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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波:权利的内在道德与做错事的权利

更新时间:2016-06-17 00:34:16
作者: 范立波  

   【内容摘要】关于做错事之权利的讨论,涉及概念与证成两个方面。如果将权利理解为对自由和主张权的合取,做错事之权利的概念就会面对不融贯批评。但做错事之权利应被视为一项没有自由的主张权,亦即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沃尔德伦对该权利的辩护,诉诸某种错误的关于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理论,即权利保护选择,而道德指引选择。这一观点忽视了权利也应该提供内在指引。权利的内在道德解释了权利为何既保护选择,又指引选择,更合理地说明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但也在权利内部留下了不可消除的规范性裂缝。做错事之权利就寄生在这一裂缝中。做错事之权利是寄生性权利。承认该权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对权利内在道德的损害。

   【关键词】做错事的权利 不干涉的义务 权利的独立性 个人选择 权利的内在道德

   【注】本文首发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本文已经作者授权转载。

  

   是否存在做错事的权利,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议题。我们经常做道德上错误的事,并且认为有权利这么做。例如,发表哗众取宠的言论,出于妒忌而故意投票给能力平庸的候选人、冷漠地对待街边求助者等。不过,许多权利理论家却提出,“做错事的权利”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其主要理由是,权利具备为行动提供道德辩护的力量;如果做某事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我们在道德上就不应该做这件事,而承认做错事的权利,将导致道德上错误的事又变成道德上许可的。〔[〔〕 例如,迈尔顿抱怨说:“原本任意而反复无常的行为,当作为权利之履行时就变得更具合理性”;威廉 ·戈德温也认为:“没有比主张有做错事的权利这样一个命题更荒谬的了。”转引自[美] J.沃尔德伦:《做错事的权利》,朱万润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 第45-61页。]〕我们将此观点称为“不融贯批评”。

   权利显然无法使错事变得正确。不融贯批评得出这一结论的部分理由,是误解了做错事之权利的性质。因此,在第一部分,笔者将阐明做错事之权利的确切含义,说明其为何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但本文的主要部分,意在发展一种一般权利理论,并将为做错事之权利的辩护,视为一般权利理论的重要部分。第二部分笔者将批判沃尔德伦为辩护该权利而提出的、关于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理论,即权利保护选择,而道德指引选择,并揭示其内在难题。第三部分通过发展拉兹版本的权利利益论,论证了权利具有内在道德,不但保护选择,也指引选择和对选择的保护,同时可以更合理地解释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最后,笔者将结合权利实践的规范结构,说明权利的内在道德会在权利实践内部留下不可消除的规范性裂缝。做错事的权利就寄生在这一规范性裂缝中。对做错事之权利的分析,不仅展示了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也要求两者以合作的方式相互促进。

  

一、不被干涉的权利

   为尽快进入议题,笔者将简要地指出,以下所要讨论的做错事之权利,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不是法律权利或成规性权利。将讨论限定在道德权利,是因为在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上,道德被认为具有终极判断的地位。其它权利只有能够被视为一种道德权利或被道德权利支持时,才能具有规范性力量。例如,法律权利是由法律规范确定。然而,如果法律授予我们做错事的权利,我们就存在做错事的法律权利,且法律权利也是意图作为道德权利发挥作用的。如果法律承认做错事的权利,但道德不支持这一权利,权利人自己或其他人都不会严肃对待这一法律权利。因此,我们更关注的是在反思意义上,是否存在做错事的道德权利。

   将做错事的权利理解为一种道德权利,会面对一项门槛式的批评,即不融贯批评。这一批评预设了对拥有一项权利意味着什么的特殊观点。例如,麦基认为,一项道德权利意味着对自由和一种主张权的合取(conjunction)。〔[〔〕 See John Mackie,“Can There Be a Right-based Moral Theory?”,J. Waldron ed.,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69.]〕也就是说,当P有权利做A时,P可以选择做A,或者说没有被道德要求不做A,且P可以主张他人不得干涉或阻止他做A。正如麦基所言,许多重要的权利都包含了合取的结构。例如,婚姻权、选举权、财产权等,都包含了自由和反对干涉的主张权两个要素。

   不融贯批评实际上预设了合取论。采取合取论的理解,承认P有做错事A的权利,就意味着P同时拥有:(1)做A的自由。(2)反对他人干涉其做A的主张权。这种解释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但是,如果承认命题(1),就必须承认命题(3):P没有被道德要求不做A。反过来说,假如P被道德要求不做A,P就没有做A的自由。因此,麦基认为做错事的权利在概念上会陷入自相矛盾:某个行为本来是不被道德许可的,但是,承认该行为是道德权利的对象,将会导致该行为变成道德上许可的。〔[〔〕 See John Mackie,“Can There Be a Right-based Moral Theory?” in J. Waldron ed.,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68-181.]〕

