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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钱锺书、杨绛的“异量之美”

更新时间:2016-06-17 00:48:15
作者: 周泽雄  
也未尝不可视为钱锺书一种苦涩的荣耀:能让一群批评者乱拳抓瞎般列举出那么多互不相涉的人物,钱锺书恐是天下独家,这又正好违彼所愿地说明了钱氏学问的浩瀚莫测。钱锺书早年在《谈教训》里写的一段话,几可视为一种诸葛亮式的锦囊,预先替这拨业余剑客备下了:

   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以我对钱、杨二位的阅读揣摸,我疑心这对高冷夫妇,对人性的评价并不积极。具体地说,他们对下层民众不失仁爱(有大量鲜活例子可证),对学界和文坛同仁,不仅深怀戒心,总体基调还以鄙夷为主——我这么说并非在批评什么。

   杨绛在《记钱锺书和〈围城〉》里写过一个趣事: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锺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你不可能“常爱引用”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强调“我们”,则宣示共识的存在。另外,人们挂在嘴上的“地狱”,十有八九指向人间,若无意喻指人类,无论“天堂”还是“地狱”,意义将失去大半。更好玩的是,我分明记得钱锺书对猫的“感谢”不予信任,在《管锥编》里,作者引用了“居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唯猫弃而未去”后,又作了如下发挥:“鼠 恶 不许上天,其理固然,猫之独留,荒唐言中亦蕴博物识性之学。俗谚: 猫认屋,狗认人 ,正道此况。观察畜兽者尝谓猫恋地胜于恋人。”

   按此理解,猫爪“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只是小猫见机行事,不见得有太多“谢”意。钱先生感动过度,怕是由于见多了“不知感激的人”。当然,杨绛若以此反问,钱先生也有一个现成的俏皮答复:“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除非迫于无奈,比如作为代表团成员出访,在1949年以后,我们从未听说钱、杨与朋友在外吃喝酬唱。他们偶尔也外出吃饭,但成员限于“我们仨”,不涉外人。他们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有四居室,当年实不算小,但陈设仅以“我们仨”够用为度,客厅里据说只有两张单人沙发。他们对访客能拒则拒,若实在无法拒绝,访客见此格局,大多也会知趣告退。某香港作者提到昔人王逢原一首“大署其门”的诗,认为也可说明钱锺书的态度和“烦恼”,诗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想到当年钱府的左邻右舍多为国内名头锃亮的达官硕儒,就更能揣知他们的排斥对象。

   “我们仨”的小世界愈封闭愈牢固,对外界的拒斥也就愈彻底。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钱锺书从不外出访友,“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只是到了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假如钱、杨生性木讷,怯于交际,此事尚可理解,实情却正好相反,与杨绛有过交往的,无不推崇她亲切和蔼,乐于助人;有幸见识钱锺书者,也无不对他妙趣横生的谈吐风采交口称誉。余英时先生曾在美国家中设宴招待当年赴美代表团一行,与席者“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他回忆道:“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 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李慎之认为钱锺书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

   友人李大兴先生年轻时与钱锺书比邻,曾跟随他的学者父亲李新造访钱府,他对钱锺书谈吐风采的印象是“光芒万丈”。钱锺书提到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一项自评:“虽离群索居而善于应酬,”他和杨绛正是如此,社交之于钱、杨,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在1949年前寓居上海租界期间,他们倒频频外出访客,晚饭后还经常去傅雷家“夜谈”,自家客厅一度每周向个别挚交(如宋淇)开放。钱锺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宋淇的信里提到“弟已十几年不夜出”,破例只为去听亡友傅雷的公子傅聪的音乐会,可见定力之坚。某美国汉学家见识到钱锺书灵活运用多种语言的惊世口才,猜测钱锺书有“表演欲”。我不敢说他乱猜,但有表演欲者,又不可能大把放弃表演机会。大概,钱氏的“表演欲”本身也是一种“异量之美”,不可按常理度之。

   钱、杨告别世界的方式,也显出某种弃绝和不信任人世的态度。在李慎之看来,钱锺书的葬礼“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简单至极,“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杨绛先生的最后告别,也是这种“不知道能不能叫做仪式”的仪式,即“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钱锺书的骨灰也没有保留,一任殡仪馆处置。这让我们想起《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当别人询问“我们该怎么样儿葬你呢?”苏格拉底说:“随你爱怎么样儿葬就怎么样儿葬。”

   世之所谓高调低调,大多藏有一份利益算计,一般也不难模仿。钱、杨夫妇的处世方式,位于高调与低调之间,颇难猜详,而核心是充满“异量”,抗拒模仿。他们即使助人,也选择干脆痛快,助人后再三避谢,似乎主要不是出于礼节,而是怕烦。钱、杨屡次拒绝书籍再版,对外界说的是小书不值得再版,谦虚之态可掬,骨子里却另有高标,他们对写作持有一个共同标准:“宁恨毋悔!”钱锺书强硬拒绝有可能增加自己学术名望的所有活动,低调中同样嵌着一份高蹈——他八成瞧不起那帮“不三不四”的研究者。将多逾两千万的稿费(实际还不止)直接从出版社转至那个并不署自家名号的“好读书奖学金”基金池里,自己的家连简单装修都没有,同样是别人仿效不了的豪举,但我认定他们内心并未萌生豪情,他们只想在书桌边安安静静地多看会儿书罢了。——坦率地说,个别敏感的知识人,据此迁怒钱、杨的处世方式,是极可理解的,尽管不值得尊重。漠然于群己权界,对“关你何事”的他人私域大生闷气,究属好管闲事。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过:“除了呆瓜之外,没有人不为金钱写作。”钱、杨不是“呆瓜”,他们特具的“异量之美”,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智,耐心求索。或许还得补充一句,笔者只是从“异量之美”角度,尝试指出钱、杨夫妇独标高格的异质美,并无意强调他们(尤指钱锺书)的治学方式及成就高于他人。庸人总是相似的,大师各各不同,各以其“异量之美”嘉惠后人,我们实不必强分高下。

   刊于6月6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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