儒学在日常生活的功能性价值。5)写作与阅读的逻辑及直觉。庄孔韶认为:作为文化直觉与体悟终极结论之仁字难以找到相应的西文对译,仁、义和礼的含义因为贯通文化直觉,所以只能勉强翻译。这一思路可以联系王铭铭同样面临的翻译的困境:如何翻译“社会”与“礼”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含义。王铭铭的回应是:“这类所谓本土概念,能否成为一种理论的基础,而获得它的世界解释力?”[13]239两个人对待本土概念的指向截然不同。

   张小军对文化直觉主义表示了异议,他说:“我姑且把其称之为时下的‘中国的现象人类学’”。张小军认为,本土的界限不应只是以“国家”、“民族”或者“中国学者”来划分。他提问的是,文化直觉主义究竟是中国研究者进入田野场景中独有的,还是西方学者也具有的?[14]在他的另外一篇评论性文章中,他继续补充自己的观点:笔者曾经提出“本土化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意在指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研究异文化时他们并没有特权,一个了解当地文化的外地人或外国人,并不见得比一个不了解当地文化、却自诩为“本地人”或“中国人”的人更理解当地社会甚至“中国”。[15]通过宣传“本土化面前人人平等”,试图瓦解文化直觉主义在认识论方面建构的屏障或者渗透的本土学者的身份意识,这样,文化直觉主义赋予研究者的权威就被质疑。对于张小军的批评,也有一位读者为文化直觉主义辩护,大意是外国人类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直觉始终无法与“在中国成长并被中国文化训练有素”的中国学者比拟。[16]《银翅》受到解释人类学的影响,而“直觉”就是在深描基础上提出来的方法论。

   无论是现象人类学还是解释人类学,均是批评者尽量揣摩作者所言的文化直觉主义,将其放在人类学的理论脉络中进行二次诠释。而且张小军批评的语气稍微缓和些,用现象的多义性为文化直觉主义的“留白”作注解。作者本人仍旧坚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那里,在田野关系的互动和沟通中呈现出当地人的文化直觉主义,“例如很流行的《陈村》中的访谈对答,你是否发现了农人和市民运用敏锐的场合性文化直觉(依群体特征、访问地点和时间等)?”场景和人伦相对性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以人伦相对性为社会关系基础的社会……在无数社会性场合,隐喻觉解的能力具有必要性。”[2]318场景成为文化直觉主义的灵感来源,表现为受访者根据来访者的身份和用意来选择性地回答某些问题。张小军回应道:“场景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环境,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习得的动态过程。”[15]尽管文化直觉来自于人伦相对性培育的文化和传统,问题在于,经验与概念的解析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沟通无法分割,文化直觉主义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实践中贯通的,研究者本身就是场景的权力关系的一部分。

   《银翅》形成了一种文化表现的新方法实践:接纳多种文学形式来传达人类学者从田野调查获知的理性、体验、体悟以及情感。(12)庄孔韶将文化直觉主义发展为性灵。性灵的提出来自于作者的考量:今日的人类学调研和中国古代文论之间存在某些联系吗?这一考量包含了中国人类学者的“先觉”。中国经验并不是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演练,中国经验本身包含了国学的反观法。明代“公安派”的性灵为文化直觉主义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思考:直觉指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达成的“浑然一体”状态。主客位整体性贯通的意识、体悟、灵感、直觉等均会即时油然而生。从性灵中得到的启示:趣、性灵与真的三角关系成了能够联结整体的环节,(以新的方式)探索整体内相互作用的真正的范畴。[2]362由于进一步在性灵中探索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融为一体的边界的消泯,人伦相对性构建的濡化的社会结构与场景又失去了概念的背景参照价值。

  

   六、结语

   通过对照原著和田野回访的作品,笔者发现,田野回访和原著在民族志的写作方向上发生了较大的疏离和反差。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均透露出超越乡村的理论雄心,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的田野回访中,微观的乡村民族志的趋向略有回升,纵向的历史传统成为叙述的主轴。其原因是田野回访者一方面在积极探索本土学者的文化先觉,另一方面设定的民族志的目标与功能是描述社会变迁,历史自然就进入衡量地方的过去和今天的坐标系。由于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范式在田野回访的民族志书写中正在形成,超越村庄、连接不识字阶级与精英的阶梯通过不同途径的自上而下的概念建立了交流渠道。例如,反观法和文化直觉主义依赖的渠道是教育;朝圣依赖的渠道是宗教;后制度主义的宗族依赖的是节日,超越的概念正在建立起来。这些例证先后印证了村庄与文明的联系对村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逆向书写的方式又在不同程度突破经典民族志的理论范式,微观社会学的民族志传统正在得到理论视野的提升,重新发掘前人的经典民族志包含的超越乡村的文明理论视野,为田野回访树立了难能可贵的起点意识。超越乡村成为共识,但是如何超越经典民族志在1930~1940年的现代化宗旨,建立民族志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目标的回应关系,确立华语人类学的汉语写作的地位和价值,使得田野回访打上了使命和焦虑相互交织的矛盾特性。在使命和焦虑交织的矛盾背后,展现出来一个几代人接近共识但仍旧举步维艰的理论命题,本文把这一理论命题回归到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的重新思考:1)与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修身、格物、致知,推己及人,含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我们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2)社会科学的挑战:怎样为确立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做出贡献?[17]费孝通晚年的思考受到王铭铭等人的重视。(13)田野回访结束之际,参与田野回访的学者对人类学目标和价值达成翻译的共识,换言之,田野回访为翻译事业打下了经验的基石。与费孝通、林耀华这一代人不同的是,庄孔韶和王铭铭等人对文化和象征的回应更加关注“中国性”的定位、文化主义表述的可能。庄孔韶将文化与象征系统归拢于“准-家族组合”凝聚的大家族主义,强调教化,倡导性灵的文化直觉主义。王铭铭将礼仪放置于文化等级主义的帝国的象征系统,描述“天下”世界观在民族国家的陨落。

   田野回访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了“人类学本土化”的浪潮中,汉人社区研究的复苏给中国人类学的复兴输入了新鲜血液。反过来也会发现,中国人类学的认识论或理论基础是田野回访编织的复杂的对话关系始终面临的短板,它无法依靠“今日的人类学调研和中国古代文论之间存在某些联系吗?”抑或是“这类所谓本土概念,能否成为一种理论的基础,而获得它的世界解释力?”等提问方式解决。从这一角度来看,田野回访在开创中国人类学新局面的同时,也略有“先天不足”的理论弱势。田野回访引发的争议,例如:中国经验对于中国研究而言是本体论还是方法论的动力?这些问题还会伴随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而引发新的思考。

  

   注释:

①点面结合的思想与庄孔韶后来衍生的“蝗虫”法和“鼹鼠”法相结合有关联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219.html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