   一些权利理论家试图根据权利与行动理由的关系,来缓解上述矛盾。他们认为权利与义务的功能不同。义务可以直接给出行动理由。说P负有做A的义务,P就拥有了做A的行动理由,或者说P应该、必须做A。所以,不存在做错事的义务。但权利通常并不直接给出行动理由。在权利与行动理由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可以由权利主体自己决定。〔[〔〕 参见[美] J.沃尔德伦:《做错事的权利》,朱万润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 第45-61页。Also see Ori J. Herstein, “Defending The Right to Do Wrong”, 31 Law and Philosophy 346 (2012); Anderei Marmor, “On the Limits of Right”, 16 (1) Law and Philosophy 3 (1997) .]〕这一说法虽然否定了权利具有要求P应该、必须做A的含义,但暗中预设了权利的合取论,亦即P有选择是否做错事的自由。如果没有这一自由,说权利人有选择的空间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承认P有选择做错事的自由,则仍然无法回应麦基的批评。

   然而,对拥有一项权利的理解不一定要采取合取论。例如,范伯格认为,“拥有一个权利就是拥有一个有效主张”。〔[〔〕 J. Feinberg,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4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57(1970).]〕具体来说,如果P对Q提出某个主张,且Q有义务承认P的主张,P对Q就拥有一项权利。根据这一理解,拥有一项权利,不必“合取”自由和主张权,也可以“单取”主张权。这并非否定合取论,而是想说明拥有一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在非合取论的意义上,做错事的权利可以融贯地被称为一种权利,因为该权利不是对自由和主张权的合取,而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主张权(a claim-right without privilege)。〔[〔〕 这一概念来自乔治。See Robert P. George, Making Men Mor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8–122.]〕也即,权利主体仅拥有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但没有做错事的自由。

   支持非合取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对行为性质的道德评价,与是否应该对某些行为进行干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干涉在实践中并非一个界限清楚的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干涉不只是对某个行动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只是通过说服与论证来影响他人行动,还包括对他人采取行动。而要证成干涉的正当性,不能只考虑行动的对错,还要考虑对他人采取干涉行动的性质或后果。因此,下述情形完全是可能的:根据道德的要求,P不应该做A;但同样根据道德的要求,P有反对他人干涉其做A的主张权。这一表述并没有任何使得P做A在道德上是许可的含义,相反,它承认做A是错误的,但强调P做A错误并不能证成干涉是道德上许可的。

   做错事之权利令人困惑之处,就在于它包括了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1)P没有做A的自由。(2)P拥有反对他人干涉他做A的主张权。而其它权利则承诺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这没有表明做错事之权利在概念上是不融贯的。承认做错事的权利不会导致一个道德错误的行为变为道德许可的行为。当然,正如罗尔斯所说,从逻辑上阐明概念的可能性,只是建立理论一般结构的一种手段,且其价值依赖于它所产生的理论是否健全,因而依赖于对该权利的证成。〔[〔〕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但概念分析也界定了证成的目标:任何对做错事之权利的辩护,都应该说明这两个命题为何可以同时为真。

  

二、权利与选择的重要性

   既然做错事的权利只是“单取”了反对干涉的主张权,对该权利的辩护就需要说明反对干涉的理由。沃尔德伦在其颇有影响的论文中,明确主张做错事的权利是反对干涉的主张权,并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辩护思路,认为该权利可以通过在相应范围内的选择对于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得到辩护。沃尔德伦认为,“存在特定类型的选择、特定领域内的关键决定,对个人的整全性(integrity)与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有特殊的重要性。”而这一事实也被权利理论所普遍关注。沃尔德伦写道:

   “在权利理论所关注的广泛行为领域内,个人选择被视为对个人人格操守十分关键。某种程度上,在这些领域内做出决定也就是决定一个人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 [美] J.沃尔德伦:《做错事的权利》,朱万润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 第45-61页。本文所涉及的沃尔德伦之观点,皆来自此文。译文部分有改动。]〕

   沃尔德伦认为,如果将做错事排除在权利对象之外,将会导致选择失去重要性。沃尔德伦将选项区分为三类:道德所要求的(morally called for)、道德所批评的和与道德无关的。基于这一区分,其指出,如果我们赞成麦基的观点,将权利对象限制在道德许可的范围内,也就是将权利限制在道德所要求的和与道德无关的对象。然而,由于道德要求的选项之份量总是会胜过与道德无关的选项,我们只能选择道德要求的选项。在这种情形下,说一个人有权利做正确的事,不过是说他没有权利做任何其他事而已。这会导致选择及备选项等观念失去意义。我们可以将此观点称为“选择不可能论题”。

如果我们修改麦基的方案,将权利对象限制在与道德无关的对象,并且担保其不会被道德要求的行动所取代,但仍然将错误选择排除,情况会如何呢?沃尔德伦认为结果会更糟糕。因为实现这一方案存在两种选项。其一是先确定什么是道德所要求的,再将其它对象交由权利处理。但如此一来,留给权利保护的就只有“人类生活中平庸与琐细的部分”,例如,是从下巴还是脸颊开始刮胡子、选择草莓味还是香蕉味冰激凌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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